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报》上刊登过一则有关河流泛滥的奏折，更能说明中国人相互担当责任的特色。1888年的夏天，直隶省遭遇洪灾，永定河的河水猛涨，流速之快，足够推动水车的运转。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虽然有很多官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但是他们既便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抗洪，也只是徒劳。他们无助的样子，就好像暴风雨中四处逃跑的蚂蚁一样。然而，即使他们如此努力却没有效果，李鸿章仍然会要求他们跳入河中抗洪。如果不照做，他就会把自己和这些官员一起上报朝廷，让朝廷给予他们相应的处罚。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好几次，每次官员们都会上呈一份这样的请罪奏章。而皇帝也总是命令有关部门将其记录备案。几年前，在修复黄河的一段堤坝时，当地的巡抚没有下令将黄河水引入古道，因此自巡抚以下的官员都遭到了降级或者流放。
即使是皇帝，如果没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也同样要遭受惩罚。皇帝经常发布诏书，向他的子民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过失与不足，即使是洪水、饥荒、暴乱这样的天灾人祸，皇帝也会认为是自己的失责所造成的，因此他要独自承担这些责任，并乞求上天的原谅和宽恕。他要对上苍的恩赐负责，就像他所提拔的官员要对他负责一样。如果皇帝失去了帝位，就代表他同时也失去了“天意”，而上天会将皇位再交付给另外一个有能力统治国家的人。
与西方思想相抵触的是：中国人的共担责任还表现在一人犯罪、诛灭九族上。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近日，在土耳其率领回民造反的首领阿古柏，就遭到了满门抄斩的厄运。然而，这种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起义当中。1873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盗取皇帝陵墓的中国人，全家四代人，从年过九旬的老人到几个月大的婴儿，统统受到株连被处死。在这起案件中，除了罪犯一个人，其余枉死的都是非常无辜的。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现象，被看作是中国各项制度得以长久保持的原因之一。这种制度就像一幅脚镣一样，束缚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它完全违背了公正的原则，让那些既没有参与，也完全不知情的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受到了处罚。正因如此，各级官员为了不让自己遭遇厄运，而故意使出一些弄虚作假的手段。当他们面临那种无法控制的局面，自己又将遭受到处罚的时候，官员们会隐瞒事实的真相来保护自己。
政府部门会经常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此时，公正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如实汇报了这些罪行，那么这个人反而会遭到非常严厉而又缺乏公正的惩罚。正是因为滥用职权，使得中国法律混乱不堪。
每一个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官僚体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弊端，那就是官员们的俸禄并不能维持他们的正常生活。除此之外，官员们的俸禄经常会被拖欠，即使他们能够按时领到俸禄，同时还要交纳很多的罚金，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交纳罚金会失去所有的俸禄。面对这种情况，官员们不得不压榨和受贿于他人，否则他们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念，是非常不符合公正原则的，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事实证明了，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它的长处。
在西方，证据是最有效的判定一个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的标准。当一个人的罪行被证明之后，他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不会平白无故的将罪行强加于他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辆载满旅客的汽车压断了一座桥，当人们对此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车辆并没有超载，而桥梁也不是豆腐渣工程，因此就无法给任何一个人定罪；当一座高楼突然倒塌压死了很多人之后，尽管我们会去指责建筑师，但是当他表示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其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一辆装甲车翻倒，或者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因为准备不够充分、不够及时而导致失败的话，人们也只会指责整个体制，而不会指责某一个人。
在社会公正这方面，中国的确落后于我们。但是，从中国共担责任方面上看，我们的确应该学习他们古老的经验。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更加严格地遵守自己的职责和责任，从而使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
对于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而言，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对他们也是相当重要的。家里的男仆，必须掌管着所有的物品，哪怕是一把勺子、一支叉子，一件古玩；而管家，则管理着你的一切，除了他没有任何人能够欺骗你；那些买办官僚虽然掌握大权，但是他们对每一件财物，每一个苦力都要负责。只要同中国人打交道，我们就会遇见这样的人。
中国客栈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尤其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他们更是千方百计的算计他们。然而，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客栈的老板为了把一只空的沙丁鱼罐头还给外国人，足足追了半英里路，原来他以为这只罐头是非常贵重的外国物品。在他看来这就是自己的责任，如果换作美国旅馆的老板，遇到这种情况，他只会冷冰冰地通知旅客：“在本店丢失的一切物品，均不负责。”
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向人们推荐了某个人，那么他就必须对这个人的品质、行为以及债务负责，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社会义务。外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忽视这一点的。一个中国工头，不论身在何处、处于什么位置，他都必须对每一个下属的辞职和就任负责。这一原则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有着特殊的影响。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外国人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个事实，并且对此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在银行工作的首席买办，因为“男仆”的疏忽大意，让一只蚊子飞进了银行经理的蚊帐里，于是他便狠狠地训斥了男仆。当中国人发现，某位外国人对自己的下属不负责任，不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就会做出很多让人非常不高兴的事情。
