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我在大学里生活了两年，因为那里是我舅舅家，也是我后来的母校，姨妈家和舅舅家住斜对门，我常常到姨妈家去玩，有好吃的姨妈也总来叫我，姨妈表面上对我很严厉，但谁也不敢在她面前说我的不是，现在想来，她实际上是有些惯我，但更多的是爱，比如，天刚亮，我以上厕所为由准备往东场去，姨妈一把抓住我：“小坏蛋，这么早干什么去？给舅舅说了没有？走，跟我买菜去。”然后，她冲着屋里对三表哥喊：“一会舅舅找丰儿，告诉他我带走了！”一路上，许多行人向她打招呼：“梁嫂，这么早去买菜呀？哟！啥时又生了一个儿子？和您真像，这么漂亮！”姨妈是校居委会主任，性格爽朗，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她得意地看着我，把我的手抓得更紧：“昨天才生的！”大家都笑了。
后来，我上小学了，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慈祥美丽的姨妈，总是一个人带着九个儿女生活，而在我顽皮时，姨妈总是这样说：“再捣蛋，把你送到你姨夫那儿去！”我也总会接着问：“姨妈妈（这是我奇怪的叫法），姨夫什么时候回来？”姨妈吓唬我：“你不怕他回来收拾你？”我笑了：“我不怕，姨夫总是笑着的。”姨妈感到奇怪：“你又没见过他，怎么知道他爱笑？”我拉着她的手来到她的房间：“看，墙上的画像是不是总是笑的？”姨妈使劲按住我的头亲昵地摇动着：“我的儿啊，你咋知道他是姨夫呢？”我给她念素描画像上的边款：“梁永和先生留念…×部队×××第三届军事美术学员习之”姨妈感到特别奇怪：“你没上学怎么认这么多字？”我告诉姨妈：“姐姐写作业时我跟着学的，爸爸还给我买了看图识字呢。”姨妈面露得意地“骂”着我：“小鬼头，你该不是妖怪托生的吧”我爱姨妈，因为她长得很像妈妈，最重要的是：她更爱我。
姨夫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因为人们总提起他，但我从来未见过他，当我回到北郊家中上学后，到了寒假时，我便思念起自己的另一个家即大学舅舅家。我提示爸爸送我去：“为什么我在姨妈家总见不到姨夫？”爸爸告诉我：“他在兴国寺。”我问：“他是和尚吗？”爸爸回答：“那里解放前就不是寺院了。”我接着问：“你怎么知道？”爸爸略带自豪地告诉我：“那儿是我的母校国立兴国中学，”我仍追问：“什么是国立？”爸爸有点不耐烦了：“那是解放前的叫法，好了，去玩吧，星期天我带你去看姨夫。”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爸爸从来说话是一言九鼎的，除非极特殊的客观原因，他是从不失言的！于是，我便有了盼头，开始以足够的耐心等待着星期天的到来。当星期六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兴奋，虽然我那天晚上没有出去玩，但仍兴奋地很晚才睡着，当爸爸叫醒我时，已是次日凌晨四点多，洗漱完，胡乱吃了点早点，爸爸便在夜色中骑上自行车，把我放在前梁上出发了。
我们进西安市北城门，经过北大街，绕过钟楼，又经过南大街，出了南门，径直向南开始了一次较为漫长的单车旅行。一路上，爸爸怕我打瞌睡，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给我讲孔夫子三过秦而不入的故事，当我们到了郊区农村时，天已经彻底放亮，我的瞌睡虫早被他的故事们赶跑了，他讲的最长的故事便是西安事变张、杨捉蒋，而这最后一个故事，竟然和我的姨夫有着丝缕关联。
