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申说自然有谦逊的因素，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傅雷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而对文学翻译的重视也溢于言表。
傅雷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也是有所选择的。1964年，傅雷在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工作的郑效洵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
可见即使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傅雷也不是一味迷信的，相反，他有自己的眼光，有自己选择的标准。从上面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的标准一是“适合我国的读者”，另一个标准便是“最优秀”。如果说后一个标准是艺术上的标准，那么前一个标准，便是从本民族的特殊视点出发所做出的选择。
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出了自己翻译巴尔扎克传记和研究著作的计划，他说：“……一再考虑，甚难选出适合目前国内读者需要之巴尔扎克其他作品；故拟暂停翻译小说，先译一部巴尔扎克传记。法国近二十年来有关巴尔扎克专题论著已有两千种以上，其中权威亦得不少，均为极有价值之文献，拟译完传记后，将来逐步加以节译，连同传记一律作为内部资料，供国内专门研究文艺之人参考。”
然而，傅雷的计划虽然宏伟、博大，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尽管如此，由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巨大贡献，他在1963年春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永久会员。
傅雷的翻译达到的成就
为了译好自己喜爱的作品，傅雷在开译之前，不只将故事、情节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形象也在脑子里活了起来，尤其能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到原作的风格。
从1944年傅雷译出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以来，此后二十多年间，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傅雷的毕生精力，几乎有一半倾注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之上，在他全部三十四部译作之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就占了十五部之多。除了《猫儿打球号》一书的译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之外，其他出版的十四部作品，包括脍炙人口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几乎再没有人想到原著是用法文写成的了。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十五部作品，大多是在解放以后翻译的。他在翻译上总是精益求精，《高老头》是他于1944年译出的，到1951年的时候又重译了一次，到1963年，他在重译本的基础上又做了较大的修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便是现在的通行版本。
有人甚至认为傅雷的翻译超出了巴尔扎克原著的语言水平，因为巴尔扎克写作的速度极快，稿子有时往往来不及修改，他的作品风格又冗长而滞重，傅雷的翻译却是脉络清晰，层次清楚——翻译家在文字上既能“传神”，又超过原作，这真是原著作者和读者求之不得的好事。有了傅雷，巴尔扎克算得上是有福气的了。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不能不说傅雷的翻译功不可没。
傅雷这十余部译作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不但使巴尔扎克在中国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而且丰富了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法语翻译界颇负盛名的罗新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傅雷的译作，他说：“傅雷的翻译，可以说是无愧于原作，无负于读者，基本上做到了名著名译。他最有光彩的一些译作，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等，作为一个粗通法语的中国读者，因为法文的语感远不及对中文那么亲切，有时甚至产生傅译要胜于原文的感觉。”
在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中，我们准备重点介绍一下《高老头》。这一方面是由于《高老头》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重要位置，一方面由于傅雷先生在翻译这部作品上曾经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曾三译其稿。
《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这座文学大厦基部稳固地置放着的一块基石，也是巴尔扎克在统筹规划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第一部名著。这部作品完成于1834年，它开辟了文学的新天地，引出了《人间喜剧》的大批人物。
这部小说是一幕社会悲剧，它以1819年到1820年初为时代背景，以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子爵夫人的沙龙为舞台，分两条主要线索并行展开。
第一条是关于高老头的故事。高老头是一个投机商人，靠囤积居奇发了财。妻子去世后，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将她们培养成了上等人，分别嫁给了一个伯爵和一个银行家。他将大部分财产分给了她们，而自己居然住在伏盖公寓里。他本以为两个女儿攀上权贵后，自己的晚年能有所依靠，不料两个女儿却只是在缺钱的时候来找他，榨干了他最后一点钱之后，便不再管他，甚至拒绝他上门。最后高老头孤零零地死在公寓里。下葬时，女儿、女婿一个也没有露面。
