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坐到坟前，陪着我白毛姨妈说了许多白话。母亲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要跟我白毛姨妈说，可我又听出，母亲的话很不连贯，像有要说的话又没说出来。还是二爷提醒我母亲，说该走了，你们还要回老街去呢！母亲这才站起来，对白毛姨妈说：
“妹啊，姐要回老街去了，以后不能常来陪你说白话了，你也莫牵挂这个地方了，早点投胎去吧，投胎去吧……你投了胎后，变了个男子汉后，再托个梦给姐，姐来给你贺喜……”
我们往回走时，母亲犹豫了一下，走了几步，还是转过身去，又对着我白毛姨妈的坟说：
“他姨妈，还有件事求你，你要保佑我那大儿子，你的大侄子，平安回来啊！”
母亲之所以犹豫了一下，才又对着我白毛姨妈说出这番话，是她怕引起更大的伤感。她是竭力压抑着，压抑着，不在这个应该高兴的日子，想她那被日本鬼抓去了的大儿子，想我的大姐。可是母亲已经无法控制了，母亲望着远方，悲愤地喊了起来：
“我的儿啊，你何时才能回来啊？我日日夜夜在想着你，念着你，挂着你啊！我的心口夜夜在流血，夜夜在发痛啊！你梦也不托一个给我啊！你到底是死还是活啊！……”
这回，父亲没有说母亲又讲犯忌的话。他大概也知道，我那大姐，是永远不可能回来了的。
这一天，在我们老街整个区域，没有出现我后来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舞着龙灯狮子庆祝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的场面。而老街的龙灯狮子，其实是很有名的。老街区域的人，都是用像我母亲这种方式，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告诉还能有残骸埋葬于地下的人。而无数已经无法辨认，无法确定，无数连尸体都找不到的人，无数全家乃至全族被日本人灭绝的，则依然不能得知这个消息。
我母亲开始了寻找我大姐的艰难历程。
我母亲沿着八十里山，一直往广西走，她逢人便问，看见村庄便进去打听。她详尽地描述我大姐那个男孩子的样态，就连我大姐爱吃什么，爱玩什么，都讲述了一遍又一遍。
然而她遇见的，问及的，都是摇头，都是说不知道，没见过。
看着我母亲那因长途跋涉而困乏不已的样子，看着我母亲那因焦急而变得憔悴不堪的神色，被问及的人都劝她回去，不要再找了，因为事情明摆着，落在了日本人手里，命大的，没死的，该着能回来的，已经回来了；还没能回来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要儿子没找着，找儿子的却病了，垮了，回不去了，总得替家里还活着的人着想……
我母亲只是感谢那些好心的劝阻，她依然翻山越岭，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去寻，去问。
我母亲在出发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她背在背上的那个包袱里，装的全是剩饭团子和糍粑。母亲一路上先吃怕馊的剩饭团子，带在身上的饭团子全吃光后，她就用石头敲出火花，点燃茅草、枯柴，将带着的糍粑烤熟吃。她尽量节省，实在饿得不行了，才烤一个糍粑，那烤熟的一个糍粑也是分做两次吃。背在身上的糍粑都长霉了，她依然没有得到我大姐的任何消息。
我母亲横下了一条心，不得到我大姐的确切消息，她绝不回去！她不相信，那么多逃难的人，那么多被抓的人，就没有一个人见过我大姐，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大姐的下落。
终于，那些发霉的糍粑也被我母亲吃完了。我母亲只能靠乞讨来寻找我大姐了。
二十四
母亲本应该带一些钱在身上的，可她分文不带。她要省着钱建新铺子，建好新铺子后，还得有些钱进货。当我父亲终于说了一句“他四娘，你也带两个钱放身上，以防万一”这句话时，母亲却以“带钱在身上，遇上打抢的怎么办”回复了他。二爷也曾悄悄地对我母亲说，他陪我母亲去找我大姐，如果怕人说闲话，他只远远地跟着我母亲，绝不走到一起。我母亲说，老十二，我欠你的太多了，这辈子是还不起了，你得在家里帮他四爷建铺子，我这一去不知会有多久，没有你，光靠他四爷，那铺子是休想建起来的，等铺子建好后，我替你成个家，你就把芝芝彻底忘了，好好地去过你的日子。如果真有下世，芝芝在奈何桥上也要等着你！
