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悦君直接回家了。
父母下地还没回来，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西间屋里。房间地上、炕上，排了十几个装书的大纸箱。拖出北炕上靠墙角的三个，兜着箱底，把箱里的书全倒了出来：高中教材、辅导材料，堆了半炕。
书是他读师范二年级时买的。那段时间他在酝酿着退学高考，用了很多功夫在它们身上，所以一些书被摩挲得黑了边、卷了角。高考计划最终流产，他四年师范毕了业，这些书也被装箱托运了回来。
余悦君在书堆里一通翻拣，挑出了几十本，塞进一个大编织袋里。其余的，又一摞一摞地装回箱子里。剩下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装着他师范四年的成果：一个红布硬皮的毕业证，还有一本留言册、一本相册。他翻开那毕业证看了一眼，扯着硬皮一撕两半，丢到了地上。又拿起相册，信手翻览，最后从塑料纸封里抽出一张照片来。那是师范二年级时几个茂林同乡、好友的合影，照片前排右角，丁玉萍着一袭蓝花的连衣裙，正朝着他笑，笑得有几分羞涩和稚气，笑出两个好看的酒窝。余悦君嘴角抽动着，端详了半天，找来一张白纸把照片包裹起来，放入相册，又装回箱子里。
整理好了旅行袋，余悦君坐在炕沿上发了会儿呆。顺手从墙上摘下吉他来，打着躁动的伦巴节奏哼唱：“随着白云去流浪，要去走四方，我像那失群的孤雁难找避风的海港……”
外面有人来。他撂了吉他从炕上跳下，发现地上那个毕业证的两片红纸壳碍眼，又低头捡起，塞进了书架里。
来的是孔庆林，手里捏着一个牛皮信封，“你小子还真行，班不上，回来弹吉他！”孔庆林吆喝着，伸拳捣了他两下，随之又晃晃手里的信封，“七、八、九，三个月的工资，要不要了？”
余悦君一把抓过：“活可以不干，这个得要着。”
“不是我说你，你小子太倔，弄得老宋下不来台。屁大的事，至于吗！”孔庆林说着，在炕沿上坐下，抓起吉他搂着乱弹，弹出一屋子噪音。“过后我们都劝老宋了，当时他也是在气头上。明天去跟他好好聊聊，也就过去了。姜淑梅那边，我替你说去。”
余悦君感激地望着他，不置可否。孔庆林以为把他说服了，又安抚了几句，就放下吉他出门了：“他们打红Q三缺一，还等着我呢。明天你该上课上课，啊！”
晚8点，窗外已经一片漆黑，老余两口子才从地里回来。晚饭时，他们照例要问问儿子学校的情况。余悦君随口敷衍了几句，停职的事只字不提。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爹妈已经下地，早饭给他留在锅里。余悦君吃完饭，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学校，而是反锁了院门，窝在屋里看电视。
耗到9点半，起身拾掇出行的东西，找来牙刷、毛巾、茶缸、换洗衣服，用塑料袋装了，连同前一天准备好的帆布旅行袋，一起拎出门，绑到大金鹿自行车后架上。然后锁上门，骑车从后街出村，直奔茂林县城。
余悦君打定主意要离职出走，他要去山东投奔舅舅，回炉高考。
这念头由来已久。初三中考，他一门心思上高中，却被家里强改志愿上了中师。中师就读了，也还是不甘心，上了不到半学期就写信给家里要退学：说师范校里净是些乌七八糟的这活动那活动，玩乐扯淡行，正经念书不行；说人活一辈子，总得上一回大学，上个“像样点”的大学……
老余两口子吓得连夜写信，向他在山东的舅舅王景森求救。王景森也是师范学校出身，当时在山东一个县城的教育局当副局长。王副局长借着一次出差的机会，拐个弯去了余悦君的学校。“你这个想法，是不仁不义又不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念中师一样能上大学——保送啊！”
余悦君望着他的局长舅舅，点头又摇头：“是有保送，每年都有；可学校不行，最好也不过是省师大，二三流学校。”
看着心高气傲的大外甥，王景森又气又笑：“那不要紧，以后你还可以考研啊，清华北大复旦，想考哪个考哪个，有章程你考哈佛、考麻省理工，出国都行！”
余悦君转着眼珠没回嘴。王局长就趁热打铁，说读师范花费又少又不耽误前程，是穷人家孩子最合适的选择：“关键是你得有实力，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学才行；你这么三心二意浮皮潦草的，什么学都上不了！”
保送，然后考研，似乎也是一个出路。余悦君心里盘算着，他中考全县第一，比第二名高二十多分，还是政治成绩拉分，念书他是不怵的；再说，上学是快乐的事，并非什么苦差，一定要苦学……