第二条线索是关于“伏盖公寓”的另一个房客拉斯蒂涅的故事。他是一个外省没落贵族家庭的子弟。全家节衣缩食，省下一点钱供他到巴黎念书，指望他将来能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可是在巴黎，他经不住上流社会腐化生活的引诱，逐渐堕落了，但正是由于他的堕落，他在社会上越混越好。小说的最后写到他对巴黎“气概非凡”地喊道：“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在巴尔扎克以后的作品中，这个拉斯蒂涅通过种种寡廉鲜耻的手段，终于爬上了部长的职位，成了有30万进款的伯爵和法兰西上议院议员。
傅雷先生曾经三译《高老头》，上文已经介绍过了。在第二次翻译时，傅雷先生曾经写过一篇简要介绍《高老头》的文字，其中说：“批评家称《高老头》为近代的《李尔王》。但在社会观点上，它比莎翁的名剧意义更为深广。巴尔扎克的人物不止是一个人物，而是时代的典型；悲剧的因素也不限于个人的性情气质，而尤在乎淫靡腐化的社会环境。在野心家求名求利的挣扎与高老头绝望的父爱的交错之下，小说内容愈显得光怪陆离，动人心魄……”
这一段简短的话将《高老头》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做了比较，指出了《高老头》与之的两点不同之处，一在于人物的“时代典型性”，一在于将悲剧的原因不仅归咎于个人的性情，而主要归因于社会环境。
傅雷先生在《＜高老头＞重译本序》里，还提出了自己对翻译的看法，他说翻译应该像伯乐相马一样，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又说理想的译文应该“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他指出：“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傅雷先生对翻译应追求“神似”的看法，与他的翻译实践一样，对后来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于傅雷先生三次翻译的《高老头》，金圣华女士曾有专文加以比较，在文章的最后，她说：“从傅雷一再改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见到这位名翻译家的态度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假如说傅雷《高老头》的译文‘字字皆辛苦’，相信也没有什么人会加以非议的……巴尔扎克有幸，他在中国文坛上，获得了一位不辱使命的代言人。”
二、文化精神的薪火相传——从罗曼·罗兰到傅雷
在精神上对傅雷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贝多芬，另一个是托尔斯泰，如果说有第三个的话，那就应该是罗曼·罗兰了，不仅因为傅雷接受前两人的影响是通过罗曼·罗兰，而且因为罗曼·罗兰以自身的创作和活动对傅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罗曼·罗兰是法国进步作家，是世界闻名的反战主义者，他的创作中充满了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
二十世纪初，罗曼·罗兰有感于世风日趋颓靡，把变革的希望寄托于“英雄”人物的力量，先后写出了《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甘地传》等名人传记，其中《贝多芬传》对傅雷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傅雷曾说：“……医治我青年时期疾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仆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而这里贝多芬对傅雷产生影响便是通过罗曼·罗兰，通过他的《贝多芬传》。傅雷后来将《贝多芬传》等三册传记译为中文，称之为《巨人三传》（今作《名人传》），不仅对他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青年一直影响很大。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最重要的作品，从酝酿到最终完成，共花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创作中最伟大的收获之一，罗曼·罗兰也因之而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傅雷曾两次将之译为中文。
在罗曼·罗兰年轻的时候，曾写信向托尔斯泰讨教人生、人类的问题。几十年后，年轻的傅雷也向他写信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人类精神文化薪火相传的动人景象。
罗曼·罗兰的精神及其创作
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出生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克拉姆斯。他的家庭属小康之家，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旧教教徒，爱好音乐。罗曼·罗兰五六岁的时候，就从家庭方面受到音乐的熏陶，认识到贝多芬的伟大，这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与才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1882年，罗曼·罗兰全家移居巴黎。到巴黎后，罗曼·罗兰考上了圣路易中学。1884年，他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未被录取，直到两年后，1886年，他第三次投考高师才获得了成功。
罗曼·罗兰自幼喜爱读书，而且阅读兴趣非常广泛，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拉伯雷到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的作品，从哲学到地理、地质、植物、历史，他都广泛涉猎。在投考高师失败的日子里，他被莎士比亚迷住了，后来他说他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莎士比亚。
后来，他又发现了另一个莎士比亚，一个活着的莎士比亚，那就是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他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生活的启示，一扇开向宇宙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