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外车铃响，是孔庆林来了。车子往地上一撂，上来一把抱住：“你小子可回来了！可回来了！走都不告诉我！”嗔责之中却是一片热诚，说得余悦君心里酸酸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原来老师们都知道了，是孙福贵通报的。孙福贵是听送信的二锁子说的，说看到了骑着车一溜烟飞跑的余悦君。
中午，老余家留孔庆林吃饭。孔庆林说，姜春凤代课五年级二班，是宋德志的决定。余悦君走后第三天，宋校长就向乡中心校做了汇报。也可能是，中心校要求宋德志汇报，因为这消息不胫而走，全乡各学校第二天就都传遍了。
中心校的意见也是追一下余悦君，等他半个月，再找人代课不迟。但宋德志没那个耐性，不过一周就要另行聘人，聘用姜志成的三女儿姜春凤。在这个问题上，教导主任韩继文跟他有些分歧：首先他不赞成这么急，而主张让孙福贵多代一段时间；其次，如果一定要聘人代课的话，也应该聘一个高中生，姜春凤毕竟是连初中也没毕业。
但韩继文跟着又病倒了，宋德志也给了大家更有力的理由：姜支书为此事专门找过他，主动提出要自己的女儿来代课，支书的面子不能不给，这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运行经费以及全体教师的待遇问题。于是，在余悦君走后的第八天，姜春凤到草甸小学上班，接替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下午，余悦君和孔庆林一起去学校。他拉着孔庆林，掐着点，坚持在铃响五分钟后踏入校园，以免招来全校人的围观。却还是有一屋子的老师，似乎是商量好了一样在等着他，在他进屋的瞬间，齐刷刷地把目光投放了过来。余悦君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未经排练的演员被强推上了舞台，好容易抬起头来，讪讪地向大家微笑。
校长宋德志已经起身向他伸出手来，热情得出乎他的意料：“哎哟，小余来了！”
余悦君心中一沉。宋校长说“小余来了”，却不说“小余回来了”，那不是在暗示，他余悦君跟草甸小学已经没有关系，不再是这里的一分子，而是外人了？
孔庆林也觉得不对，在一旁道：“校长，悦君上午刚到家，这不是找你报到来了！”
“错了，错了，小余已经不是我的人了，啊，要是报到的话，他就走错地方了，啊，是吧！”宋德志扭头向大家说。
听到这里，余悦君尴尬劲儿没了，开始冷笑，心说：我什么时候是过你的什么人啊？！
还是孔庆林替他追问了一句：“那，悦君去哪儿呢？”
“不知道。或者中心校，或者教委，啊，是吧，具体我也说不好。”宋校长说。见其他老师都在倾听，突然拔高了嗓门：“你们都坐着干什么，不上课去？还没打铃吗？”
余悦君听了这话就要告辞，向其他老师点点头，出了办公室。孔庆林跟了出来，把自行车给他，让他骑了直接去中心校。
中心校在黄原乡政府大院里，西南角一排六间平房。余悦君进门，没看到中心校长石建军。副校长王显章在，正跟他的连桥、黄原小学教导主任郝云龙说话。见余悦君进来，郝云龙起身跟他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
王显章拍着余悦君的肩膀，笑：“哎呀，这个小余，年轻人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说来，王显章也是余悦君的老师：余悦君在黄原读中学时，王显章是学校教导主任，兼初三的生理卫生课。余悦君他妈去学校闹着改报考志愿，还是王显章经手办的，所以王显章对他印象深刻，也打心眼里同情他。
王校长没多说，催着他去县里：“这事教委已经知道了，你得去一趟人事股，跟人家好好说，做个检查，争取宽大。”余悦君出门后，王显章又追出来，“你最好明天上午去，早一点。记住了，态度一定要好！”
第二天一大早，余悦君骑车去茂林教委，见到了人事股的马股长。余悦君只觉得马股长脸熟，一时又想不起是谁。马股长也没说什么，去隔壁教委主任办公室通报了一声，就打发他过去：“孙主任在呢。”
孙主任坐在一张宽阔的老板台后面，戴一副金边眼镜，正在看一份《人民日报》。桌上一角，竖着两面艳红的小国旗。
余悦君进门问了声“孙主任好”。那孙主任朝他点了下头，接着看报，不时吸溜一口茶水。余悦君就走到老板台对面，在沙发上等着。十多分钟后，孙主任终于把报纸放下了，扶扶眼镜，打量着他：“你就是余悦君？”
“是。”
“上班没几天，工作一撂跑了的，就是你？”
“是。”
“在咱们县，你可是第一个啊！”
电话铃响。接电话。接完电话，孙主任从桌上拿起一盒红塔山，抽出一支塞到嘴里，然后到处翻着找火。余悦君旁边的茶几上有盒火柴，抬手拿起来，想起身给孙主任点上。可抬头看看老板桌、小红旗、《人民日报》，以及正襟危坐的孙主任，又决定不点这烟了。火柴递到桌上，就退了回来，坐回到沙发里。
孙主任自己把烟点上，嘶嘶地长吸了两口：“这样吧，你写个东西来。”
