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孙是逊顺）。”又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我中国现今，只是“言孙”的人多，而“危行”的人少。至于，能学宁武子的官僚，简直没有。不过是如孔子所说“邦有道，杀。邦无道，杀”的人。他们多是在平安的时候，不能行正道，处乱亡的日子，也不能守大节。
中国的事，全坏于一些要人包而不办。现在国民所希望的，就在他们能施行办而不包。包而不办，必致因循误事。办而不包，才能手到功成。
我以为，我中国民穷财尽，外患丛生，还不足忧虑。所可忧可虑的，是一些高居要津的要人中，少有能肩负国家大政的人。纵有一二仿佛能励精图治的要人，要负起责任来，又必有一些要人，因嫉妒之念，制造谣言而在暗中拆台。
英国大儒赫胥黎说：“国家之最不幸，不在贤者居下位而无由升，而在不肖者居上位而无由降。”这话正是中国现在的写照。在这人民还没有罢免权的时候，欲免去这种不幸，唯在政府能当机立断，对一切不肖之辈，不分亲疏，实行罢免，以解人民的痛苦，而救国家的危亡。
中国的要人中，有许多是可要可不要的。有许多是要不得的。更有许多是万不可要的。
报载，北平市政府议定，所属各机关职员，此后须穿长袍马褂。详细定章，我虽不得而知，我实在觉得是一件提倡国货的好消息。凡事若能先由官吏做起，百姓自必愿步后尘。
在我中国，严办小盗的人，多是逼迫良民为盗的大盗。重惩赌徒的人，多是导引良民赌博的赌魁。严办烟犯的人，多是诱惑良民贩烟的烟土大王。
小婆子，在需要的时候装病，或能得老爷的爱怜。要人，在国难当前的日子，托病辞职，只能招国民恨恶。
下级人员的正邪好坏，全是上级人员养成的。你若喜欢纳谏，他们就能进忠言。你若喜欢恭维，他们就能献谀词。总而言之，你若好谈嫖赌经，他们绝不敢向你说忠烈传。
常人不讲信用绝交不着良友。官吏不讲信用绝遇不着良民。
为所欲为，不是真正的自由。为所当为，才是真正的自由。
国家最要的职务，是限制国民的野蛮自由。我国之所以国弱民贫不得安静，全是因政府软弱，不能限制少数有势力者的野蛮自由。
前几年冬天，平津提倡清洁运动，仿佛是一件惊人的大事。其实，也不过是几个身穿貂皮大髦的要人，由汽车里走出来，扛起一把扫帚，随着参加的民众出一出风头。结果，官府多开一种报销，使卖扫帚的多得一点微利，与国与民没有一点的益处。风头出完，街巷之中纵然成了粪坑尿池，那些要人也不肯再加注意。因为出一次风头之后，公事算交代了。
中国的文官，自古以来多是巧于营私，拙于奉公。中国的武将，近几年来多是勇于对内，怯于抗外。
做官如同上梯子，须要步步踏稳，才能避免跌落的危险。不可仅知向上爬，要知高处不是可以久恋之地。愈向高里升，固然愈得拍马屁的人喝彩助威。可是明白的旁观者，未免就要讥你，只知进而不知退。正在扬扬得意的时候，或者就是噩运临头的日子。
人一做了官，地位立刻超出平民之上。如同在群众中一个身长体大的人，他的身躯愈高，愈为群众所注意。他的美丑肥瘦，一举一动，愈不容易瞒过了群众的眼目。所以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做的官愈高，招的羞耻愈大。
无权无势的平民庸庸碌碌，一生仅以吃、喝、传种三件事为目的。所以生而无闻，死而无名，与一切兽的一生相差不多。留好名或留坏名全不容易，唯独做了官，就有了流芳百代或遗臭万年的资格。
做官的，若目光远大见解超俗，以公正的心办公共的事，就能流芳百代。若目光浅小见解卑污，以偏私的心办公共的事，就必遗臭万年。
近二十几年中，中国死去的要人，十个之中有九个半以上是遗臭万年的。不过因他们或余威尚在，或子孙未绝，国民还不敢为他们“铸铁像”就是了。他们若死而有知，也当在九泉之下愧悔痛哭。因为他们当初执掌大权之日，若稍一转变，未必不可流芳百世。
求治的善法，诛杀千个盗匪，不如罢免一个贪官。
得人民的爱助者，虽弱必兴。失人民的爱助者，虽强必亡。我国历史中，这种先例极多。入民国以来，这种例子，更特别地显著。
一国之兴隆，是少数要人的功勋，小民不能分功。一国的衰亡，也是少数要人的过失，小民不能担过。国有亡于内乱的，然而内乱，也是少数的要人逼起来的。国有亡于外寇的，然而外寇，也是少数的要人招进来的。无论国兴国亡，小民没有兴亡的责任可负。
