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时期中，有两种事实，颇足资研究兴趣者。其一，则小乘派殆无反抗力也。印度大乘初起，其与小乘之对抗极烈。即在今日之日本尚有持“大乘非佛论”者，独我国则大乘一至，靡然从风。其持小乘以非毁大乘者，今所考见，才得数人。一、慧导疑《大品般若》。二、昙乐非拨《法华》。三、僧渊诽谤《涅磐》。四、竺法度禁一切大乘经典，不听读诵（见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五末两篇）。僧睿著《喻疑》篇，专为当时疑《涅般》者而发。中有言曰“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舋流于秦地。”可知当时西域诸僧在中国者，非无反抗大乘之人，特力不足以张其军耳。其二，则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也，朱士行读《道行般若》，知其未尽，矢志往求（《高僧传》本传）。
道安订正旧译诸经，其后罗什重译，适与冥合，初无乖舛（《魏书·释老志》）。凡此之类，具征深智。道生尝叹：“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于是校练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义。笼罩旧说，剖析佛性，洞入幽微，说阿阐提人（译言多贪）皆得成佛。于时《大涅盘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迕众。旧学僧党，讥忿滋甚，摈而遣之。俄而《大涅般》至，果言阐提有佛性，与生说若合符契（《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原误作“卷十七”，今改正。）。吾读此等记载，发生两种感想。其一，可见我先民富于“研究心”，虽于其所极尊仰之经黄，并非一意盲信。其二，可见我先民间方有创作之能，虽于所未闻之学说，而精思所运，能与符契，后此能蔚然建设“中国的佛教”，盖有由矣。以上为东晋之重要事业。
印度大乘性、相两宗、罗什传来者则性宗也，而相宗则未之闻。梁陈之交，真谛创翻《摄论》、《俱舍》，法泰、智恺最能传其业，于是开大乘之“摄论宗”与小乘之“俱舍宗”。“摄宗”即后此“法相宗”之前驱也。世亲依《华严·十地品》作《十发经论》，元魏时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之。北齐惠光治之最明，于是创“十地宗”，即后此“华严宗”之前驱也。以上为南北朝之重要事业。
自罗什译《中》、《百》、《十二门》三论，后百余年间传习极盛，至隋吉藏（嘉祥大师）大成之，创“三论宗”。此宗入唐转衰，其一部分入“天台宗”，一部分入“禅宗”焉。自《法华》、《涅般》输入后，研究极盛，六朝时有所谓“法华宗”、“涅般宗”者。至隋智顗（智者大师）神悟独运，依《法华》创“四教五时”之义，立止观之法，学者以顗居天台，名之曰“天台宗”。其后唐湛然（荆溪）益大弘之，中国人前无所受而自创一宗者，自“天台”始也。此为隋代之重要事业。
唐玄奘三藏孤游天竺，十有七年，归而译书千三百卷，为我学界第一恩人。而其所最报膺者为戒贤显识之论，于是大阐之，立“法相宗”，亦称“唯识宗”。其弟子窥基最能传其学，基往持慈恩寺，故此宗或称“慈恩宗”焉。自“十地宗”成立以后，华严研究日盛，唐法藏（贤首国师）与实叉难陀重译《华严》，乃大阐扬之，立“华严宗”，亦可谓中国自创之宗也。此后宗密（圭峰）、澄观（清凉）盛弘其业。自慧远提倡念佛，至唐善导大成之，是为“净土宗”。自道安提倡戒律，至唐道宣大成之，是为“律宗”。自唐善无畏、金刚智传授密咒真言，是为“密宗”。
此诸宗皆盛于唐，而其传最广而其流最长者，则“禅宗”也。相传佛灭度后，以衣钵授大迦叶，心心相传，历二十八代而至达摩。达摩以梁时至中国，更不译经说教，惟物色传法之人，六传而至唐慧能（六祖大鉴禅师），乃大弘之，直指一心，不立语言文字，号为“禅宗”，亦称“心宗”。其徒南岳让、青原思传之，后为衍为“云门”、“法眼”、“临济”、“沩仰”、“曹洞”之五宗，数百年间，遍天下焉。此宗虽称来自印度，然自六祖以前，既一无传布，则虽谓中国自创之宗焉可耳。禅宗与“天台”、“华严”、“法相”皆极盛于唐，彼三者称“教下三家”，禅宗则称“教外别传”，此为唐代之重要事业。
