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的意义在于，他的暴动彻底地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调的真相。唐初租庸调制的设计，是假设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其中的各种因素，也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已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如何办理，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就无法再进行统筹。
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9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帝国1/4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1/4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无从核对。
837年，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双方在过帐时，发现有钱40万无法说清楚。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样，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只有依赖宦官。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所以有人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但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是各地驻军的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必然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和黄巢就是因盐业起事，可见政府的专卖食盐政策与人民生计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
从以上各节综合来看，黄巢的变乱，证明国家需要一种新的体制。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都要待五代十国的军政府进行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的正规体制。所以说，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目。
政治与国防重心的东移：五代十国
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黄仁宇：《五代十国》
公元907年，朱温强迫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禅位，自此开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朝代。五代共52年(907—959年)，先后换了八姓十四君。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以后的宋太祖，这期间在历史上被称为“五代十国”(十国指在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的十个割据政权(不包括一些小的割据势力)，即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和北汉。除这五代十国外，边疆地区还有东北的辽(契丹)、西北的高昌、西南的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52年不为过长。由于时间过于短暂，黄仁宇先生提醒我们，应当首先明确一点，五代十国上接李唐下启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300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有完全垮台，并且在这52年中，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的进程中迈进。
五代十国之产生，是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因为一到8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两税制推行，各地区自行斟酌处理财政，其数字无法统计，于是文官组织处理各种事务所遵循的原则，都行不通了，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形就更为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营里降唐的将领。他的目标是重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要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敏迁都洛阳，以靠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904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置，但是到这时，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图已无法隐藏，也无从遏止，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本来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这时候惟一能与朱温对抗的是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此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盘，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统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都定都于开封。十国则系这五代管理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况，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之处，一般是草莽英雄割据的产物。唐朝的268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到一半。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是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太原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于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石敬瑭还认耶律德光为父，每年进奉绢30万匹。传统历史学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的错误。以后中国不知要花多少气力，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
但是，黄仁宇先生指出，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开始用汉人，建造城郭，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907年)称帝，虽说还要待40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与南方的朝廷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而且936年之前，契丹就开始侵略山西北部。所以这种发展，也并不完全是由于石敬瑭的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的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原的机会，作拓土的根据，手腕更为灵活而已。
因此，黄仁宇先生说，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洲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其实，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就是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中国之如此，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倪。
当时各节度使，制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但是经各藩镇的提倡而变成掌管者的亲军。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旦得到扩充，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了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的镇辐射到全道，即使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间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比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
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有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统领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成为一个直接报告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掌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部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人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这一切措施对奠定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学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但黄仁宇先生则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由于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黄仁宇先生还指出，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并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要点
此专题是“第二帝国”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我们着重分析了几个与分裂割据有关的问题：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起义和五代十国。对于这几个专题，要注意它们内在的联系，重点是以“两税法”为线索，进行前后延伸。对于某些问题的评价，也要注意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不要过分纠缠于道德的立场。
概念解释
“神策军”：是唐代后期主要的禁军。本是陇右节度使所属、驻守临洮城西的军队。安史之乱后，它被宦官收编，成为禁军。此后，神策军的地位日重，衣粮赏赐也较其他军队为优，于是戍守长安西、北的其他军队，也都要求隶名神策，导致到德宗时，人数已增至15万人。由于宦官控制了神策军及其他禁军，同时也控制了长安城及整个关中地区，从而造成宦官集团长期专权的局面，它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至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朱温诛杀宦官，神策军同时被解散。
“牛李党争”：唐代中央官僚出身，一是出于门荫，一是出于科举。这两派官员明争暗斗，形成了牛李党争。牛党首领为牛僧孺，李党首领为李德裕。从形式上看，这次党争是历史上士族与庶族斗争的延续。但它们的内耗，对唐朝的灭亡，起了重要作用。
“括户”：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或逃亡人口搜括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又称为括客。这种清查浮客的活动，历代均有。而唐代最大的括户，由宇文融主持，效果也很明显。不过，有唐一代，逃户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思考题
1．如何认识两税法？
2．你认为从安史之乱到北宋统一前，此间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