一国之中，少数的要人，若存公心，国就可兴，多数的小民，也就随着享安乐。少数的要人，若怀私意，国就必亡，多数的小民，也就随着受痛苦。
天下唯中国的百姓最老实、最怕官、最容易治。当权的人若不能治中国，天下再没有可治的国了。
中国的百姓，并不求参与政治，并不求官吏保护。只要官吏对他们不敲骨吸髓，他们就心满意足，歌功颂德。
有人说：“在已往的二十余年中，我国的政客军阀，只能在‘中华舞台’上演唱‘双天师’。他们互相排挤，彼此攻讦。究竟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小百姓，实在无法区别。”我说：“真天师能降妖捉怪，假天师也能唤雨呼风，他们哪能比得上。他们不过是瞎唱‘五花洞’而已。纵然证出谁是真武大郎，谁是真潘金莲，又有什么价值？”
我极愿做官，朋友问我愿做官的理由，我说：“在中国千行百业之中，唯做官最容易。并且愈大愈好做。文的，我不敢做书记、传达。武的，我不敢做连长、排长。至于主席、司令，我敢立刻走马上任。因为官愈大，愈用不着学问。”
在满清将亡的时候，有不会写“军”字的陆军部尚书。在袁政府的时代，有认不清自己大名的督军。假若他们是书记或秘书，不但掌不了大权，发不了大财，简直保不着饭碗。
近一二年来，连连发现贪污大案。案中的要犯，或远逃国外，或匿避租界。当局若果肯拿办他们，他们怎能安然出国，焉得稳居租界？纵然他们托庇于洋人宇下，既不是政治犯，又为何不肯交涉引渡？若能赶紧将他们明正典刑，非但可以制止贪污，且可以使小民消解愤怨，也可以使外国人少说闲话。因亲属关系，容留一二奸贪，固然是人情之常，但是若为全国设想，为自己的声名打算，则万不可稍存姑息。
刘邦所以受人民的欢迎，是因他能先除苛法。朱元璋所以得人民的悦服，是因他能先诛贪官。
苛税不除，民生无望。贪吏不诛，国命不保。
定国不在奖善，只在去恶。因为去恶，就是奖善。对善者，要听其自然。对恶者，须痛加诛戮。
我中国的政治，所以屡改屡革，永未上了轨道，只是因为掌权的人，对“公私”二字分别不清。其实，事关个人或少数的人，就是私。事关国政或多数的人，就是公。
掌权的人，对私字上用心，不过养成一群胁肩谄笑的小人。对公字上注意，才能助成一些光明正大的君子。日与君子相亲，必定公心日长，私心日退。公则人心归服，私则民心离散。
宋朝名将曲端，为泾原都统的日子，他的叔叔为他部下的将官。因为打了败仗，曲端就不顾叔侄的关系，立刻将他叔叔在军前正法。并且作了一篇祭文说：“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权者，侄曲端也。尚飨。”他这种办法，既能全公，又不废私，焉能不得全军的敬畏，怎能不受人民的歌颂？
明朝名将戚继光，因为他独生爱子临阵回顾，竟不念父子之情，斩了他的儿子。不怕当了绝户，断了香火。他能不因私害公，所以他才能东平倭寇，北卫边疆。今日掌权的人，多因私废公，不但对亲属力加庇护，甚至因同乡的关系，也能毁法乱纪。何怪东北四省，被岛民白白地拾了去。
外患不足以亡国，内乱不足以亡国，唯国法不能推行必致亡国。并且法律若得推行，国政才能入了轨道。国政入了轨道，自然不能发生内乱。内乱不起，自必不能招起外患。
无论行什么政体，讲什么主义，反正是，法行于上则治，法行于下则乱。我中华前途之兴亡，只看掌权的人，能否除却人情面子，能否因公不顾私。
俗语说“法律本乎人情”。所谓人情者，不是一二要人的私情，是全体国民的公情。以私情行法，必招人心怨愤；以公情行法，必能上下翕服。
长毛的名将陈玉成，守安庆时，对部下临阵退缩的将官，不分亲疏，一律用点天灯之法处治。东王杨秀清，对部下败将，全处以凌迟之刑。他们那等行为，固然是惨无人道，但是太平天国所以能支持十六年原因，未尝不是对大员能行法的效力。以后太平天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姑息顾忌，不敢严惩大员，只能在小民身上用法。
我国扰乱，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操持大权的人，对犯法的文武大员，多讲情面而不忍处治。二是对于犯法的文武大员，多所顾忌而不敢处治。其实若能光明正大认真办理，虽亲友亦不能怨你刻薄。若能将他们的罪状宣布全国，虽大员亦必无法反抗。
