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地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黄仁宇：《北魏拓跋氏》
关于孝文帝改革的背景，黄仁宇先生在《北魏拓跋氏》一文中做了很好的分析。汉亡之后的300多年中，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这个主体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黄仁宇先生认为，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当然应该对孝文帝改革做一番了解。
465年，魏献文帝即位，尊冯太后为皇太后，由她做决定，诛杀了专权跋扈的丞相乙浑。但献文帝不是皇太后所生。在他掌权后，就杀尽了冯太后的内宠，由此引来矛盾。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禅位于5岁的太子拓跋宏，自己仍过问大政。承明元年，冯太后毒死献文帝，再度临朝听政，并且持续了14年。
由于担心母亲乱政，所以拓跋宏的亲生母及祖母都因“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就只有这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说话能算数了。不过，当时，她也就是30来岁的样子，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不仅为她所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说，他直到23岁时，还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也就是说，她的“生活作风”是相当成问题的。所以，黄仁宇先生也不由得感慨，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活总受訾议。
而在她执政时推行的新法，乃为大臣李冲所建议。李冲建议的实质，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是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这就是有名的“太和诏令”。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484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485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486年则立三长，“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租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只是太后冯氏于公元490年逝世时，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可知这措施的推行，并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力。由于对于均田制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列出专节进行分析，所以这里也就不再重复。
冯太后死后，魏孝文帝开始亲政。他亲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北魏自398年定都平城以后，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城作为都城已不再合适。经济上，平城寒瘠，而且交通运输不便，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常发生困难。军事上，平城地处边境，北受柔然的威胁，经略南方又显得太远。政治上，由于各族人民不断地反抗，北魏统治者被迫与汉人进一步合作。
为此，他们需要消除民族界线，实行汉化政策。但是，在鲜卑贵族集中的旧都平城，推行汉化政策的阻力很大。由于这些原因，孝文帝决心迁都。
493年，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20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下起大雨，道路泥泞，但他假装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他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次年，他回到平城，巡视了北方军镇，然后正式迁都。接着，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改官制。北魏初年，鲜卑官制和汉族官制的称号杂用，相当混乱。迁都后，他任命王肃改定官制，一切以魏晋南朝的官制为准。
禁胡服。鲜卑旧俗是蓄长发，光左边的膀子；妇女则要戴帽，穿夹领小袖短棉袄。从迁都的那年开始，他下令禁穿胡服，一体改从汉人装束。
断北话。原来，鲜单人自然使用本族语言，北魏军队中也是使用鲜卑语。朝廷上则鲜、汉语杂用。孝文帝早就想禁止鲜卑及其他各族语言，以汉语为惟一通用语言。他于迁都第二年六月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在具体实行上，因为30岁以上的人不能一下子改变，就不强求；30岁以下的，在朝廷上必须用汉语讲话。
改姓氏。鲜卑人多是二三字的复姓，如拓跋、独孤、步六孤等。姓氏与汉人不同，标志着民族的差异，影响“胡”、汉间的合作。因此，迁都的第三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丘穆陵氏改姓穆等。“其余所改，不可胜纪”。同时，他还规定随迁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原籍，死后不得还葬代北。
通婚姻。孝文帝的祖母姓冯，后来他的两位皇后也是冯家女，他又以“绝同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体与朝中的汉人显官联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比如“次弟始平王胡，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而他们这些皇弟以前所娶的鲜卑女子，则一律降为妾，地位要明显比汉人之女低一等。
定族姓。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早已形成。孝文改制时，确认了门阀制度(东汉时期，出现了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累世公卿的家族。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种特征的家族，他们在各个方面享有特权。科举制度兴起后，一般平民也能进入仕途，门阀制度遭到沉重打击)，并把它推广到鲜卑贵族中。因是拓跋氏改姓元，是皇族，门望自然最高，紧接着的，则是“勋著当世”的八大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位列鲜卑族姓氏之首，与汉族的大姓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的地位相当；此外，关中大姓也以韦、裴、柳、薛、杨、杜、皇甫等族为首。门阀大姓又以父祖做官等级之高低、多少，分为“膏粱”(三世为三公)、“华腴”(三世为令仆)，甲、乙、丙、丁四姓等许多等级。凡是士族大家，世为清官，不充庶职。这样，“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门阀制度在北魏朝也确立了。
孝文帝的改革，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受到一部分守旧贵族的反对。这些人对于孝文帝提倡的读书表示不满，惟恐孝文帝宠幸汉族人士而疏远“国戚”；他们不愿放弃代北的耕地和牧场，害怕迁都后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影响，因而极力反对迁都。定都洛阳以后，他们不愿携带家财跋涉艰险的旅途，又害怕洛阳暑热，仍然拒不赴洛阳。孝文帝允许部分鲜卑贵族留家代北，冬来夏去，当时人把他们称做“雁臣”。
但是，守旧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太子元恂打算轻骑逃回代北，被废为庶人，后来又因谋反被处死。穆泰、陆放等人联络宗室王公，在平城发动叛乱，鲜卑贵族八姓除于姓以外，都有人参预。孝文帝虽然感到南北纷扰，担心在洛阳立足不稳，但是仍然坚决地把叛乱镇压下去，巩固了迁都和改革的成果。
正是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为将来的中国历史再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仁宇先生说，隋文帝杨坚，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自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杨坚的军事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之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能做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文教体系的产生：分裂中的积极因素
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的“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
汉代虽亡，过去多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作基础的大帝国。
——黄仁宇：《从分裂到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