余悦君中午去赵志军那里，写了半页纸，简要地把事情“报告”了一遍，下午又去了教委。
孙主任依然坐在老板桌、小红旗、《人民日报》里，两根指头夹着那张纸，看着，“够精练的，啊！”然后往桌旁的文件框里一撂，“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
余悦君就回家等着。等待的日子里，余悦君出去帮人家脱谷，更多的是赶着牛车去茂林卖大葱。
大葱是草甸村新搞的“富民项目”。为这个项目，村支书姜志成头年秋在茂林做了“市场调研”，还带着两个村委专门去山东考察。转过年来项目就正式上马。草甸村为此召开全体村民动员大会，姜支书为大家展望了大葱种植的广阔市场前景，他给大家算账：大葱亩产高达三四千斤，茂林市场价格一斤六角钱，冬天干葱一斤一元二，“大家算算，这个收入，该是种粮食的多少倍？”展望完了，姜支书就宣布草甸的大葱种植规划：为了规模经营，形成品牌效应，全村以户为单位，每户每人每年至少种植一亩地……
会后，草甸村刷出了很多大红标语“草甸村，大葱村”“生男生女都一样，狠种大葱奔小康”“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种好大葱”……
开会展望得好，标语口号响亮，草甸村民却不认账。一年前，草甸刚刚流产了一个“甜菜富民项目”：位于邻县的糖厂黄了，村民手里的甜菜卖不出去，很多都烂在家里喂了猪。这回又要搞大葱，村民们心里犯怵，大会上他们嗡嗡地嘀咕，春天该育苗的时候，他们也蘑菇着不动。
姜志成及时发现了问题，他通过村小组长下达指示：各户各人完不成任务的，村里将在第二年收回其口粮地。草甸人都知道姜支书的厉害，不敢再怠慢。大片的葱苗席了出来，成大车地拉到地里，男女老少集结出动，弯在地里赶栽大葱；场面之恢宏壮观，很有点当年学大寨的样子。草甸村，立即就成了大葱村，人人身上都带着一股葱辣味。
从9月开始，草甸的大葱就陆陆续续地往城里送。10月以后，草甸的大车几乎是倾巢而出，排着队进城。茂林县城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胡同，都有草甸人卖葱的吆喝声。
葱，却卖不动。按姜支书的市场分析，一斤鲜葱可卖六角钱，可草甸的卖葱车队在茂林街头一天守到黑，两角钱一斤都卖不出几捆去。
茂林县城比草甸大不了多少，一家一户，拎上一两捆，十斤二十斤的，一个冬天也就够了。这样小小的一个县城，能有多大的消费能力？而草甸的大葱又有多少呢？当初姜支书在大会上说的大葱六角钱一斤的价钱不沾边，可每亩三四千斤的产量却是八九不离十，草甸村两千多亩大葱，能给茂林当毯子铺当被子盖。
有人试图卖到别的市县，却发现卖葱钱不够路费钱。所以直到封冻的时候，草甸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一大堆的葱。幸亏这东西不怕冻，一时半会儿烂不了；那就好好存着，慢慢地烂吧。
草甸的大葱卖不出去，按说跟余悦君没什么大关系；他当他的老师教他的学生，跟大葱何干？可谁让他撂挑子跑了呢？要跑就一跑到底，干脆别回来，谁让他又回来？回来了，就跟教委领导表表态度，再去上班就是了，他却连个烟都不给点，该写的检查写成了报告。这就跟大葱关系上啦。20岁的大小伙子，总不能窝在家里吃白饭吧？
所以，当父母让他去城里卖葱的时候，他虽有一百个不情愿，却是半个“不”字也说不出口。
卖葱的辛苦自不用说。草甸到茂林县城三十里路，来回六十里，牛车光在路上就得走五六个钟头。余悦君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喂牛上路。在街头的冷风中，干挺着卖一天葱。晚上到家已经八九点，人往炕上一倒，饭都不想吃，立即就睡死了过去。
余悦君打怵卖葱，更打怵那份尴尬。到茂林卖葱，要赶着大车走街串巷，一边走，还要一边吆喝。余悦君在课堂上吆喝得响亮，能面对着一大片学生滔滔不绝；可到了街面上，要他对着过往行人喊一声“卖大葱啦——”，他就张不开口了。
不仅是张不开口，赶着大车在大街上行走的余老师还怕遇上熟人。看他现在这副样子：身上披一件他爹穿了多少年的露了棉花泛着油光的破大衣，脚上套一双棉胶靰鞡鞋，头上扣个老头帽，手里举根赶牛的鞭子“驾喔吁”，这哪里还是那个衣着光鲜牛气冲天的大学生余老师，不就是一个庄户土包子？
沦落成土包子的余悦君怕见熟人，而去茂林的路上，络绎不绝的都是草甸的卖葱车辆，县城里也哪儿哪儿都是。见到谁，他都得招呼一声，然后被对方嘲讽打趣：“诶，这不是大学生吗，大学生也出来卖葱？！”
葱卖得也费劲。前几天，他都是把大车赶到茂林县城最北面的一条街上，停在一个角落里，一天从早到黑，卖不过三捆五捆。后来，他脸皮厚了一点，能出声吆喝了，可草甸的大葱满大街都是，还是卖不出几捆去。
余悦君十字街头卖葱，卖得垂头丧气；转而再想不久前逛过的师大校园，校园里美丽的丁玉萍，恍若隔世了。
卖到第十个晚上，他妈兴冲冲地告诉他：孔庆林来了，传达宋校长的通知，让他第二天去草甸学校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