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般企业家对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大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甚至视之如自己的孩子，悉心呵护，终身厮守，然后传给后代，而后代对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公司，也就自然带上了一层祖先崇拜的色彩。这些做法在犹太商人看来，就显得非常可笑，因为创立公司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只要能赚钱，出售自己的公司也是生意的一种形式。
同样的道理，犹太商人在进行商业操作时，对于所借助的东西，也从来没有什么顾忌，只要是有利于赚钱且不违犯法律，就怎么好用怎么用，完全不必考虑过多。
犹太人认为，在商场上，首要的不在于道德不道德，而在于合法不合法，只要合约是在双方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并且符合有关法规，那么结果即便是再不公正，也只能怪吃亏的一方为什么事先不考虑周全。这样一种信念的确立，为商业化大潮席卷一切领域开启了闸门，从而使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商品的标签，不管是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情感的等，统统丧失了原先神圣的光环，取而代之的，是金钱的颜色——金黄或者铜绿。
犹太民族在生活上的禁忌之多、之严格，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并且这些禁忌历经两千多年而能一以贯之，至今极少改变。但是在另一方面，犹太商人在经营商品时的灵活也是在各民族中不多见的。现代世界的许多原先非商业性的领域，大都是被犹太商人打破禁区而纳入商业范围。
对待政治也是这样，不管你是谁，只要有钱赚，犹太人照样和你做生意。当年，苏联刚刚成立，许多商人把苏联看做洪水猛兽，只有犹太人哈默不受局限，独辟蹊径，结果在苏联发了大财。
成功使哈默信心大增，他想，我为什么不回国一趟，联合机器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企业，与苏联进行更多的贸易呢？他说服的第一个人是亨利·福特。福特汽车早已闻名遐迩，其创始人亨利·福特也是个有名的反苏派。哈默经人介绍与福特见了面，可是这位汽车巨擘开门见山地对他表达了反对意见，福特不否认在苏联市场上销售自己公司的产品可以赚钱，但是，他说：“我绝不运一只螺丝钉给敌人，除非苏联换了政府。”
福特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是哈默并没有气馁，他说：“您要是等苏联换了政府才去那里做生意，岂不是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丢掉一个大市场吗？”哈默把自己在苏联的见闻、经商的经历以及列宁如何对自己开绿灯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福特听，哈默说：“我们是商人，只管做我们的生意，而生意就是生意。”
福特对哈默的话渐渐产生了兴趣，还和哈默共进午餐。餐后，福特又陪哈默去参观自己的机械化农场，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最后，福特终于同意哈默作为自己产品在苏联的独家代理人。哈默从福特这里首先打开了缺口，很快又成了橡胶公司、机床公司、机械公司等许多家企业在苏联的独家代理。
后来，在哈默的斡旋下，福特公司和苏联政府又达成了联合兴办汽车、拖拉机生产工厂的合作协议，福特由此获得了滚滚利润，哈默自然也受益匪浅。
还有一个例子，说的是犹太商人罗恩斯坦，使用自己的美国国籍作为资本，为自己做成了一笔大生意。
斯瓦罗斯基家族是奥地利的一个世家望族，世代相传从事仿钻石饰品的生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地利被盟军占领，法军当局要没收斯瓦罗斯基公司，理由是在大战中，该公司曾接受纳粹德国的订单，为德军生产了望远镜等军用物资。
这时，有个叫罗恩斯坦的美国籍犹太商人正在奥地利，他得知此事，立即赶到斯瓦罗斯基公司，提出他可以去同法军交涉，设法阻止法军没收斯瓦罗斯基公司。他开出的条件是：如果交涉成功，斯瓦罗斯基公司必须把公司产品的销售权交给他，并且在他有生之年，他有权从销售总额中提取10％作为报酬。
罗恩斯坦提出的条件无疑是非常苛刻的，但是他能提供的帮助，却关系着斯瓦罗斯基公司的存亡，斯瓦罗斯基公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罗恩斯坦的条件。
罗恩斯坦与斯瓦罗斯基公司签好了协议，马上赶往法国司令部，郑重申述：“我，罗恩斯坦，是美国公民，我刚与斯瓦罗斯基公司达成协议，从即日起，这个公司已经成为我的公司，因而，斯瓦罗斯基公司现在已属于美国的财产，法军无权对它进行处置。”
此时，面对既成事实，法军无可奈何，只好放弃没收的计划。罗恩斯坦马上设立了斯瓦罗斯基公司的销售代理公司，这家代理公司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销售活动，不过是开开发票而已，以此来确保10％的销售额能成为罗恩斯坦的利润。
国籍也可以被当做商品进行交换，这大概是只有彻底地把“生意就是生意”奉为信条的犹太商人才能想出的主意。在一般人那里，国籍是神圣的，他们会认为，用国籍来做生意，这不是对国籍的亵渎吗？
在别人走投无路之时，要挟别人屈从自己的条件，一般人大概都会把这种做法斥之为乘人之危。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斯瓦罗斯基家族无论在当时的“勉强同意”，还是在事后的按照协议向罗恩斯坦支付的销售额10％的利润从未中断过，这说明他们与罗恩斯坦的这笔交易，对其家族毕竟还是有利的。”而且，罗恩斯坦的做法，也没有明显违犯有关法律，不然的话，斯瓦罗斯基家族也不会毫无反抗地一直忍受着。
从“生意就是生意”这一信条的角度看，“国籍神圣”的观念和“乘人之危”的道德考虑，都是迂腐的多余的自我束缚。当一般人还在种种的道德伦理观念面前犹豫不决、徘徊不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签好的协议拿在手中了。
联邦政府重新修建自由女神像扔下了大堆大堆的废料，为了清除这些废弃的物品，联邦政府不得已向社会招标。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也没人应标，因为在纽约，垃圾处理有严格的规定，稍有不慎就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
犹太人麦考尔正在法国旅行，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终止休假，飞往纽约。看到自由女神像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他当即就与政府部门签下了协议。消息传开后，纽约许多运输公司都在偷偷发笑，他的许多同事也认为废料回收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况且能回收的资源价值也实在有限，这一举动未免有点愚蠢。
当大家都在看他笑话的时候，他已开始工作了，他召集一批工人组织他们对废料进行分类：把废铜熔化，铸成小自由女神像；旧木料加工成女神的底座；废铜、废铝的边角料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甚至从自由女神身上扫下的灰尘都被他包装了起来，卖给了花店。
结果，这些在别人眼里根本没有用处的废铜、边角料、灰尘都以高出它们原来价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卖出，而且居然供不应求。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元。他甚至把一磅铜卖到了3500美元，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1万倍。这个时候，他摇身一变成为了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