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悦君看着那一页信纸久久不动，心中五味杂陈。在信里，她对上次邂逅时他说过的谎话只字不提；建议很坦率，却又设身处地体贴婉转。那墨水写就的文字，一次次幻化成她那生动的面孔：她关切地望着他，抚着他受伤的额头，楚楚动人地问他：“还疼吗？……”
对成教考试，余悦君一直打心眼里看不起。在师范校的时候，班里有不少同学学函授，搞自考，有人甚至从一年级就开始了。余悦君的旁桌孟帆，一科“党史”考了三次才考过，连上课的时候都要在下面摆一大本黄皮的党史辅导材料，和尚念经似的念念有词。时间一久，余悦君开始过敏，听那声音就像听猫爪子挠墙，难受得要换座。
因为自考，孟帆一学期就有三门中师课程被抓了补考。中师毕业的时候，他的自考专科也考完了，拿着个红本本得意地向大家炫耀。余悦君嘴上表示祝贺，心里却给骂成了狗屎。打这以后，一听说什么自考、成考，余悦君就会想到念念有词的孟帆，就要想到猫爪子挠墙和狗屎。那次在师大学仁书店丁玉萍向他提及时，他也是不以为然；但在今天，他得好好想想，掂量掂量。
余悦君从那摞书里抽出一本，信手翻开，是一首苏东坡的词：
卜 算 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中师时他读过一册东坡选集，见过这首词。今日再次读来备觉亲切，似乎自己就是那寂寞的幽人。接着翻书，看到不少名篇，心里畅快了很多，觉得有必要修改一下自己的成见：自考的东西也不全是猫爪子挠墙和狗屎的。
余悦君没把那一摞书“束之高阁”，而是全部包上书皮，摆上了书桌。反正也是幽人寂寞，穷极无聊，就读读书，弄个自考打发日子吧。
于是给丁玉萍回信。拿起笔来却又无话可说。在一张纸上耽搁半天，总算敷衍出几行文字，不过是谨致谢忱，谢她的建言她的书而已。她还在信末问毕业如何如何，他又能说什么呢？
阿基米德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撬动地球。收到丁玉萍的书后，余悦君似乎就找到了这样一个支点。起先还有些漫不经心，只是找自己感兴趣的篇目来读；慢慢地，就成了每天必修的功课，阅读时间越来越长，用心也越来越深；一周后就制订计划，强制自己按期完成任务。
余悦君发现，这偏僻的草甸学校有个大大的好处，就是压力小，空闲多。全乡统考成绩不知排过多少个倒数了，平均分双科不及格的班级好像年年都有，有这样一个前提，工作还不好干吗？
对草甸的大多老师来说，每天正儿八经的上班时间只有上午的一、二节课，第三节以后就无事可干，在办公室里扎堆儿扯皮，校长宋德志就召集人手打乒乓球。
学校东头有两个空教室。宋校长主持着把其中一个拾掇了出来，又去西把头的仓库里翻出两块不知搁了多少年的，被老鼠嗑掉了角的木板钉成的乒乓球台，搬到空教室里支了起来。宋校长球技不错，在老师里找不着对手。实在无趣了，就拉一个刚刚触球的新手，他拿一个黑板擦或小铁锹头当拍子跟人比赛打赌；赌输的，就去校门口东侧的小卖店买零食。现场常常是一帮子老师围看宋德志耍宝，等着好吃好喝。
下班的时间也早。草甸学校跟别地一样，每天六节课，下午3点半放学。学生放学，按说老师还要批作业备课再工作一段；草甸却是师生同步，就像某些民族部落的“走婚”一样，那是多年的惯例，是约定俗成的传统。
草甸的校长换了一任又一任，没听说哪一位去破这个例。乡中心校或者县教委，也可能在某一日头脑发热的时候，翻山越岭地莅临督导。那一天，草甸的校长和老师或许要陪着领导们喝喝茶多坐一会儿；但督导过后，草甸学校荒凉依旧，老师们也闲适依旧。
到宋德志治下，草甸学校的这一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了。宋校长打球之外，宋校长更喜欢打牌。每天下午第二节下课铃声一响，他立即就吆喝起来，支桌子凑人打“红Q”（当地流行的一种扑克游戏，玩法类似“5、10、K”，抓到两红Q的，算一伙）。老师们有事的回家，没事而又有牌瘾的，备上点零钱，就可以捉牌上阵了：二四八角，五角一元，再后来涨了工资涨了行市，打一二四元。有那么几位，瘾头极大却口袋里没钱，或是虽然有钱却牌技太臭上不得台面，再或是心理素质不行抓把好牌就面红耳赤手哆嗦的，就忠贞不移地坐在一旁观战。
余悦君不喜欢乒乓球，也不通牌道，每天宋德志们牌桌一起，他就名正言顺地下班回家，一头扎进书本里。
读书需要定力，余悦君大学梦碎，穷途末路无所寄托，所以定力好极了。钟点一到，整个人就像钉在了桌子上。有时读书困倦了想偷懒，就想想美丽温婉的丁玉萍：美人袅袅娜娜地站在他面前，认真地劝慰他，“哪儿来哪儿去，就不能往前走了吗？”一会儿又柔柔地抚他的额头，问他的伤口“还疼吗”。美人可梦不可即，痛心疾首之后就埋头读书。
也会想到出走前后的种种糗事，羞惭愤恨又无可如何，于是在书本里歇斯底里。他就像是一只撞进了蜂房的熊，不计代价不论好歹，一股脑儿地只是生吞与活剥。读书，成了这个年轻人旺盛精力的宣泄，一种心灵的慰藉，乃至肉体的自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