从父亲那里得知，姨夫是满人，祖上是宫里的御厨，我的母校是张学良将军在汉中时确立的军政学校，张学良到了汉中，选中了姨夫做他的专门厨师，张将军的口味偏咸，而姨夫的宫廷菜做的恰和他的口味，姨夫是他从汉中带到西安的，西安事变时，姨夫也“参加”了，那是张、学良的两手准备，一旦老蒋不同意国共合作，他极有可能正式起义，但他的实际想法是恢复他父亲的奉系江山，他的唯一目的便是替父亲报仇，彻底赶走日本人；那时，姨夫作为一名高级伙夫，放下菜刀，拿着根本就不会用的手枪，等待时局的发展，后来，在临潼华请池抓住了蒋、介石，而老蒋被抓的原因是他的太大，被夹在石头缝间，现在的医学家分析，大的人智商高，可恰恰因为他的高智商挡了他逃跑的路，可以说，老蒋的大是为全面推动抗日做出过贡献的，但却是被动贡献。可姨夫跑到这几十公里以外的农村干什么呢？确切说是到兴国寺干什么呢？他为什么没有跟张学良去台湾呢？一路上，我想了很多，于是，便更加迫切见到只在素描中见到的慈祥的老人家。
过杨虎城墓的时候，父亲停下来推着我给我讲它的方位和杨虎城的一些事，但没有到陵园里去，一是太早，二是要赶路，又走了一公里左右，兴国寺终于到了，而它的名称既非兴国寺，也非兴国中学，而是西安美术学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西北唯一的一所美术专业学院，是建国后成立的，赫赫有名的西北画派的领军人物都出自这里，非常惭愧，我高中时曾经在这里学过一段时间画，但高中一毕业就去当兵了，复员后又带薪考入我母校的中文系，从此与美术告别。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所说的兴国中学是国、民党时期的国立中学，不是一般人能考上的，它是半军事化的学校，所有费用由国、民政府承担，而父亲也是从这里接触的共、产党，在解放前夕被送到北边参加革命的。
受前苏联的影响，学校的门面很欧派，而那时中国美术也全面受到前苏联的写实派影响，特别重视素描功底的铺垫，尤其是油画系，大多数教授的画风都有列宾等的痕迹，而那些曾被追捧到天上的前苏联画家的名字，如今几乎荡然无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深，印象派、意想派、抽象派等等西方画风融入这里，连国画系也有大量的抽象风格和后现代风格，当时还引起过一场不小的争议，中国画本来就有虚实之分，尤其是大写意，酣畅淋漓的泼墨本身就体现出从具象中抽象出来的高度表象，我倒认为西方的抽象派是源自中国，只是以不同的绘画颜料和手法表现出来还原到故里了，现在的人们画什么？画思想。
国画中的山水也不再局限于《芥子园画传》里的皴、擦、点、染，传统的散点透视被集中在一种意识里，人们在中西结合中开始让古老的毛笔洒脱起来，西安是个书画大省，也是中国书法的根源，但真正有思想的作品少之又少，像石鲁、赵望云等西北画派的领军人物的故去，使西北画派陷入迷茫中，仿佛莫名地以八大山人的放荡不羁画风替代了现代意识流，江南小笔情调的复古风的反而成了现代风，有些自负的画家以为笔墨的运筹是一种突破，其实他被传统禁锢了思想，要么糊涂乱抹，要么千篇一律，他们在玩弄笔墨，没有给予中国画新的生命力，而是疯狂地用它们换钱，只要价格卖的高仿佛就有艺术价值，岂不知艺术的价值需要时代的认可和检验，追风，是所有艺术门派一大忌，个别作家也开始冒充起画家、书法家，没有任何功底，却偏要哗众取宠，凭借自己的名声来卖字画，搅乱了书画市场，更玷污了艺术！没有扎实的素描功底，油画的形就无法精准；没有长期的笔墨勾勒，便把握不了宣纸的习性；没有过硬的法帖临习，你的字便不存在间架结构，更谈不上为书法。
艺术是相通的，先入之而后出之，出之而立才是最高境界，齐白石就是齐白石，徐悲鸿就是徐悲鸿，无人能替代！我个人拙见，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久，该是西方向我们学习的时候了。前几年，西安美术学院迁址到了市区。
