在中国，那些信奉鬼神的因素，早在巫术朝着祭祀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了。但在西方，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这些因素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对英雄式神灵的信奉，以及对平民化救世主的崇拜，最终导致了它们过早的消亡。当然，即便是在中国，那些对大地进行原始崇拜时所举行的具有典型性的狂欢仪式，无论是狂放的古代战舞、狂躁的乐曲，还是在性问题方面的放荡不羁以及其他放纵自我的方式，最终都消失不见了，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它们遭到了中国武士贵族政体和儒家文人贵族政体的清除。不过，只有一样被保留了下来，那就是礼仪行为。看起来，它好像具有一定的“神圣礼仪”的性质。不过，在礼仪行为上却看不到任何的放纵。
在这里，天神同样是胜利者。为了证明这一点，中国的哲学家们引用了《史记》（司马迁所著）第47卷《孔子世家》中的内容：由于雨水从山上来，所以统治世界的是山川之神。不过，上天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他所扮演角色的不是率领军队的武将之神，而是维护秩序的天神。这是宗教信仰的一个转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虽然由于其他因素，导致这种信仰在印度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但它仍旧保持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在中国，礼仪是为制服妖魔而制定出的人为法则，历法则是依照民族生存基础的农业制定出的自然法则，两者都牢固不可动摇。具有统一性的“道”，便是宗教信仰、礼仪和历法三者有机结合后的产物。与此同时，无穷尽和永恒在三者融合后，被提升到了宗教信仰中最高的地位。所以，就目前来说，永恒的存在取代了超越凡尘的造物主，成为了人们最高和最终的感觉。这种存在不仅是永恒的、稳定不变的，而且具有非人性化的特征。它超越了神灵，是永恒秩序超越时间的体现。
对于世间的凡人来说，非人性化的上天不会同自己进行直接的“对话”。上天只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途径给予指示，并启发人们。除了地面上的统治，即自然以及宇宙秩序中的传统部分所形成的固定秩序，还有人们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上天启示人们时会运用的方式。而且，后一种启示人们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简单地说，上天满意和地面统治秩序稳定，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老百姓生活得很好。同样，上天旨意与地面统治的和谐状态一旦遭到了巫术的干扰和破坏，就会通过所有不好的事情体现出来。这种宇宙的和谐观带有乐观、顺应天意的意味，是中国对宇宙的根本观点。它来源于对鬼神最原始的信仰，是经过了层层蜕变才最终形成的。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信仰最初阶段所表现出的内容几乎都是相同的。在中国，信仰最初是一种二元论。也就是说，“神灵”与“魔鬼”，即善良的、对人有益的神灵与邪恶的、对人产生危害的神灵同时存在。而且，无论是在宇宙范围内、自然界，还是在人间的行为和环境中都有所表现。这种观点甚至被用于解释人类“魂魄”的构成问题。依照二元论的内容，来源于上天的神灵之气与地面以下的魔鬼之气，两者混合后便生成了“魂魄”。在人类死亡后，两者会自然分开。这一说法与某种假设相符合。这种假设广泛流行于世界范围内，它认为在宇宙中存在着许多充满灵魂和生机的力量。
于是，“善”的神灵体现了阳的原理，代表着上天和男性，相对的，“恶”的神灵则体现了阴的原理，代表着地面和女性。阴阳结合的过程中，便产生了世界。这种观点作为共同的教义，被奉行于各种哲学派别之中。而且，阴阳两种原理会像永恒存在的天与地那样永远存在。不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一种现象，即乐观主义在支持纯粹、彻底的二元论的同时，又起到了削弱的作用。因为，为人们带来福气的卡里斯马和代表吉祥的神灵被看做是同一种事物。尽管卡里斯马的体现者是巫师和英勇的战士，吉祥之神则来源于阳的原理，代表着上天。显然，巫师和英勇的战士拥有力量，能够制伏魔鬼。上天处于最高的地位，统治着整个宇宙和社会，并体现了最极致的善。凡尘俗世必定会在神灵施展能力的时候，为其提供自身的支持。