余悦君转了许多念头，最后听信局长舅舅的话，坚持待在了师范学校。
但不过一年，他又打起了退堂鼓。余悦君发现，保送对他不现实。现实中，保送谁不保送谁跟念书、跟踏实苦学没太大关系，而跟“红胳膊箍”、跟送往迎来、跟大包小包密切相关。后面这些关系，跟他余悦君都格格不入。
保送，首先是要和班主任、学生科长搞好关系，在他们的支持下进学生会，带上红胳膊箍，争取政治进步。而政治，是他天生的软肋。
余悦君念书别的科可以满分，政治课却常常是勉强及格。他怕那些条条，背来背去记不住，记住了的还串笼。现实中的政治则更差。还在初一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夏桂兰就催他写入团申请书，他无所用心，拖到初中毕业也没写。中考时夏桂兰给他填档案，糊里糊涂填了个团员。他也糊涂，考上学后，居然就按图索骥地跑到黄原乡团委去办理什么“团关系”。团书记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档案，以为弄丢了，就拿出表来让他现场填了一个。他就这么混了个团员，以后也一直就是个团员，未能进上一步。
他现实政治的另一个不成熟表现，是死看不上班主任刘成金，嫌他势利眼。就说他提任的两个班长吧。首任班长陈建，成绩不够线，凭着县长老子的关系挤掉别人混进师范校，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被委以重任。但陈建不争气，私下里跟男生胡吹乱侃、对女生软语温言，是一流口才，到人面上就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囫囵话来；师范学校活动又多，难为坏了这位公子哥，小孩鼻涕提不起来，关键时候拉不开栓——净出洋相了。
继任班长卢啸云，入学前在社会上混了一段，跟着父亲杀猪卖肉。后来干够了，又回学校复读，花钱找关系，最终弄了个什么“委培”上了师范校。蹲过市场的卢啸云很有经营头脑，每个节假日返校，都提溜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去看望班主任老师，也因此深得赏识，入学半学期后当上了生活委员。一年后，太不成器的陈建被降格成了体育委员，卢啸云也就顺势当上了班长。跟着又入了学生会，在学生科长葛彪的麾下，每日带着红胳膊箍巡行各班检查卫生，威风凛凛地成了“卢部长”。而此后的节假日，卢部长携带的大包小包里就多了葛科长的一份，一大份。
余悦君入校一年，也道听途说了，也亲眼看到了。这倔小子大为不屑：老师就应一碗水端平，对学生一视同仁，老师又怎能收学生东西？等刘成金一次次为考试挂科、打麻将被抓的陈建和卢啸云抹屁股，却任由其他同学被学校严处的时候，他就开始翻白眼。刘成金让他当学委，他不干；让他当体委，他却只愿当个临时的足球队长。他瞧不起刘成金，连他的文选课都敢逃；而刘的课堂一般没人敢缺席，连最能逃课的陈建都要来，实在睁不开眼在课堂上打起瞌睡，那睡姿也一定是相对端正的。
同样，在刘成金等人眼里，余悦君这小子就有点邪行，各色，不顺溜，不上道。想来是他脑子里缺了点什么，或哪根弦不对，锈了，断了，出了什么问题。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尝试着找余悦君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阳光雨露语重心长，希望他能顾大局、识大体：往近了说，是为了个人的进步，班集体的纪律和荣誉；往远了说，是为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往大了说，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体要求。可就在他们认真严肃地“工作”他的时候，发现他的眼光是游移的、空洞的，嘴巴不时打着呵欠，屁股在椅子上蹭来蹭去，满脸的倦怠和神经质的傻笑；而这些，实在不像是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教育的表现。但刘成金也并未拿他怎样。一来余悦君成绩好，年年拿奖学金（因为政治一科的拖累，只能拿二、三等）；二来，他跑得快，球踢得好，运动会上总能挣到好多奖项，这些对四二班、对他刘成金也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