二爷惘然地目送着我母亲离开家后，把在废墟上建铺子的全部事项都承担了下来。他没日没夜地拼命劳作，以至于有人对他说，驼四爷到底给你多少工钱啊？你这么不要命地干！二爷不吭声，只顾干他的。就连我也发现二爷变了，变得连白话都不跟我讲了。他每天除了干活，除了干活时该说的几句话，再也没见他开过口。开始时我父亲暗自高兴，说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不要工钱，舍死帮工的人！到后来我父亲竟有点急了，他怕二爷这么干下去，真会要累死在就快竣工的铺子里。如果一个大活人，一条壮汉子，替他帮工累死了，他得负责安葬，虽说二爷没有家小，不需要抚恤，但光那安葬，说不定就去了多的。于是我父亲赶忙找到二爷，二爷却不空，忙得团团转。好容易等到二爷坐下来喝水时，我父亲忙对他说：
“二爷二爷，你不要再干了，我放你的假，放你的假。”
二爷不吭声。
我父亲又说：
“二爷二爷，尽管你自己说不要工钱，那工钱我还是得照样给你。你老人家又这样舍得出力，我给你多算几天的工钱。不然，我心不安哩！”
我父亲这么一说，二爷站起，连瞧都不瞧我父亲一眼，又干活去了。
父亲终于发现，二爷只有在喝酒的时候，就会多歇息一会。于是父亲每餐要他喝酒。父亲对他说：
“二爷二爷，你只管吃酒，啊，只管吃。吃醉了就睡觉，尽你睡，我不准别人来吵烦你。”
可二爷喝酒却是喝不醉的。无论我父亲给他多少酒，也无论他喝得是如何地令我父亲目瞪口呆，他将酒杯一放，就又干活去了。
……
去找我大姐的母亲还没有回来，位于老街下街的“盛兴斋”，却又重新开张了。
开张这一天，二爷不见了。
父亲也曾打发我去寻找二爷，要二爷来喝开张的喜庆酒。但我找遍了老街，又在江边转了一大圈，并放肆地喊，也没见着二爷。
而且从这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二爷。
我长大成人且参加工作后，回老街来探亲时，听说过有关二爷的事。
当老街后面开始修建一条从日本人曾设伏之处——观瀑桥通往宝庆的公路时，二爷因被那个鬼子头小队长封了几天维持会长（这其实又是二爷自己说出来的，许是他为了表明自己埋葬菜园子里的女人尸体，疏通扶夷江，以及从鬼子头手里逃出来的胆量和本事，并曾劝过神仙岩里的人外逃，可神仙岩里的人不听他的哩！二爷自从离开“盛兴斋”，自从不愿再见我母亲后，便常常酗酒，口无遮拦）被打成了汉奸。打他的汉奸并不是毫无道理，这道理早就由神仙岩里的人说过了，那就是：别人为什么不能逃出来，而单单你二爷能够逃出来？逃出来后不是躲得不见踪影，反而直上神仙岩，什么给神仙岩的人报信，是给日本人当侦探哩！这看事情得看本质，特别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透过现象，可就把二爷的本质给看清了。再说别地方都有汉奸，这老街难道就没有一个？更何况老街死了这么多人，没有汉奸，日本人能办得到？尤其是那神仙岩，没有汉奸，日本人能找到？于是汉奸就非二爷莫属了。本来我母亲也有嫌疑的，但说我母亲是跟着二爷上神仙岩的，她那么一个女人，不可能有什么主见，最多也就是上当受骗。同时也有个“再说”，再说这个女人又没被日本人抓住过。而我母亲亲手杀死的那个日本鬼，没有几个人相信，除了不相信一个女人竟然能够杀死一个人见人怕的日本鬼外，主要还是没有证据，首先是物证，物证在哪里呢？没见着那个日本鬼的尸体。这个物证连我母亲也拿不出，因为那个日本鬼的尸体早就被日本兵抬走了，不知埋在哪里，也不知是不是被丢进江里，抑或是烧成灰带回日本去了。其次是人证，人证只有二爷作证，可一个汉奸作的证，能算作证么？
二爷这个汉奸没被判刑，而是交由生产队管制。由生产队管制时，没人敢接近他，也无人愿接近他。说他独身一人住在一座破庙里。我曾猜想那座破庙，是不是我母亲将香灰撒进日本鬼眼里的那座庙，只是很快就被我否定了，因为如果是那座庙，远在就连合作化组织都难以将人集合拢来开会的八十里山中，就无法管制他了。
倒是有一种说法，说是有一个女人常偷偷地给二爷送些吃的，但也只送了几个月，就被人发现了，不准送了。持这种说法的都说那个女人忒胆大。我猜想这个忒胆大的女人应该就是我母亲。
