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灵魂长眠于地下了，但他地下有灵，可以安息了。林徽因的高贵真挚，正是她光芒万丈的原因，这光芒，不仅是使徐志摩，甚至也使所有热爱林徽因的人充满敬意，感到温暖。或许惟有这样徐志摩还能得到最终的宁静，这一段经历也慢慢地沉入了林徽因最私密的记忆里。
在追悼徐志摩之前，胡适和林徽因等人已经商定，设立徐志摩文学奖，建立徐志摩图书馆以及徐志摩纪念馆，以作为对徐志摩的永久纪念。此外，他们还打算搜集徐志摩的遗文，以出版徐志摩的文集。可是，在搜集徐志摩的文字时，林徽因和凌淑华发生了“康桥日记”的纠纷。
１９２５年３月，徐志摩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准备到欧洲旅行，行前，他将一个小提箱交给凌淑华保管，并对她说：“要是我不能回来的话，你得给我写传。这箱子里面有你需要的材料。”据说，箱子里有部分文稿，徐志摩的两三册英文日记，还有陆小曼的两本日记。这个小提箱一直放在凌淑华那儿，徐志摩遇难前一直没有去取。徐志摩飞机失事后，他在康桥的英文日记保管在凌淑华处，因而林徽因知道徐志摩的日记的下落。
林徽因想向凌淑华讨要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想看看那时徐志摩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但她知道讨要时一定会很尴尬，因而顾虑、迟疑。毕竟，物是人非，到最后林徽因并不想掩饰她对此的好奇和渴望，非常想看看那些日记，那里面应该详细地记录了徐志摩当时的所思所感，是了解徐志摩的重要资科，而且，里面肯定有大量是关于她自己的。
她分析自己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爱恋为辱。我永远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的是种满足，好奇心的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１９３２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
如她所愿，林徽因托胡适向凌淑华要徐志摩的日记。在胡适的要求下，凌淑华把日记交给了胡适。索来后，她拿到的徐志摩的《康桥日记》，少了几页，显然，凌淑华把它抽掉了。没过几天，凌淑华到林徽因家里向她要徐志摩的书信，算编成一本“志摩信札”。林徽因说信都在天津，一时没法给她。接着林徽因便问凌淑华：“听说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那儿，能否借给我看看？”凌淑华听了之后，很勉强地说可以。林徽因又说到她家里去取，凌淑华说她下午不在家，改天吧。１２月９日，林徽因到凌淑华家里去拿信，但是没见着凌淑华，只看见她留下的一封信：
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休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林徽因看完信之后非常不满，“气得通宵没有睡着”。直到１２月１４日，凌淑华才将半本“康桥日记”拿给林徽因。林徽因看了之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搞不明白凌淑华究竟怎么想的。她接连写了几封信给胡适，告诉他这一连串的事。而且还郑重指出：“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他说明了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
胡适得知这一情况之后，１２月２８日写信给凌淑华，要她把剩下的日记交给林徽因。他说：
昨始知你送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的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绝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叫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
祝你好。
胡适说得很委婉，但又很严厉，凌淑华收到信后，不得不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２日托人把徐志摩《康桥日记》的另外半部交给胡适，并附一封信：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地观察指摘。这有备与无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罢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的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问你们大家好。
即日
凌淑华在信中表达了对林徽因和胡适的不满。可是，之所以有这场“官司”，原因还在凌淑华自己不爽快地交出日记，一拖再拖，让大家都不高兴。但是，即便是这次交给胡适的半本，仍然有４页被裁掉。胡适看了之后很是不满，认为凌淑华一错再错，不知悔改。他只好把这仍然残缺的日记交给林徽因。林徽因的心情可想而知。
半个世纪之后，凌淑华在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和１９８３年５月７日致陈从周的信中旧事重提，她还是满腹怨言：
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无一点包含。想到这一点（彼时小曼对我十分亲热，她常说人家淑华就不那样想，里面当然也有褒贬徽因的日记），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信中，凌淑华除了表达对林徽因等人的不满外，并没有交持那裁去的４页的下落。据卞之琳称，林徽因将徐志摩的两本日记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后来，日记焚于“文革”中。
这件事在北平闹得满城风雨。胡适在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胡适写日记时在上海）而在这纠纷中，受到刺激和伤害最大的是林徽因。因为当时盛传林徽因要《康桥日记》的原因是里面有不利于她的记录，怕日记曝光后对她造成不良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m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我是个兴奋型的人，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注），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子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注）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事实上是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但此后这两册日记便消失无踪……看来林徐两人的情感也将永远留藏在历史深处了。在一连串的刺激下，加上工作家务的劳累，林徽因的肺病复发，她又倒下了。在给胡适的信中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