若想中国不亡，须振起监察的胆量，施行“闻风即奏”的办法，由该院直接派人暗中侦察。不必另派大员使大员们增加额外的收入。如此，不但可以减少公费，也可免得大员们因吃酒席太多而拉稀便秘。
严办犯法的人，才能保护守法的人。宽纵犯法的人，必致守法的人也因不平之故，起而犯法。
古人说“家庭之间，只可论情，不可论理”，固然是大有阅历的话。然而只可限于一家人，对一家人之间的私事。只要一关涉家庭以外的人，就只可论理，不可论情。家庭是邦国的基础，若为护庇私情，由家庭先将理字破坏了，一国之人，彼此之间，更不能讲理了。
我常见一些未受过教育的夫妇，因孩子在外招生是非，反因舐犊之念，向被害者大打大骂而惹大祸。全是起于只顾私情，不顾公理所致。假若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只论曲直不加偏袒，不但不致惯坏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免得招人的愤恨。天下小事大事全是一理。国中若有贪污的官吏，全是因掌大权的人念私情而纵起来的。
用太阳系作比方。太阳与八大星之间的吸力就是情，八大星的轨道，就是理。它们若不能守着一定的轨道走，太阳也就无法施用吸力，宇宙必立时分崩碎裂而化为乌有。人犯了法，就是出了应守的轨道，也就是不循理的举动，是破坏人类的系统，是群众间的败类，所以不可因情牵扯，而将理毁了。
法律是为讲理而设的，是专对不讲理的人而施的。当权的人，若只顾情而不顾法，就是毁法背理，国政不但永远上不了轨道，并且必致民乱国亡。
国际间，保护政治犯，是因为政治犯是对一国的政府叛逆的。并不是在一国的社会之间，因为私欲而杀人放火诈欺劫盗的。一国的政府，时常被一些人霸占而倒行逆施，才引出政治犯来。当权的人为泄私愤，可以施用势力，对反逆者加以惩处而不顾公理。国际间因维持公理起见，才对政治犯力加保护。
我国近二三年来，所发生的邮款、鸦片、盗宝、卖官、舞弊几件大案中的男女罪犯，虽然全顶着委员官吏的头衔，然而与寻常窃盗诈欺的罪犯相等。岂可容他们远居乐土逍遥法外呢？当权者若不将他们赶紧“引渡”过来，他们就要造谣攻击政府，而掩盖他们的私罪，假冒政治犯了。
司马迁论商鞅，说他“刻薄寡恩 ”。其实，若欲使法律推行，绝不可“宽厚多恩”。太子犯法，他还敢认真处治，因太子不能加刑，而惩办太子的师傅。商鞅不知有所顾忌，不肯模糊敷衍，所以才能使秦国盛强。中国现今若有商鞅那么一个不避权贵，不徇私情的人，何致贪污的案子层出不穷呢？
前年我问某侦缉队长说：“你们终日缉捕盗贼，假若他们被释出之后，对你们报仇怎么办？”他说：“我们办的是公事，无所偏袒。不贪赃枉法，盗贼并不同我们结仇。”可见按法而施，公事公办，盗贼还知公理而无人可怨。假若当权者用光明正大的手段，重办几个贪污的官吏，将他们的罪公布全国，也必招不起私仇与私怨来。
据报载，某省当局，枪决三个见匪攻城弃职潜逃的县长。这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因为官吏受人民的供养，有守土之责，理当城存俱存，城亡俱亡。然而细一想，未免要为他们呼冤。因为县长多是文人，没有防守的武力。没有武力，因失城逃走，还须处以死刑，那么身拥数万之众的将官，若因敌进攻，轻弃防地该当何罪？
管子说：“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唐太宗说：“养粮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这两句话，当权的人若顺着走，就能保权位，定国乱。否则，不但害了自己的声名，也要缩短国家的寿命。
操持国中大权，不在乎有什么高明的学识，只在乎能否“除恶”。所谓除恶者，只是“除恶税，除恶法，除恶人，除恶俗，除恶习”。这五恶若不能除，任何好的政策，也不过是谈谈而已。
前几年，在机关任职的要人的自用汽车，没有一辆纳捐的。那么依此推断，在机关服务的小要人的自用人力车，也可以不纳捐了。但是我看他们的车上也有捐票。可见在目下的中国，做得官愈大，享得权也愈多，并且愈对国家有不纳税的义务。何怪人人愿做官而且愿做大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