以上诸宗，实为我国佛学之中坚，吾将于下卷各著专章以论之，此不过举其名而已。通计佛教盛于中国前后将及千年，法海波澜，不无起伏。最初输入小乘，墨守所谓“三法印”，即“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之教，以尘世为可厌，以涅盘为可乐。既而闻方等般若之说，谓涅盘真空。既并涅盘而空，则乐涅盘者丧其所据，此慧导、昙乐之徒所为大怖而盛诘也。般若昌明以后，空义既闻而习之矣。及《法华》、《涅盘》传来，又明佛性不空。浅根闻之，疑非佛说，故道生阐提成佛之论，旧学指为邪说，集众而摈之也。诸大经次第都来，群疑亦既涣释。而“相宗”之人，犹滋疑议。
所以者何？诸宗所说皆当今世西欧哲学所谓“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相宗所说，则当其所谓“认识论”之一部分也。前此既未之闻，而其所用“因明”又为外道所同用，其论心物之法，又与小乘之《俱舍》相翼辅，重以繁重艰深，不易明习，则厌而蔑焉。故法泰“屡演《摄论》，道俗无爱”（《高僧传》本传）。直至奘师归来，乃始大昌，而数十年后已莫能为继也。教下三家。鼎立盛行，诸经义解，发挥略尽，然诵习愈广，渐陷贫子说金之讥，故禅宗出而荡其障。惟密传心印，取信实难，呵佛骂祖，滋疑尤众，故六祖得法黄梅，十年乃布，而荆溪著《金刚錍》以非难之。自比于距杨、墨，新说推行之不易，自古然矣。及夫南干开基，五花结实，禅宗掩袭天下而诸宗俱废，公案如麻，语录充栋，佛法于兹极盛，而佛法即于是就衰矣。
唐以后殆无佛学。唐以后何故无佛学耶？其内部之原因，则禅宗盛行，诸派俱绝。踞座棒喝之人，吾辈实无标准以测其深浅。其外部之原因，则儒者方剽窃佛理，自立门户，国中上驷咸趋此途，而僧界益乏才。若在宋代求佛教史上有价值之人，吾惟数一延寿（永明禅师），但“禅净合一”之教，“净宗”复兴，实受赐焉。戒环（温陵）之理解，抑其次也。元代师礼蕃僧，颇兴密教，其于显说，则未有闻。有明末叶，莲池（袾宏）、交光（真鉴）、妙峰（福登）、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先后崛起，斯道称中兴焉。入清转衰，清诸帝虽皆佞佛，然实政治作用，于宗教无与，于学术益无与也。清僧亦无可特纪者，惟居士中差有人。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士”，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
附录佛教大事表
表例：一、表至唐末而止，以后无大事也。
二、年代用西历，省混杂，便省览，惟诸帝纪元仍附注于下。
三、年代不能确考者，下附疑号（？）
二四七（吴赤乌十）立建初寺，江南有寺之始
二五三（吴建兴二）支谦卒，谦译经百种
二六○（魏景元元）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
二六六（晋秦始二）法护始译经
二六九（秦始五）《方等泥洹经》初出（护译）
二七二（秦始八）《道行般若》再出（护译）
二八八（晋太康九）《法华》初出（护译）、《光赞般若》初出（护译）
二九一（晋元康元）《放光般若》再出（竺叔兰译）
三○二（晋太安元）《维摩诘经》再出（护译），护卒（？）
三七七（苻秦建元九）道安入长安
三八四（晋太元九）惠远入庐山
三八七（建元十九）《阿毗昙》初出（道安监译）
三八九（建元二十一）道安卒
三九七（晋隆安元）《中阿含》、《增一阿含》出
三九九（隆安三）法显往印度
四○（姚秦弘始二）鸠摩罗什至长安
四○二（晋元兴元）智猛往印度
四○三（秦弘始五）《摩诃般若》三出（什译）
（晋元兴二）《阿毗昙毗婆裟》初出（觉铠译）
四○四（弘始六）《百论》出（什译）
四○五（弘始七）《大智度论》出（什译）
四○六（弘始八）《法华》定本出、《维摩诘》定本世纪出（什译）
四○八（弘始十）《小品般若》三出、《十二门论》出（什译）
四○九（弘始十一）《中论》出（什译）
四一一（弘始十三）《成实论》出（什译）
四一二（弘始十四）罗什卒
（凉玄始元）昙无谶至凉
四一三（弘始十五）《小阿含》出（佛念译）
四一四（凉玄始三）《涅盘》定本出（谶译）
（晋义熙十）惠远结白莲社念佛
