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内容概述：称为“中国大历史”(macro—history)，黄仁宇先生不无得意的讲，乃是他自己的发明。在这本书中，采取了类似于《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方式，以纵横古今的气势，从最初先民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历经孟子与秦始皇，从第一帝国、长期的分裂、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包括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无不娓娓道来。
对于长期革命的分析，是该书的重点内容之一。恰如作者所言，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多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的尺度衡量。
从“长期革命”出发，黄仁宇先生也因势利导，对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出路问题，做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这三者与大陆的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大历史未来发展的最大课题”。
这本书完成于1993年8月，当时香港的基本法草案刚刚通过，作者敏锐地指出，“一个国家在现代经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时，连国家这一观念也可能变更，如400年前荷兰民国诞生时的情形”，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香港的成功，必将成为澳门的样板。至于最为复杂的两岸关系及美国的问题，黄仁宇先生则认为，“如果两岸人民找到了适当的方式趋向统一，美国决不可能节外生枝提出异议，可是美国政府也没有做中介人的义务去提前促成统一。”
地位与影响：这部书与《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互相映衬，各有侧重，即如同讲第一帝国至第三帝国的历史，作者也很注意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做多方面的观察，尽管结论均是为了说明他的大历史观。诚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放宽历史的界限》两书中所提到的，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大历史》一书，他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百年的中国历史(“长期革命”)，才基本表达清楚了。所以说，要想完整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点，以及他对于时政的看法，这本书应该是很好的“敲门砖”。
《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
初版时间：1974年
初版出版社：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推荐版本：阿风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内容概述：全书共有八章，第一章的“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及第二章的“16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是从全局的情况入手，对于16世纪明代的财政状况，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接下来，黄仁宇先生则从田赋的税收结构与管理、盐的专卖、杂色收入和财政管理等五个方面，对于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本书的结论部分，黄仁宇先生归纳了明代财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明代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帝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这些技术水平包括交通运输、信息交流及其他服务性事业，货币和银行规则，会计统计和数据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员的心态)，也就是说，明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后果，尽管期望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能够刺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但事实上却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
具体说来，明代16世纪的财政与税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央集权优先于技术能力。明代的财政管理越来越缺乏条理，它无法解决技术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
二、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朱元璋所设计的制度，本身就使得它的管理能力有限。16世纪的明政府也进行一些不定期改进，但影响有限，包括一条鞭法。
三、衰落与迟滞。黄仁宇先生认为，明代的财政管理，毫无疑问，不如前朝。而明代财政管理的缺乏活力，又产生了许多社会经济影响。
总之，由于大而不变的结构是明代财政制度最主要的特点，而随后的清朝又完全继承了这一做法，使得16世纪明代财政的许多特征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典型特点。
也正因为如此，黄仁宇先生才敢于说，“本书的许多证据，尽管还不完整，但也说明了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诸如在将农业盈余投资于工业生产的困难，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一些事例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他认为，16世纪的财政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不合情理，就认为明代建立的财政制度微不足道，毕竟，“一个制度缺乏积极的因素并不表明其整个影响的丧失”。
地位与影响：在本书中，黄仁宇先生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和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16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于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也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对明代财政政策做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著名学者崔瑞德语)，因而对于进一步推动财政史的细节研究和从事政府政策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依赖的指针。
这是作者出版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黄仁宇先生在国外汉学界的地位，也因此书而确立。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初版时间：1998年
初版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推荐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内容概述：本书分为五章，前四章通过蒋介石日记，分别介绍了蒋介石一生引起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四个时期的情况。第一阶段是从黄埔建军到北伐而清党，这是蒋介石由无名小卒到一跃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主角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中原大战及“围剿”红军时期，这也是他为维护个人地位，力图达到中国从表面到实质统一的时期，其中也穿插了“九一八”事变、淞沪会战及何梅协定等对日事件的处理，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蒋介石的著名理论“攘外必先安内”。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的时期，黄仁宇先生具体分析了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面对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如华北失陷、南京失陷、汪清卫投降等等的心态。而其中，还有他与中共产生磨擦和斗争，包括著名的“皖南事变”，黄仁宇先生分析了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尤其是揭示了它们发生的必然性，其结论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四阶段是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由于罗斯福的扶植而一跃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并由于美国的参战，使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变得极为乐观，但同时，蒋介石与美国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矛盾，蒋介石为何如此行事，其原因何在？在长期抗战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心理有何反复？黄仁宇先生都给出了相当详细的答案。
在本书的第五部分，黄仁宇总体上分析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具体来说，正是由于蒋介石所处历史地位的局限性，使得他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而毛泽东则正好从蒋介石的事业入手，通过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中国社会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地位与影响：作者本意是想为蒋介石作传记，因为“今逢中国在20世纪之长期革命成功之日，我们亟待为当中重要领导人之一蒋介石初步作传，否则很多历史资料无从综合”。不过，由于为蒋介石作传，牵涉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所以黄仁宇先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沉潜于蒋介石日记，对于蒋介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做了高屋建瓴的分析，正是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才真正了解了蒋介石以及毛泽东所作所为的合理性，甚至中国由传统到近代的演变脉络，都得到了清楚的梳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黄仁宇先生在自谦之余也承认，尽管由于资料的限制，纵使写书作传之条件尚不理想，文辞也免不了粗率，“但此项工作已无法拖延”。他还希望日后另有高明，“随着时代之展开将我所写书向前修订(但请勿向后修订)，以期化粗率为精细，更能与时代融洽”。
从此书出发，黄仁宇先生还对中国近现代人物传统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也希望替此一时期其他人物作传之作家同样放宽视野，先着重历史之长期的合理性，次及于褒贬，使中国近代史先具备与现情切实衔接之轮廓，再提到各人对书中人之恩怨爱憎”。其实，这也正是“大历史观”在人物传记中的具体表达。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初版时间：1997年
初版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内容概述：全书共八章，除开第一章的提出问题和第八章的总结，黄仁宇先生在其余的六章中，分别对于威尼斯、荷兰、英国、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美国、日本和德国，以及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的重点任务，就是揭示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学术界长期面临的难题。在书中，黄仁宇先生通过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为资本主义做了以下概括：
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以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而且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还要共同使用，这样商业活动的范围，才能超过每个企业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
黄仁宇先生说，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依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于赖治外法权。总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黄仁宇先生认为，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做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施用“商业的系统”，“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包含了每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而这三个条件的开展，必有赖于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因为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质。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
当然，黄仁宇先生也没有忽略思想的重要性，也说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他说，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则必有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务必透过真人实事，才能算数。
地位与影响：本书是黄仁宇先生世界史观的一个极好体现。黄仁宇先生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将中国置身于世界史的范围内，通过比较研究，明确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另外，由于这本书叙述的每一事例，动辄包括数十年，所以黄仁宇先生也自认为属于“大历史”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