中国人最让人赞叹与敬佩的品质之一就是他们非常尊守法律。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弄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本性，还是社会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这种品质。但是，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无论从他们的天性，还是接受的教育情况看，他们都是一个遵守法律的民族。
我们在谈到中华民族具有忍耐精神的时候，就已经涉及到他们的这一特点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忍耐精神与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精神息息相关。在中国，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者儿童都有责任为他人负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即使他远走高飞了，他的家人也必须为他承担责任。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虽然这不能使一个人改邪归正，但是足以防止他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中国人对法律是非常尊重的，并且是绝对服从的，尤其是那些文人，对法律更是恐惧到了极点。他们很害怕与当官的人打交道，甚至不敢进入官邸。一旦这些文人被召进官府上堂作证，他们就会浑身发抖，连话都不会说。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文人，当他被请去作证的时候，因为害怕，紧张得像患了癫痫一样浑身发抖。在他回家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中国人对待法律，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与共和体制最为盛行的地方所表现出的积极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似乎历来由追求共和体制的人们所创造，而我们对这种精神也非常向往。学院法律、市政法令、国家法规，都曾遭到抵制，追求个性自由似乎是当前最大的需求，而不是最大的危险。对于中国人执行各种社会事务的方法来说，最大的抵抗是阻止、揭发自己本应承担责任的不诚实行为，并且把这种纵容看作是公开的或者私下的不成文的规定。
但是，对于基督教国家而言，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目不识丁的人，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把国家的法律视为无用之物，好像法律对他们是毫无作用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还认为，遵守法律远远不能与违抗法律相比，他们的尊严正是来源于他们对法律的无视。
在西方国家，法律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得到实施。似有似无的法律反而遭到了人们的轻视，而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来为此辩解。并且近三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犯罪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对此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呢？西方人总是把生命看得非常的神圣，而现在这种神圣感正在逐渐消退，我们又将如何解释呢？人们对此做出的武断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比美国更安全的城市——北京比纽约安全很多。我们相信，在中国旅游也比在外国旅游更安全。必须记住，从整体上说，中国人与美国移民一样天真，抱有偏见，并且他们最容易信任别人，喜欢聚众闹事。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骚乱并不是经常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威胁到外国人的生命。
中国人认为，上苍的意愿受到了人类行为和精神的影响。例如中国的孝心——割自己的肉给父母治病，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对此，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但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事例也应该唤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十八个省份的地理状况与面积，同美国落基山以东地区非常相似。美国的气候变化无常，就像玛乔里·弗莱明在面对乘法口诀表时所说的那样“令人难以忍受”。霍桑曾经这样评论新英格兰的天气：“没有气候，只有各种天气的标本”。如果将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气候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天气作一个对比，你将会发现，与地理学家对美国气候的判断一样，中国也有“严冬酷暑”，因为在北京所处的纬度上，一年的温差大约在100华氏度，这种气温差足以令人们饱受痛苦和折磨。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气温变化却表现得非常平稳，并不像我们国家那样毫无规律，让人无法预测。中国历史上说：天、地、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和谐的。我们并不清楚，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是否都可以证明史书上所说的这些。但是，在我们所熟悉、了解的很多地方，它的确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有关天气的信息，例如，在立春的那一刻春天也就翩然而至了。
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注意到，“立秋”到来的时候，天气也就逐渐转凉，不再像夏天那样炎热了。在西方国家，霜冻总会不期而至，而且一年十二个月里它都会毫无预兆地出现。但是在中国，“霜降”总是出现在一个大致固定的时期。
有一年，霜降的日期碰巧是10月23日。之前的那几天，我们没有感受到一点霜降的预兆，直到当天早晨，地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之后几天也都如此。对此，我们连续观察了好几年，发现其准确程度从不提前或者超过三天。
在中国，除了这些非生物的东西出现得很有规律外，就连生物也是这样。连续几年，我们都在注意，在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苍蝇的时候，某个早春便会悄然而至。当我们好奇地翻开中国历书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天正是“惊蛰”。
也许有人已经注意到，只要是讲英语的民族，他们的血管中都流淌着一股不安定的血液，正因如此他们蔑视法律，不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布莱克斯顿说过：“我们健壮的英国祖先认为，人是自由的，但是却只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自由活动，这是多么让人无法忍受的啊！”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勇敢的祖先，使个性自由和天赋人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确立下来。
但是现在，这些权力已经被确立下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多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公众利益的重要性，从而更加维护法律的尊严呢？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多多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