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管仲和晏子的政治智慧，伍子胥显然差一个档次。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在反对伐齐无效之后，吴王派他出使齐国，暗中侦察敌情。而伍子胥在这个最要紧的当口却打起了小算盘，他深感吴王在错误的路线上越滑越远，吴国前途堪忧。为保全自己的家族，他让儿子离吴奔齐，并托齐国的大贵族鲍牧予以照顾。这一消息被伯嚭探知，早已把伍子胥视为眼中钉的伯嚭大喜，给吴王打了小报告，抓住伍子胥的小辫子，将了他一军：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
平心而论，伯嚭所言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不完全是污蔑之词；所言伍子胥“属其子于齐之鲍氏”、“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等事，也不是栽赃陷害。可恨的是，他在这个敏感时期火上浇油，又故意把伍子胥与吴王夫差的战略分歧说成权力之争，把心忧国事的伍子胥说成幸灾乐祸，一心想着看吴王失败的笑话。更可恨的是，他抓住伍子胥曾经成功地帮助阖闾策划政变这一点，污蔑伍子胥有发动政变推翻夫差的心思。可以说，伯嚭将的这一军，招招瞄准伍子胥为人的弱点，切中其要害，不由得夫差不信。而伍子胥在吴王夫差眼中，也早成了倚老卖老、“不自安恬逸”、“挠乱百度，以妖孽吴国”的绊脚石了。一怒之下，夫差赐以属镂宝剑，命伍子胥自尽。
伍子胥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得这样一个结局，气得近乎发疯的他为门客留下遗言，让门客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悬挂在吴之东门，他要亲眼看到越军灭吴！这话传到夫差耳中，大发雷霆，命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盛酒的皮革袋子（鸱夷）里，扔到钱塘江中！
伍子胥死后，吴王夫差继续经营自己认为正确而伟大的中原霸业，“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令周室”，又与老牌的霸主晋定公争做盟主，一时风光无限。但此时的吴国连年劳师动众，士民疲惫，国力空虚。已经重新崛起的越国乘吴国后方空虚，兴兵伐吴，一战击毙吴太子，攻破了吴都，迫使吴国厚礼求和。此后，越国连年伐吴，不给其喘息之机，最终于公元前473年灭掉了吴国，此时距伍子胥之死刚刚九年！
伍子胥的一生，以悲剧登场，以悲剧谢幕。推究其原因，小人费无忌和伯嚭的先后构陷以及吴王夫差的刚愎自用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他个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苏东坡在《大臣论》中云：“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伍子胥显然做得不够。专制世袭社会，不可能个个君主都圣明神武，过多地责怪君主的愚黯没有多少意义。作为大臣，一举一动必须考虑周全，不仅考虑应不应该，更应考虑可不可能。既要洞明世事，工于谋国；也要练达人情，善于谋身。伍子胥最后与吴王决裂，被谗而死，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只会做事，不会做人。身处亚父高处不胜寒的地位，不能省思功高震主的危险性，在与吴王夫差出现战略分歧时，不能妥善弥缝君臣关系，主动维护吴王的权威。相反，他因自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固执己见，不肯妥协，一味用强，侵犯了吴王的权威。“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最终在吴王眼中由定是国老变成了倚老卖老、带头不尊国家法度的绊脚石，即使伯嚭不居间挑拨，只怕其悲剧的结局也难以避免了。
范睢恩怨情仇纠缠一生
在与山东六国争强竞雄的过程中，秦最终扫平天下、统一寰宇，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郡县制国家，其中范睢的功劳不可忽视。方范睢入秦之际，穰侯当国，宣太后操纵政权，公子泾阳君、华阳君把持军政，他们朋比为奸，“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战国策·秦策》）。秦国无岁不兴师动众征讨四方，然而“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穰侯封地），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社稷”（《战国策·秦策》），所以秦国虽然兵强马壮，实力明显高过山东六国，但是由于政策上的失误，统一大业始终徘徊不前。范睢游说秦昭王，陈说利害，使他翻然醒悟，果断地采取措施，“于是乃废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泾阳于关外”（《战国策·秦策》），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国策，使秦国“坐制诸侯”，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所以李斯在评价他时说：“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这位辅佐秦始皇兼并天下的宰相也不敢专擅其功，把军功章大大地分给了范睢一块。
