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敢再括中堂之意，以告我英人曰：整顿关税一层，实为中国目下最亟之事。英国视华为良友与否，惟于此事征之。然料英国必与中国心心相印。且沙侯与老夫神交有素，必将曲意允许，以增耄耋之辉光。岂料事与愿违，只博沙侯嘉奖之虚词，而又曰“按理确不宜峻拒”耳。中堂当爽然若失之时，释之者曰：沙侯今发此言，他日必行此事。所惜中堂不能久待，中国又值急不可解之际，望梅岂能止渴？故稽迟之与阻格，两意几无所区别矣。呜呼！中国之情形，我英人固未尝须臾忘者也。况凌夷以至于今，厥有理财经武两大端，尤宜熟审其端倪，而烛知其改弦更张，实属万难再缓。
乃就理财言，仅李中堂愿助之，且能助之。就经武言，练兵必先筹饷，饷源端在税关。今既指关税以质偿金，岁入之余无几；仍借以筹兵糈，水陆均有坐废之忧。中国耿耿于心，不得不以理财为经武。顾财之所生有限，断难任意诛求。则曰：“其地丁钱粮乎？”中国摊丁于田，先皇子惠元元，定制永不加赋；今即暂增零款，已恐不洽舆情。况乎银米并征，不能悉抵度支，岂可借充质押？又曰：“其坐贾捐输乎？”铺面等捐，偶一为之，已有胥动浮言之明证；何堪悉索，致启驿骚？舍此言财，其惟税、厘二大宗矣。
夫关税之能否加征，其权操诸英国。（榷税为本国自有之权利，乃竟操诸英国，不得不为中国叹也！）英而能允，财即倍增，司农不兴仰屋之嗟，将军可免量沙之诳。英而不允，无财患中于无兵。然而有厘金焉，英国而忘诸乎？税不能增于关，厘尚可增于卡。英商受累，既不胜言；华业就衰，更多可虑。是故即此以观华事，欲图治理，非钱不行；欲策富强，非英奚赖？英则欲以保华者自保，莫善于速允关税之增。以较中国增厘，日后致肇衅端，始无奈而允其增税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况乎英人之素愿，在于中国之免厘，今奈何以靳税之私心，反予人以增厘之藉口哉？
若就李中堂言之，中国实宜视为向导之大臣，西人亦久信其历练有年，而为鼓舞群材之领袖也。中堂心灵手敏，善能兴利除弊。今正乘轮船而回华海，默溯泰西有进无退之气象，必觉中国之不可苟安。且中堂尝有言曰：“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竟一往而深。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然华人难于图始，欲假数年之心力，遽奏万祀之肤功，不得不求助于大英，而望化难为易也。”仆聆其言，不禁肃然起敬曰：矍铄哉是翁也！其志克成，其道大行，岂徒中国安，天下万国举安矣！
抑又思之，中堂求助于我英，冀成诸葛之大名，即以佐觉罗之郅治。英人爱之重之，且更深怜之，曷不速允之？夫使英而速允中堂以增税也，不但来日无多之贤相，可藉手以告成功；且来求此事者此人，能缘此事以成他事者亦即此人也，英其尚有后言乎？况此本秉公当求之事乎？仆以为，事有决然无可疑者。中堂惟望英廷之允增关税，庶几言返北京之日，缘大荣而生大力，俾抗拒新政之朝士，不敢妄肆讥评；然后中国日新又新，与各西国携手偕行，相视莫逆。天下大同之局，实即于是基之。藉非然者，华人疑忌多端。中堂断难复其前权。中国即不克跻于隆轨，而我英无形之受损，不知其何自始，亦不知其何自终也，岂不大可惜哉！
○伦敦《每日电报》（亦喻其速）云：李中堂商增关税，我英必先计别无窒碍，始可允行。不然，不啻自扼商吭而绝之食也。尝读英人新著《富国策》中有云：货之有税，非制货之人所付也。付税者，运货之人也。然运货之人特暂付之，而仍取偿于收税之国之人。执是以观，又进一解：中国名虽增税于英货，实则仍敛财于华民，英奈何而不之许哉？惟欲求商业之广，必先求税则之轻。苟充类而至于暴敛横征，甚至需货之人嫌价贵而皆缩手，必致害贻运货之估客，累及制货之厂商。
沙侯知其然也，故迟疑而不遽许。惟其意若曰：倘中国能以筑路、展电、开矿诸利，及事涉通商之益者，俾英商乐利均沽，区区关税之增，未尝不可通融办理也。鄙人（电报馆自谓）于宜许不遽许两端，未能骤决从违。因以李中堂在华之权，访诸商华而返者，则皆曰：华人仰望中堂本多，如泰山北斗；及至一战而败，声誉渐不如前。成败论人，古今同慨。且溯其久任北洋大臣之岁，常与外人酬酢，多联缟纻之欢，因时制宜，具见才人作用。乃京中且食蛤蜊之老物，将律以“人臣无外交”之义，谤书竟达于朝廷；迨至战败入都，益复藉为口实。其权日替，自不待言。今垂老远游，而有商增关税之举。意者，得请而返，不啻奏凯而还，昔日之权，或即由之而恢复矣。
鄙人又遇商局中人，即踊跃迎宾者，其言曰，中堂得复大权，中国外交自可无虞丛脞。惟就内政而论，中堂来英而后，未遑而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且工厂为便民之大要，中堂既恝然于心；而于财源辐辏之区如汇丰银行也者，则乐与周旋晋接；见成衣机器（俗呼为“铁裁缝”）则视为玩物，而不知为救苦之良材。此皆仆等之所不甚佩服者也。
