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利率的变动对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利率上升，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利率下降，居民则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时，如果消费者减少消费，就会引起市场需求的进一步下降，从而会使经济处于更加凋敝的恶性循环之中，此时就需要适当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
此外，对于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来说，利率变动还会对国际经济发生影响。一方面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当利率上升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因此产品价格也上升，在国际市场上就会失去竞争力，同时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因成本的增加而缩小，这时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量减少，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相反，如果利率下降，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会增加本国的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另一方面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当本国的利率水平高于世界平均利率水平时，由于本国货币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于是外国投资者会将外币兑换为本国货币以套取利息差，因此外币会不断流入国内，表现为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盈余和本币汇率的相对上升；相反，如果本国利率水平下降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国内资金就会外逃，从而表现为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赤字和外币汇率的上升。
虽然利率是由政府来调节的，但反过来利率变动也会影响政府行为。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征税和发行债券。当利率上升时，只有当政府所发行债券的回报率也相应提高时才能销售出去，这就意味着政府发行债券的成本增加了。如果利率太高而政府又不愿意支付高昂的债券利息，那么就只有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制造通货膨胀来提高财政收入了。反之，利率下降时，政府可以增加公债的发行。
此外，利率变动还会影响到金融机构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尤其是对债券和股票来说。如果利率上升，债券和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即流动性较好的资产价值下降了。为了使资产保持较好的流动性，金融机构会减少对企业的贷放，增加购买政府债券。从盈利性的角度看，当利率上升引起证券价格下跌时，人们往往会预期证券价格会回升，此时金融机构如果出售证券并增加给企业的贷款，不仅会影响到资产的安全性，而且可能损失今后证券价格上升时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因此，在利率上升期金融机构会继续持有流动性较好的政府债券，以等待时机获利。这一段牵涉到不少概念，内容相对比较复杂，但之后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和理解。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与微观经济相比，宏观经济的考察对象是全局和总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此来控制社会的总需求，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用于稳定经济，其稳定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税收在经济增长时期的调节作用：当经济增长时，企业盈利较多，人们的工资水平也较高，根据比例所得税政策，税收会随人们的收入增加而自动增加，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企业、个人的税后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就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从而使消费需求的增长自动得以抑制；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各种福利支出在经济衰退时的作用：当经济衰退时，失业救济金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也会随之增加，起到了抵消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的作用，同时社会保险基金出现赤字，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复苏。比如中国目前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并加强比例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就是为了稳定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内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是直接的，像要求企业上缴利润并课税然后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等，都是一种借助于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则是间接地加以调节。
现代经济中，政府的财政行为主要包括以税收为主的收入和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为主的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来调节经济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政府购买——政府通过扩大或者缩小财政开支来扩大或者减少社会总需求，从而达到扩张或紧缩经济的目的。当政府增加购买进而扩大财政支出时，社会需求增加，商品和劳务都有了吸收渠道，从而增加了居民收入。新增收入中的一部分又会转化为投资，进而引发新一轮的需求增加，考虑到乘数效应，国民收入增加值最终将是政府购买数量的若干倍。
第二是政府的税收政策——政府通过提高或者降低所得税税率来刺激或者抑制投资，通过提高或者降低消费税来刺激或者抑制私人的消费需求。政府本身不创造利润，其财产主要来源于税收收入，一旦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既削减税收刺激社会投资又扩大政府购买增加社会需求，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这时政府就要转向货币政策，在资本和货币市场上发行国债和国库券。
此外还有一项内容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将财政收入中的一部分以补贴、抚恤金等的方式发给居民和企业的一种财政手段。转移支付不同于政府购买，一方面它不代表政府对财政收入的直接使用，而是由获得支付者自己去购买消费品和服务，通过私人消费支出的增减间接影响总需求；另一方面转移支付是根据法律规定支付给符合条件的人和企业的，在法律变动之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短期内无法由政府的决策行为来决定。
单有财政政策，政府是无法有力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配合实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中央银行制订货币政策来对社会经济进行间接调节。货币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此需要采用三种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商业银行根据法定准备金率将存款中的一部分用来向中央银行存缴准备金，其余部分用于发放贷款。如果法定准备金率提高了，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存款中可用于贷放的部分减少了，于是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就下降了；相反，如果这一比率下调，就等于扩大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力。因此，法定准备金率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社会上的货币流通数量。
