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悦君站在院门口，踌躇不定：一旦去报到了，还退得出来吗？
毕业的去向，早在8月他就知道了。9月开学时，已成为草甸代课教师的老同学孔庆林来找他，说校长宋德志想让他先去学校上班，当五年级的班主任；县教委的正式通知要迟到一些日子，学生课程落多了不好补。
但他拒绝了，推说有一些毕业手续要办。当初他一门心思要读高中上大学，却被父母强逼着报考了师范；他书没念够不想毕业，还就是被分配了回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琢磨着，是不是可以回炉高考，然后可以像从前一样，跟那个她一块儿高高兴兴地坐火车出去上学。一直耗到9月中旬，耗来县教委的那一纸通知，他才不得不面对家门口的这个“母校”。
这是东北边陲一个四五百户人家的村落，正是秋忙的时候，庄户人大都已早早下地，街道上有些冷清。前一晚下了一场急雨，刚垫过黄沙的路面被冲出许多浅沟，很多地方积了水，漂着许多半绿不黄的杨树叶子。
余悦君耷拉着脑袋立在街头，突然觉得自己的境况很像那落叶，零落尘泥，身不由己。几只沿街找食的大鹅围上来，绷直了脖子冲他嘎嘎地叫，有一只还咬上了他的裤脚，他抬腿踢翻了一只，轰散了大鹅，然后踏着泥泞，一跳一跳地向东去了。
草甸学校在他家东南，村子的中心，背靠着村里的东西主路。因为年久，那一排十几间的砖砌平房校舍，墙皮大片地剥落，狗癣似的长着一疙瘩一疙瘩的青苔。余悦君默数着那些苔藓，磨磨蹭蹭，从家到学校的这一里多地他走了足足十五分钟；他掐着点，在整8点的时候，跨进了在学校东边的大门。
这许多年过去，校园还是那个校园，只是更加破败了。且不论房舍、围墙、门窗玻璃，只说那操场上硕果仅存的体育器械，立在东西两端的两个足球门，在他小时候还是坚实方直的钢管结构，而眼下只有三根细溜溜、黑乎乎的柞木条，两竖一横，钉成个扭扭歪歪的木框——原来的铁管被人锯走了。
正是早自习与第一节课的休息间隙，操场上很多小学生发现了他，都停下了嬉闹，一起静静地望着他；教室里的孩子听到消息，也争相跑出来看。那情形，像是围观一个如约而来的外星人。还有些小声的议论：“知道不，他是大学生！”“他家就在我们那趟街上。”“他是来教我们班的！”上课铃响了，孩子们都往教室跑，临进门前还要站住脚，向他看了又看。
余悦君绷着脸，做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大学生”这个称呼，让他浑身酸溜溜的，可感受着孩子们那虔诚的目光，心底还是泛出了一股热流。
办公室门口，七八个老师夹着书本走出来。往东来的一拨，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他小学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孙福贵。孙老师明显发福了，两腮的肉嘟噜着，洗得褪了色的蓝汗衫子里兜着一个圆鼓鼓的猪八戒式的大肚子。“哟，小余，上班来了？”
未待答话，另一个腻腻的雪花膏样的女声已抢上前来：“哎呀妈呀，大学生来了，都想死我们了！”
余悦君身上一紧，再看也是个“老字号”——他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汪艳红。汪老师上穿绿色的大开襟西服，内衬白翻领衬衫，下着淡粉色锥形紧身裤，白色高跟鞋，虽是40多岁的人了，可前挺后翘光鲜时髦，在一身农民老土打扮的孙福贵等人的衬托下，艳艳地闪动。
“嗨，汪老师，我哪是什么大学生啊……”余悦君红着脸应了一句，又去跟另外几位老师打招呼。
“快进去吧，庆林在等你呢。”孙福贵拍拍他的肩膀，引着一行人走向各自的教室。
教室里都响起了歌声，有的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有的唱“小松树，快长大”，还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声清脆、稚嫩，又有些含混和跑调。
进办公室之前，余悦君回头望了一眼：最东侧的教室门口，没有老师往里走，敞开的木门后挤出一排小脑袋。看他转回头来，小脑袋立即又缩了回去，在门后叽叽嘎嘎地笑一阵，很快又都伸了出来，挤着再看。一个留着短发的小女孩索性跳了出来，挥着手朝他大叫：“哎——大学生，你是来教我们的吗？”