其出聘也，罗观察（丰禄）实随之。观察向为英书院高才生，英人相视莫逆。又有中国名人曾侯之令子（广铨），在英垂二十年，言语威仪，俨然英产。中堂象胥妙选，得此二人。吾知贵使之令名，将长垂于我国矣。
○有旅华二十五年、素稔李相且熟谙中华国政商情者，言于路透电报新闻馆主人曰：李相来英，志在增收关税，而因以探吾英之意旨，冀藉手以告成功。若谓兼操立约之权，则殊误矣。夫欲审李相之分地者，必先明中国之情形。中国败于东瀛，纷纷归咎李相。虽议和一局，如北门锁钥，非准不可；太后更知人善任，恩眷不衰。然谤书既满于朝端，相权即忧其中落。吾辈惟望皇上深知李某之才堪肆应，诸臣僚莫与比肩，而不任其置散投闲，斯入赞丝纶者，或更出膺节钺矣。惟就今日而论，北京显要之辈，无不妒而谮之。其幸而免于放归田里者，特目之为郑当时之译，而藉以通中外之交耳。
其来欧洲也，先赴俄国。闻其在俄之日，颇似沆瀣一气。我辈固不能窥其底蕴，亦料其未必让地于俄。外间谣传，或曰已订约章，或曰已让海口，要皆不足信也。惟俄国鲜卑大铁路，甚愿与中国将筑之铁路彼此相连，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也。然俄亦第托空言，李相或亦仅代皇上允之，初未尝形诸笔墨。乃人言籍籍，又疑华将任俄入内自治路工，则误会亦深矣。
要之，中俄日后之事，必曾互相商酌。其已定者，惟知加税一层，李相言之，俄国愿之耳。既而李相商诸德国，德人亦颇首肯，惟谓须视英之迎拒以定德之从违。及至法都，重提增税。法人曰：“此宜先问诸敝国驻华公使，以审商情，如曰可行，断无不许。”鄙人（言者自谓）窃谓法国驻华公使施大臣，为法人所倚赖，自必能斟酌情势，而索中国西南各省之利益，以抵关税之倍增。
惟李相则喜于三国之未有违言，因而就商于我英，冀英亦同此季诺。而不知英之素志，惟愿兴商以强人之国，非如俄之争权以弱人之国也。故沙侯不能一诺无辞者，理也，亦势也。然仍自明之曰：英实愿助中国，以裨库储而苏辙涸也。李相虽失望于一时，俟其回华，必深信英人之足恃，而甚慰于心矣。犹未已也，李相必见伦敦各大报，一切主持平议；且所以索报于中国者，如筑路以通道，开矿以富民，凡皆为益华计也，其何疑之与有？李相于报馆之外，更承各大臣之优待，主持工厂商局诸贵绅之礼遇，必皆钦其秉心之公。他日薄游美国，美人恭迎敬待，亦必与英无异。李相若问及加税事，美亦必以待日者待华。李相当之，必更恍然大悟矣。（按：美许日本增税事，具录《万国公报》。）
其人复曰：若论增税一层，英宜乘目下之机，速许李相，而索中国即日广通内地铁路以作报琼，此诚彼此皆有大益者也。且又有进焉者，再越数年，中国与各国所订之通商条约又届满期，中国必以某某等条必须修改为言。增税一端，自必亦与其列，他国自亦断无峻拒之理。然即就关税言，英允之，各国从之，犹之可也；顾独不肯先允数年，以冀中国之速兴，此何故欤？况届期而英仍不允，他国自亦必不允，是必令中国再迟十年或七八年而始有更新之望也。试向英商损乎？益乎？
呜呼！我英今允华增关税与否，关乎李相一身之荣辱者，尚其浅焉者也。李相之来我欧洲也，沿途躬亲目击，而深知欧洲工商之盛，实缘于铁路之多。故在英公宴之时，尝扬觯昌言曰：“以余观之，中国若再无铁路，即使孳孳矻矻，再过一世，亦不能兴。”此语也，实从心坎中流露而出，非漫焉谦逊已也。故其他日回华，必以增筑铁路为第一义。且皇上已早鉴及此，复得贤相之辅助，当能相与有成。然使李相不复其赫赫之名，又恐守旧诸大臣此阻彼挠，必致汔用无成而后已。吾辈设身处地，深知铁路之求集事，在于李相之能得名，更知李相之求得名，在于英国之许增税。藉非然者，人多物富、天下莫与比隆之地，窃恐其终莫之兴也，岂不大可惜哉！
○伦敦《特报》录英名流宓鸽之论云：中、东交涉诸事，一似人甚近而心甚远也者。今姑不暇穷其究竟，惟追溯两国舍旧谋新之始，大抵岁月同而法制亦同，譬诸农家，比邻同此良田，分秧同此嘉种；他日由苗而秀，宁有大异焉者乎？乃由今思之，之两国者，初立学塾，讲求格物，参考方言，更选幼童，就学外洋，分班肄业，骤观外貌，岂曰两歧？而不知细察内心，竟有相悬天壤者也。
日本之心乎实学（或曰西学，或曰新学，或更曰时务、洋务，皆不通之尤者也。质而言之，实学而已矣。然而知之者谁欤）也，全国皆意兴郁勃，甚至枋国之大臣，亦皆有一鼓作气之概。中国不然，其兴高采烈者，不过主持此议之数人。质诸舆评，不谓然也。甚至垂绅搢笏之显官，诵诗读书之儒士，类皆深恶痛绝，斥为“用夷变夏”；而于他国之良法美意，非闭目而无所见，即掩耳而不欲闻。
是故日本则自以维新名其朝，新气一吹，如春风之来广陌，衰黄全退，嫩绿丛生。中国则一傅众咻，偶有见明识卓之新人，悉遭地下陈人之沮尼；虽以贲获之猛，不能曳潜蚪以附青云。似此两两相衡，后来之收效何如，盖不待智者而始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