四一六（义熙十二）法显归国
四一七（玄始五）《大集》出（？）（谶译）
四一八（义熙十四）《大般泥洹》三出（？）（法显译）
四二○（宋永初元）晋译《华严》出《佛驮译》
四三五（宋元嘉十二）《楞伽》定本出（求那译）
四四六（魏太平真君七）（注释：原误作“太一真君七”，今改正。）
魏焚佛经，坑沙门
四五二（魏兴安元）魏复佛法
五○（魏景明元）菩提流支至洛阳
五○四（梁天监三）武帝集道俗二万人发愿皈佛法
五一一（魏永平四）《十地论》出（流支译）
五一六（魏熙平元）遣宋云、惠生求经于印度
五一九（梁天监十八）慧皎著《高僧传》成
五二二（魏正光三）惠生等赍经百七十部归
五二七（梁大通元）达摩至建业
五五三（梁承圣二）《大乘起信论》出（真谛译）
五六三（陈天熹四）《摄大乘论》、《俱舍论》出（真谛译）
五七二（周建德元）周废佛道二教
五七五（陈太建七）智珝初入天台
五九四（隋开皇十四）敕法经等撰《众经目录》（注释：原误作“《众经目录》”，今改正。）
五九七（开皇十七）智珝卒
六二四（唐武德七）傅奕前七上书请废佛法，不报
六二八（唐贞观二）玄奘适印度
六四五（贞观十九）玄奘归国台译经，《显扬论》出
六四八（贞观二十二）《瑜伽师地论》出
六五○（永徽二）《俱舍论》再出
六五九（显庆四）《大毗婆沙论》出、《成唯识论》出
六六三（龙朔三）《大般若经》出（以上俱玄奘译）
六六四（麟德元）玄奘卒
六七四（上元元）惠能受衣钵于弘忍
六七六（仪凤元）窥基卒
六九四（武周证圣元）义净适印度
七○（武周久视元）唐译《华严》出（难陀译（注释：原误作“虽陀译”，今改正。），法藏同译）
七○一（武周大圣元）法藏始在长安讲新译《华严》
七○五（唐神龙元）《佛顶首楞严》出（密帝（注释：原误作“密谛”，今改正。）、永融同译）
七一二（先天元）惠能卒
七一四（开元二）无畏至京师
七三○（开元十八）智升撰《开元释教录》
3.佛教教理之演变
本章为原定计划所无，嗣因第六（注释：原无“六”字。据《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诸宗之成立也，具详第六章以下”之误补。）章以下分论诸宗，于其彼此相互关系及宗派外之预备的发展，叙述不便，改增设一章以补其阙。所用资料，不免与他章间有重复。又本章务提纲挈领措出一隐括的概念，其详细情形，或非参考他章不能了解。又诸宗重要人物，他章既有人专叙，故所论从略。其他次要人物，或反加详，骤视若繁简失当，此皆为行文方便起见，望读者谅察（按：分论诸宗稿未成）。
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虽然，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问题，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寖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教，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数百年而始成熟，其进行次第，可略言也。
如本篇第一章所言，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对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谶、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然初时并不知有所谓派别，并大小乘之观念亦无有。翘大乘以示别于小乘，似自朱士行适于阗后也（注释：梁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云：“士行至于阗得《般若大品》梵本，遣弟子弗如檀赍还洛阳。未发之顷，于阗诸小乘众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若不禁，将乱大法。’士行乃求烧经为证……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中国人知有大小乘之争似自此始。《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