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墨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墨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充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讫光绪廿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廿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所有闻。廿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于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廿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罢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项，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忽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磅，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俄人之愤愤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辨无可辨，欲诿无可诿，卒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临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藉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辨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实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争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廿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忽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线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磨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具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廿四日诏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是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案：义和团时代李鸿章之外交，于第十一章论之。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际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
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 “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案：胶州以后诸役，其责任不专在李鸿章。盖恭亲王、张荫桓皆总理衙门重要之人，与李分任其咎者也。读者不可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