所以，对于上天所维护的秩序来说，制伏魔鬼是使其正确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这是由于魔鬼不产生祸害的原因是未得到上天的准许。强而有力是神灵和魔鬼都拥有的本质。不过，无论是任何一位神灵，或是同神灵一样强悍的精灵，或是被视为神灵的英雄，都无法做到“无所不能”或是“无所不知”。
儒教在处世方面的哲理既冷静又清楚。所以，当虔诚者遭遇不幸的时候，儒教的教徒们会依照这种处世哲理作出“上天的意志变化无常”（源自《孟于·离娄上》中的“天命靡常”）这样客观公正的判断。
虽然就普通人而言，所有具有超人本质者都是无法超越的。不过，他既无法与非人性化的最高上天相比，也远不及受天神庇佑的国家大祭司，即帝国的统治者。所以，针对超人共同体的祭祀对象究竟由谁充当这个问题，上述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上天和卡里斯马的体现者能充当这一角色。同时，两者对超人共同体的命运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对具体某个人的命运来说，某种精灵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种精灵是非常具体，并受到了巫术的影响。
人与神灵交往的时候，基础是完全对等交换，也就是说，想祈求什么样的福泽，便对神灵采用相对的礼仪、仪式和祭品。假如，人们所供奉的一切都被神灵所接受，而神灵却没有回报，不对自己的信徒实施庇佑，那么这个神灵就会被人们抛弃。毕竟，具有被崇拜资格的神灵必定经受过考验，而且拥有真正强大的力量。
实际上，这样的交换并非很少发生，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尤其是那些被帝国皇帝认可的神灵。它们虽然通过了考验，接受崇拜，并被皇帝授予封号和头衔。但是，只要皇帝需要，也会随时把它们撤换掉。要知道，正当合法的神灵只有一位，它不仅通过了考验，而且具有卡里斯马的特性。对于出现的灾害，虽然皇帝必须对此负责。不过，某位神灵说出了不准确的预言，或是依照它的指示而进行的行动却没有成功，那么，这位神灵必定会因此而失去信誉。
公元1455年，即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六年，泰山的神灵就遭到了一位帝王的公开指责。于是，对这类神灵的祭祀，以及相应的祭品被全面禁止。在司马迁对始皇帝所作的传记中，也有对这一现象的记录。在书中，作为统一帝国的建立者，以及伟大帝王中的“理性主义者”，始皇帝为了惩罚一位山的神灵，下令砍光整座山上的草木。惩罚的缘由是这位倔犟执拗的山神阻止始皇帝进入山中。
皇帝的卡里斯马和大祭司地位
就皇帝来而言，必须依照卡里斯马的原则和标准，对一切与自己相关的事情进行处理。所有统治结构的设想便是以这种政治现实为起点展开的。包括皇帝在内，也必须以自身所体现的卡里斯马品质作为证据，以此证实自己成为帝王是上天的旨意。这一点与卡里斯马统治最原始的基础相符合。而且，世袭的卡里斯马会对这种统治起到调节的作用。
不管存在于什么地方，卡里斯马都是指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写作maga或mana。充满魔力的力量，英雄所创造的功绩是体现卡里斯马的主要方面。对于新教徒来说，确认自己获得卡里斯马的途径只有一个，即通过神秘刻苦修行中的考验。获得卡里斯马的另一种说法就叫做得到“新灵魂”。
但是，这种卡里斯马的品质并非可以永久拥有。也就是说，精灵和神明随时可能“抛弃”信奉自己的巫师和英雄。假如一个人想保证自己拥有的卡里斯马品质，那么就必须持续地创造奇迹或是功绩，为证明卡里斯马的存在提供证据。最起码，巫师和英勇的战士必须证明自己拥有卡里斯马，不让太过明显的失败降临到自身和自己追随者的头上。最初，英雄所具有的超凡力量，狭义上对自然现象的掌控、高超的医术以及其他非同寻常的技艺，被视为同类，认为它们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奉行武力的君主身上体现着军事上的卡里斯马。掌握气象学的术士身上则体现着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卡里斯马。如此一来，能否同时掌握这两种卡里斯马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对于文化的发展来说，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假如是肯定的答案，便是皇帝教皇主义。这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最初，中国的君主权力在发展的时候，作为基础的究竟是哪种卡里斯马呢？