父亲把自行车放到美术学院传达室，领着我，迈上向高处土塬伸去的宽阔的砖铺台阶，上了好久，一直上到了山顶（那时我认为是山）的一排窑洞前，只见画上那位老人正坐在窑洞前晒太阳，爸爸打着招呼，姨夫缓慢地笑着过来拉住我的手：“是顺顺吧”这是姨夫对我的特殊称法，他又一把我抱起来：“宝贝，冷不冷？”我摇着头，他用粗糙的大手把我的手合在他的掌中，帮我搓着，不久，我几乎冻僵的手便热了起来，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姨夫，倒象是从来没分开过，他那地道的老北京话，是后来暑假中我听的最多的，我前几年到北京着姨夫的口音，被宾馆的服务员耻笑：“生装外地人，北京人就低了您的身份！”我真是无话可说，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到了北京硬被归入北京人的行列，这得怪老姨夫，但一想起他活着时给我做的那些色、香、味具全的菜肴，我又宁肯自己真是北京人。姨夫是个特别厚道的好人，他活到九十岁时便活不动了，人人都说他活够了，可我却在火化他那天哭了，象我这样的人，能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我多么怀念他做的菜和他的笑容啊
父亲和姨夫在窑洞前开始聊天，我好奇地跑进了窑洞，姨夫嘱咐：“宝贝儿，别跑远了！”我进去了，原来这一排窑洞里面是连着的，每孔窑洞里都有一个土炕，炕上放着许多木箱子，揭开看，先是一股刺鼻的卫生球味儿，是一些很旧的档案袋，每个上面有着同样的图案，就是现在电影里看到的国民党的党徽，并且在封口处盖着一个长方形的兰色朱文印章：绝密。我一孔一孔地串着，到了最后一孔，我看的有点厌倦了，因为格局都是一样的，而那些被封的档案袋是不能打开的，我爬在一个木箱子上，想着怎样打开档案袋看完后又恢复原样。
有人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你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对吗？”我感到视觉模糊，他似乎是穿着一种军装，还戴着眼镜，我点点头：“外面都一样，可里面一定不一样。”他同意我的意见：“对，这是我们的死亡档案，每人一份，当然不一样。”我问他：“你死了吗？怎么死的？”他的声音很悲伤：“哎，被暗杀的。”我问：“被谁暗杀的？”他回答：“被共、党的地、下党。”我惊奇了：“你是坏蛋？”他声音很无奈：“各为其主啊，谁都不想做坏人，更不想死呀。”我问到：“你为什么被枪毙的？”他回答：“因为逮捕杨虎城和他的秘书夫妇。”我感到惊讶：“是你抓了小萝卜头的爸爸妈妈？”他好象不知道：“什么小萝卜头？”我气愤了：“就是你抓的秘书的孩子！”他更加疑惑了：“他们的孩子不是没有带到重庆吗？”我告诉他：“小萝卜头是在监狱里生的。”他似乎不象是撒谎：“那我不知道，我只管逮捕，后面的事我无权过问。”
我给他讲了小说《红岩》中关于小萝卜头的故事，他仿佛也被感动了：“看来我们真的是错了，至少不抗日是错的，我也对不起杨将军啊！”他身后有几个声音在责骂他：“你这党、国的叛徒！当初就是因为你的犹豫，差点就没能逮捕杨虎城。”他和他们开始争辩，我感到很茫然，听的我脑子乱乱的，我抱着头喊着：“你们出去吵！真讨厌！”我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向上升，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顺顺，宝贝儿，你跑哪儿去了，快出来，让姨夫娄娄（看看）！”我想答应，但喊不出来后来的事，忘了，四十年前的事，哪儿记得那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