余悦君认识这个女孩，她叫吴燕，跟他住同一条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他冲她笑笑，摆摆手，然后推门进屋。
办公室共三间，进门是一个四五平方米的小小外屋，左中右三个门。正面门内是一个小隔间，做教师休息室用的，门玻璃上糊着报纸。右手东间屋里没有人，乱堆着些煤炭、柴火、破柜子、破桌椅等杂物。左手西间屋，才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白石灰粉刷的墙壁已经泛黄，凹凸不平的黏土地面上摆着十几张办公桌。
屋里还有两位老师：一位女老师不是本地的，他不认识；另一个是他的老同学孔庆林。
“你怎么才来？宋校长去村里办事去了，这周正好我值周，就让我在这儿等你。”孔庆林说。把他跟那位女老师介绍了一下，又指指靠过道的一张空桌，“那个座就是留给你的，你挨着孙福贵，你俩一块儿带五年级。课本、教案本、点名册什么的，韩主任早就都给你准备好了，都在抽屉里，你看看。”
孔庆林说的韩主任叫韩继文，草甸本地人，曾经当过草甸学校的校长，余悦君读中学时他还担任过黄原乡中心校校长。而今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从一线退了下来，回到草甸，帮扶一下新上任的外来校长宋德志。这几天，韩主任肝病犯了，没来上班。
余悦君在自己座位上坐下，把抽屉里的书、本、点名册掏了出来，信手翻看。“一个五年级二班，才25个学生？”
“这不是计划生育嘛，学生一年比一年少，现在全校不过二百人，一、二、三年级都只有一个班，高年级也才两个班，你这个就不少了。”孔庆林说。
抬头见那位女老师起身出门去了，就又压低了嗓音道：“咱这两个五年级，那可不是一般地差，特别是你这个五年级二班；上学期期末，也就是四年级期末，全乡统考，平均分语数双科不及格，你得有个准备！”
“双科不及格？！”余悦君还是吃了一惊，“你知道吗，庆林，我毕业前实习的那个市里的小学，语数的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
“没法比！就咱这个破学校，让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当老师，怎么跟人家比？”
余悦君也笑，又连连摇头，他知道孔庆林在说些什么。在黄原乡，草甸村属于最北侧的荒僻之地，草甸学校也成了老师们最不愿来的地方。本地老师，有点能量的都一心要跳出去；外面被分派进来的，也是挖空心思要走人。所以，这草甸学校的办公室就像是个车店：在这里教书的很多老师，长的能待上一两年，短的不过几个星期，来来往往，面孔常新。
也有几个面孔，几乎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地嵌在这里，比如孙福贵和汪艳红。孙福贵初一没念完，汪艳红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当初村里缺老师，两位就凭着村支书姜志成的关系到学校代课。后来转了正，弄到了中专文凭，实际上学问却没有丁点的长进。汪艳红需要超常发挥才能教三年级；孙福贵略强些，但也多是四年级就打住。
那些年还有全乡统考排名，黄原乡十一所小学，草甸学校是年年倒数，汪、孙几位所带的班也必然是年年垫底。所以家长们都骂，骂草甸学校，骂那几个垫底的“鳖犊子”老师；但骂也白骂，奈何不得。
孔庆林说，现在的两个五年级就是孙福贵和汪艳红从一年级带起来的。“这两人谁也看不上谁，平常好赌个气、斗个嘴。孙福贵说汪艳红水平差、好放骚；汪艳红骂孙福贵是猪八戒样，没文化，一肚子坏水。”
“两人一起带到三年级的时候，孙福贵向汪艳红叫板，说：‘老汪，你要是真有章程，咱俩一块儿接着往下带，你也带一个四年级给我看看。’老汪以往带班最多带到三年级，教三年级都吃力。可这回被孙福贵这么一激，蹦着高地要跟班走，非要跟孙福贵见个高下不行。”
汪艳红任性使气，当时的校长也由着她。结果，上学期全乡统考，汪艳红带的四年二——就是现在的五年级二班，以“绝对优势”考得全乡倒数第一：语文平均分52，数学47。孙福贵的四年一好点，两科刚好都及格了，但总评起来也是倒数——全乡倒数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