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感受到的诸多不便之中，最让外国人印象深刻的，便是缺乏“卫生设备”。即使是在北京，不论何时，修理下水道的结果只会是越修越坏。人们经常会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究竟哪座城市最脏？作为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在中国住了多久，对于这个问题都无法一下子做出回答。一个居住在北方的外国人去南方旅游，和住在厦门的朋友说起中国的脏乱差的问题时，他认为中国的南方城市要比北方好一些。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走遍了厦门的大街小巷，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厦门这个地方还是很洁净的——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而言。而这位居住在厦门的朋友却谦虚地声称，碰巧刚下过一场大雨，把街道都冲刷干净了！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这位外国旅行者认为福州是中国最脏的城市。当他到宁波游览时，他坚信福州是最脏的城市了。而在他到达天津之后，他更加相信福州是最脏的。最终，他坦诚而又公正地推翻了之前的观点，收回了之前对北京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南方比北方更糟。
在西方人心中，中国设施的种种不便，大都集中在邮政设施、道路状况和货币流通这三方面。当然在中国，私营邮局也是有的，它们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但相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前面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时候，已经谈到过中国的道路状况。在中国的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以致于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并且，路的两端都设有关卡，有士兵驻扎看守，上午只允许朝一个方向行驶，下午则朝另一个方向！
由于中国人的服装——尤其是鞋子，以及道路状况给人们带来的诸多不便，所以只要遇上坏天气，人们就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我们会把下雨天连回家躲雨都不懂的人称为傻瓜，而在中国，我们则要说那些连下雨天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的人是傻瓜。
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遇雨即止”。在中国人眼中，不论什么事情，都要等雨停了再说。在“遇雨即止”面前，即使再紧急的公务也不会有例外。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中国，有一个坚固强大的炮台，地位极其重要，不但装备精良，而且士兵们都接受过外国训练。但是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们就全都躲进哨所了，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在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中，如果不是赶上一场大雨，也许死亡的人数还要翻四倍。正是这场及时雨，将那些涌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们困在了路上。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喷出的水柱，在五分钟之内，就足以驱散那些中国暴徒。因为中国人极端讨厌冷水，就像他们从汉朝以来就讨厌猫一样。而那些橡胶弹与水柱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因为射出去的多是没有力量的子弹，而且还会被一些中国人捡拾一空。
关于中国货币的话题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中国货币市场之混乱，以及由货币引发的许多怪现象，足以令任何一个西方人发疯。在前面谈到中国人漠视精确的问题时，我们提到过一些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在中国，一百个铜钱不代表一百钱，一千个铜钱也不代表一千钱，具体代表多少钱，只能凭以往经验来确定。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一个铜钱可以当两个用，二十个铜钱就当四十个用。所以，如果有人得知自己会得到五百钱的时候，他就知道能拿到的就只有二百五十个铜钱。商贩们经常会因为钱的事情发生争吵，这是由于在进行货币交易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小钱或者假钱混入。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货币的贬值。
为了减少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弊害，地方官员们不时地颁布文告，以打击这种掺假行为。而这样做，又给地方官员中的贪官污吏们创造了机会，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加重对本地钱庄征收赋税，给当地的商业造成不良影响。这样又进一步导致了货币流通困难，物价上涨。资源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可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回收来的是坏钱，而物价却也并没有回落。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好钱都慢慢地被换成了坏钱。市场上，货币的状况每况愈下。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区，人们去市场都要带两套钱币，一套普通的，真假钱币掺杂在一起，另一套则全都是假钱。对于有些商品，就只付假钱，而对于另外一些商品，或者是特殊交易，就要相应地加倍支付钱币。
中国的钱币很不干净，常常会把手弄脏。用来穿五百或一千钱的绳子也不结实，一旦断了，就要重新点钱，再重新将钱穿起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虽然没有统一的重量，但中国的铜钱都是很笨重的，其重量大都在八磅以上，相当于一墨西哥元的铜钱那么重。中国人腰带上都吊着一个小袋子，里面能装几百个铜钱。如果一次要用超过几吊的钱，那么就不得不考虑运输的问题了。银锭在交易过程中损失总是很大，用银子交易的人，不管是买还是卖，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欺骗。如果使用钱庄的汇票，那麻烦也不少。因为汇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么不被承认，要么就会被大打折扣，而当人们最终拿着这张汇票回到钱庄时，又有可能在兑付多少现钱的问题上与钱庄发生一场争斗。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中国人竟然能够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做买卖。而据我观察，中国人对此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有外国人才会叫苦连天。
路过中国的村庄时，经常可以看到四蹄伸展，躺倒在地上的驴子。一根结实的绳子从驴脖子上绕过，绑在一个木桩上。但是，由于绳子太短，驴子就要调整自己身体的角度去适应，驴头呈四十五度角被吊着，似乎随时都有脱臼的危险。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它为什么不挣扎，反而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呢？我想，没有一头西方的驴子会那样做的。
显然，中华民族总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这样有什么不舒服，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对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们在碰到种种不方便时，都会耐心地加以承受，努力让自己去适应环境。
有些自以为熟悉中国国情和民情的外国人，时常会断言说中国尚处在未开化的阶段。实际上，这是在对文明和舒适毫无认识的前提下，所作出的肤浅而错误的判断。为了认清中国的现状，我们必须认真反思西方国家所经历的种种变革，因为这是进行公正比较的前提条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是未开化的，但是，相对于现在来说，那个时代的英国肯定也是让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
现在去讨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之中，致使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显然是多余的。不过最近这五十年里，在舒适和方便的标准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则更将令人惊叹。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里，他们那种粗野的生活方式，也许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怀疑，即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继续下去。
时代在变，我们也随之改变。与此相反，在中国，时代似乎从未发生过变化，而人们也没有随之改变过。因此，中国在确定舒适与方便方面的标准上，与几个世纪前是毫无差别的。只有当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这些标准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希望这些标准，会朝着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方向发展，这不仅仅是一种希望，更是一种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