我记得我曾对我母亲说过，二爷怎么还是单身一人呢？他难道就真的找老婆不到？母亲说，别看你二爷如今受管制，他真要找一个女人，还是能找得到的，是他自己不肯找。我问为什么？母亲说，他是怕自己这个汉奸的名声影响崽女。唉——，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又说，在我很小的印象里，二爷不应该是汉奸。我要我母亲去跟人民政府讲一讲，取消对二爷的管制。母亲却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不知为什么，母亲原来那敢作敢为，甚至连规矩都敢破，连规矩都敢自己去立的勇气和胆量，全消失了，湮没了，不见了，不存在了。母亲原来那凡事都想在前头，看问题总是先人一着，都能做出个准确判断，都能以防万一的智慧，也不存在了，或者叫凡事都预料不准了。
母亲只以叹口气来回答我的话，父亲则赶紧说，讲不得，讲不得，自己的事还清不了场呢！我倒是理解父亲的这句话，因为我家那“盛兴斋”铺子重新开张后不到几年，就解放了，划成分了，我家因为这个重新开张的铺子，给划了个小土地经营，虽说政策上并未被列入地主、富农之列，其实被人看作是二地主。有时我想，被日本鬼那把大火烧掉的铺子，烧掉的这个“盛兴斋”，我母亲不那样节省，不那样亏了自己，不重新再建就好了，那我家就是真正的贫雇农了！不，应该是真正的雇农！比贫农的成分还要低！可是我又想，倘若那烧掉的铺子都不去重建，任凭老街是一片废墟，那不就正好被那个鬼子头说中了：老街就不再存在了吗？
二爷后来被判了死刑。那死刑不是法院判的，判二爷死刑时已经没有什么法院了。二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专政宣判的。那时我母亲已经快六十岁了。快六十岁的母亲竟冲进了宣判枪毙二爷的大会场，高喊她要去陪斩。这“陪斩”也许是我母亲用错了词，也许是我母亲太急了，急得那“急心疯”又犯了，乱喊，就喊出了个“陪斩”。按照我母亲对历代法律的理解，凡是平民百姓，只要没有血债就不会被杀头的。
二爷被枪毙后不久，我母亲也去世了。
二十五
我母亲为了寻找我大姐，在没有吃的情况下，仍然不肯往回走，仍然继续翻山越岭，找村落，去打听。她虽然可以说是进了乞讨的行列，但她并不是请求别人施舍，而是去问人家有事做没有？她用帮人家做事，譬如洗衣服哪，譬如挑水哪，又譬如去砍些柴哪，来换取一两餐饭吃。至于夜里睡觉，人家能有一个地方让她睡一睡，她就表示感谢，人家若是没有那个意思，她就在外面找个避风的地方躺下。因为她根本就不怕有人来欺负她。当然，她也有害怕的时候，但她一害怕时，就用连日本鬼都被她杀了的事来壮自己的胆。
整整三个月，我母亲几乎走遍了全州的每一个村落，终于找到了那位分南瓜给我大姐吃的老人。
老人只知道我大姐第一次逃出来的事情，也就是我大姐跟他说过的那些如何被抓，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又是如何逃出来的事。而我大姐第二次被抓，虽然是和老人同时被抓的，但日本鬼这次将老人和年轻一点的分开关押。老人曾说我大姐是他的孙子，结果还是被分开了。从此就再也没见过我大姐。老人只是可以肯定一点，我大姐第二次被抓时，那些日本兵，不是第一次抓我大姐的日本兵。因为刚被抓时，老人曾悄悄地问过我大姐，是不是原来抓她的鬼子，老人想着如果是原来那帮鬼子，那就更加不得了！我大姐连连摇头，说不是原来那帮鬼子，不是原来那帮鬼子。
老人说他能够活下来，那真是无法去讲。他本来已经倒毙在路上，不光是日本鬼以为他死了，就连同村的也都以为他死了。可他后来竟活了过来。
当我母亲告诉老人，那孩子其实是她的大女儿时，老人的脸色变了。
老人颤抖着说，他们被抓后，一到夜里，日本鬼就将他们的衣裤全部剥光，拿走……
我那刚满十岁的大姐的命运，已经可想而知了。
日本人投降的第二年，被烧毁的老街又成了一条街。
老街又成了一条街时，江风已吹得人脸上起苦瓜皮皱褶。而街上的人，依然只穿着一条青布吊脚大筒裤。那仅存的一点钱，全都投入铺子的重建上去了。身上能卖的东西，也全都卖了，卖了换钱建铺子。
脚上自然不会有袜子，趿拉着一双家制千层底布鞋，裤脚和鞋口的空处，露出一截鱼鳞状硬瘢，黑红黑红的。并不是他们不怕冻，而是为了省下那做裤子的半尺布，和那双袜子钱。
铺子的主人虽然多了许多新面孔，但在街上一见面，依然是先要打点礼性问候。
“你老人家，吃了吗？”
“吃了哩，你老人家。”
或者是：
“你老人家，吃了吗？”
“嘿嘿，你老人家，日光还早哩！”
回答的所谓“日光还早”，其实就是没吃，省一餐算一餐，省下来的粮食，也是为了开铺子。
尽管是勒紧裤带，但不能说没吃，老街人依然讲究那面子。
2004年秋冬之交，完稿于新宁白沙、长沙；
2014年9月修订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