所谓贴现，就是商业票据的持有者凭未到期的票据到银行兑现，由银行扣除从交付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而作为最终贷款者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所持有的票据进行贴现的行为就称为再贴现。如果中央银行将再贴现率下调，则商业银行愿意更多的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兑现，相当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了利息较低的贷款，从而会增加社会流通中的货币；相反，如果再贴现率上升，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贴现的需求就会下降，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减少。在我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利息进行规定，以此来控制货币数量。
在我国，公开市场业务已经在国债等金融市场上得到运用，它是指中央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参与市场交易。比如说，如果中央银行希望通过增加社会货币流通量来刺激经济发展，只要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就可以达到目的。当中央银行从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结构购买财政债券时必须支付支票，这相当于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额增加了，商业银行可以将这笔收入作为存款准备金存放于中央银行，也可以从中央银行获得现金。这样，商业银行可以贷放的货币数量就增加了，通过存款货币的创造，社会中流通的货币数量也就因此而增加。整个过程相当于中央银行以新的储备金的方式为银行系统创造了更多的货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常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这在发行国债的时候体现得最清楚。国家往往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以弥补当年财政收入的不足，“借来”的钱多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刺激需求增长，从而达到充分就业。只要国家借的钱不是浪费掉了，公众就不必担心政府的偿债能力；另一方面，只要国家长久存在下去，就总可以借新债以还旧债，或者以税收等财政手段来逐年偿还，因此不存在一次性偿还债务的压力。
这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反正是钱不够用，与其先借债再通过征税来还，何必不直接征税呢？原因在于增加税收往往对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滞缓作用。税收增加，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直接导致企业发展动力和后劲不足；更进一步，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也会改变，同样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所以从长远利益出发，一个国家通过适当举债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是一条相对稳妥的途径。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债规模是比较低的。美国1994年的国债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9％，比利时、加拿大、瑞典、日本、丹麦等国比美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利时的这一比例曾高达142％。反观我国国债规模，1996年年底的国债仅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3％。
国债市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环节，国债市场不发达，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就会削弱。目前，我国新增国债的发行改变了政府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的状况，转变为直接向公众融资。中央的财政收入增加，宏观控制力度就加强，总体上和从长期看都是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
理性预期与政府政策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市场体系只是处在发育阶段，还远未达到成熟。我们了解到，诸如寻租问题、搭便车现象、公共物品问题等等，都是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解决的，急待制度的约束和规范，而这个责任显然要由政府来承担。
有人在观看足球比赛时曾发感慨说：“两支不守规矩的足球队加上一个无能的裁判，将会上演一场最糟糕的比赛。”经济学家们套用了一下说：“一个混乱的市场加上一个无能的政府，尤其是一个‘乱来’的政府，那才是所有糟糕事情中最糟糕的。”反过来看，这其实是在说政府的作用实在重要。不过政策和制度虽然可以根据美好的愿望来制订，但实施后的效果可就未必如当初所愿了，这时未必是单纯的政府“无能”所致，因为还有一个“理性预期”问题的存在。
“预期”并不是什么新鲜术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预期。比如说你想买一台电脑，但是电脑一直处在降价的状态，你这时就需要决策一下：是马上购买还是等价格再降一降？万一过几天价格又上来了怎么办？在做出决策之前，你显然要对各种可能的变化估计一下，这种估计和推测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预期了。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几种不同的方式。还拿买电脑的例子来说，如果在今天电脑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预期今后的价格水平会一直降下去，那么这就是静态预期；如果消费者预测的不是价格水平，而是价格变化的情况，即根据价格下降的速度来决定消费时机——如果降价速度放慢就提前消费，这就是适应性预期。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静态预期和适应性预期都是不甚明智的，毕竟人们不大可能根据上个月电脑价格下降5％就推断这个月也降价5％，或者根据连续两个月价格下降幅度有限就推断价格将稳定了。事实上，人们会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来形成关于未来走势的预期，这便是理性预期了。
当然，即使是最神通广大的信息专家也不可能对信息掌握得全面而详尽，再理性的预期也要到事后才能检验其准确与否。理性预期的假设其实是指一般来说预期者将会是正确的，对预期的检验不是强调他们总能做到正确，而是强调他们比盲目的猜测更准确一些。
如果大家的理性预期总能做到完全正确，那么政府任何形式的政策干预都将是无效的。因为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在进入之前就已经尽可能了解了以往和现在的市场变化的信息，并把大量信息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进而做出判断，而且既然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就不会轻易改变。这种情况下，政府无论准备采取什么政策措施，人们都能够在政策尚未实施的时候就心中了然，并针对政策采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行动。比如说，政府试图利用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人们就会预期到通货膨胀而抬高价格，结果是追加货币只导致了更高的物价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人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就是预期在起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政府政策的成功往往是在很短的时期内运用出人意料、不可预测的手段来暂时地达到某些政策目标。但是，公众不会长时间的被蒙在鼓里。尽管人们在进行预期时所面对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在进行信息分析的过程中也会犯错误，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出了差错就会马上纠正，即“吃一堑，长一智”。正是公众日渐成熟的对政策的预期水平抵消了政府政策干预的效果。如果公众的预期能力臻于完美的话，那么政府的一切政策都会被人们所发觉而做出相应的反应。就像一句西谚所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