就像前文所描述的那样，参与中国的基本命运，并起到重要决定作用的似乎是对水利的整治。当然，依照我们的观点，这种基本的命运太过久远，完全可以归为史前时期。不过，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从具有神秘色彩的卡里斯马中催生出了皇权。这样的皇权是世俗和精神权威的集合体。只是，两者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是精神权威。
除了战争的胜利，或是避免战场上的惨败，证明皇帝具有卡里斯马的证据很多。其中，适宜的自然气象、良好的收成以及国家的稳定则是最主要的证据。不过，为了具有帝王所体现出的卡里斯马品质，在礼仪倡导者和哲学家的运作下，中国的皇帝先被礼仪化，进而又被伦理化了。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皇帝一举一动都源自于古代经典书籍中的礼仪和伦理。所以，大祭司是中国皇帝的首要角色。这种称谓只不过是被赋予了伦理的意义。事实上，这一角色就是古代宗教信仰中祈求降雨的巫师 。“上天”通过伦理变得理性化后，充当着一种永久秩序的守护者。因此，君主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行为决定了他自身所具有的卡里斯马。
近代的君主受到神灵的庇佑，在统治期间享受轻松安逸的生活。而且，即使犯了错，他们也会打着自己是统治者的旗号，声称自身行为的负责对象只有上帝。事实上，他们不会承担丝毫的责任。相较之下，中国的君主则是另一种君主，他是过去真正由卡里斯马统治时期的君主。卡里斯马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而且神灵也会对他施以祝福和庇佑。
所以，据上所述，中国的皇帝要想证明自己具有卡里斯马，为自己“上天的儿子”这个身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君主之位是由上天赐予的。那么，他就必须对自己的子民施以恩惠，创造富足安定的生活。如果做不到，就表明他不具有卡里斯马。假如碰到洪水泛滥或是遭遇干旱，奉上祭品后仍没有降雨的情况，于是，依照与此相关的明确内容，皇帝是否具有卡里斯马品质就会遭到质疑。通常情况下，皇帝此时会针对当时的情形，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公开检讨和忏悔。而且，这样的事情一直持续到了近代。
封建时期的诸侯也曾写过公开的罪己诏。在编年体的史书中就保留有这些公开的检讨书。这样的习惯没有中断，一直存在。根据记载，公元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二年）的时候，就再现了这一习俗。当时，皇帝的自我检讨书公开后不久，便出现了降雨 。假如进行了公开的忏悔和检讨后，仍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那么，皇帝就要作让出皇位的准备。也许，在远古时期可能还要把自己作为祭品进献给神灵。对于这种情况，相关的官员（御史）会根据自己的职责告诫并斥责皇帝。在这一点上，皇帝与普通的官员之间并没有区别。此外，一个皇帝，特别是他违背了经久未变的社会秩序——这种古老而又牢固的秩序是和睦协调宇宙中的一部分，它也是一种非人性化的规范，并凌驾于所有神圣之上。
例如，对祖宗尽孝是神圣的，必须遵从神圣基本法则，而皇帝却对此作出了更改。如此一来，根据某些具有一定重要性的理论，便可以得出结论：皇帝已经被魔鬼控制，失去了自身的卡里斯马。由于他不再是公职人员，只是一个普通人。因此，他可以被人们杀死。当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处死他。有权利这样做的是那些掌权的人，那些高级官员们（这与加尔文教中，具有抵抗权的等级相似）。所以，即便是维护国家社会秩序的官员阶层，也被认为具有了一定的卡里斯马品质。与此同时，基于某种意义，任何官员都可以被免去职务。这一点与君王没有差别，而且被认为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此外，卡里斯马同样是能否成为官员的先决条件。具体来说，一旦有任何社会的动荡，或是气象的非正常现象在官员的辖区内出现，那么就意味着神灵抛弃了他们。官员必须立刻辞职，根本不会细究出现异常情况的具体原因。
早在我们还处于史前某个时期的时候，官员阶层就已经是在发展阶段了。在流传下来的《周礼》中，记录着古老的周王朝所实行的秩序。这种秩序既神圣又带有传说的性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正在由原始的父系家长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