一、范睢的身世
范睢（？—前225），字叔，又叫范且，也有些专家认为他的名字其实应该写作“范雎”。他本来是战国时魏国人，少时家境贫寒，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欲事魏王”。由于家里贫穷，竟连面见魏王的机会都没有，只好寄身于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魏昭王时，须贾奉命出使齐国，范睢也随从须贾使齐。没想到这次出使非常不顺利，他们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齐襄王很欣赏范睢的雄辩口才，就派专人给范睢送去了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之类的礼物，但范睢一再推辞不敢接受。须贾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恼火，说范睢必是把魏国的秘密出卖给齐国了，所以才得到这种馈赠，于是他让范睢收下牛肉美酒之类的食品，而把黄金送回去。其实须贾发怒，倒不一定是真的认为自己的门客出卖了国家的利益，主要还是几个月的停留毫无成效，对于这次出使的长官须贾来说多少有些尴尬。更兼自己作为使团长官被齐王一晾几个月，自己的门客却被奉为座上嘉宾，心里很不是滋味。另外，拿范睢出卖国家利益来说事，未必不是掩盖自己出使无功的妙途，虽然外交没有办成，可我发现了奸细！
大概是出于以上原因吧，须贾回到魏国后，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魏国宰相魏齐。须贾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范睢做奸细，无疑是要置范睢于死地。在当时环境下，“国际”斗争异常激烈，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对于出卖国家利益这样的事已经来不及分辨真假，无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像乐毅、廉颇、信陵君这样战功赫赫、对国家社稷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挡不住反间计的陷害，被迫流亡逃命，更何况一个小小的范睢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次莫须有的陷害成就了范睢，没有这次磨难，他很可能一辈子就在须贾手下做个碌碌无为的门客。历史就是这么奇妙。
话说当时魏齐听了自然大怒，就命令左右近臣用板子、荆条抽打范睢，打得范睢肋骨断了，牙齿也掉了几颗。范睢知道，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就必死无疑，于是强忍剧痛，眼睛一闭，装死。按说“杀人不过头点地”，魏齐如果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把范睢直接杀了，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他自己也不会遭受后来的厄运。然而他偏偏心肠无比歹毒，不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人死了还要辱尸，派人用席子把“已死”的范睢卷了卷，扔在厕所里，让那些喝醉酒的宾客轮番往范睢身上撒尿，以此来羞辱范睢，发泄他那变态的愤恨，并借此警戒效尤者。但正是魏齐这一变态的做法，为范睢提供了逃命的契机。
如果范睢仅仅是匹夫之怒，做一番“免冠徒跣，以头抢地”的表演，或者他可怜兮兮地以死明志，高呼两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那么故事至此，至多也仅仅是一幕赚取后人廉价同情眼泪的悲剧。这类人物在中国史不绝书，前有“化碧”的苌弘，后有冤死的岳飞，即是典型。但范睢不是，他是一位坚强隐忍到令人不可想象的非常人！他不甘心如此窝窝囊囊地死去，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这一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要报仇！才将这出悲剧演成了精卫填海式的英雄剧。
被卷在席子里的范睢一任别人在自己身上撒尿，待更深夜静，酒阑人散的时候，看看厕所里除了一位看守再无别人，他悄悄地对那位看守说：“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钱是个好东西，有着超人想象的魔力，多少受过教育的人民公仆都在它面前屈膝投降，古代一个小小的看守自然也抵抗不了它的诱惑。何况范睢遭此不白之冤，本来就让人同情不是吗？于是看守装作无意似的向魏齐请示：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可巧魏齐喝得酩酊大醉，愤也泄得差不多了，就顺口答应下来，范睢因此而得以逃脱。后来魏齐大概又想起了什么，后悔把范睢当死人扔掉，又派人去四处搜寻。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这件事，立刻带着范睢一起逃跑并隐居起来。为了躲避搜捕，范睢改名为张禄。
二、西入强秦，智说昭王
不久，秦昭王派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就扮作下人给王稽当差，借机接近王稽。在一次闲聊中，王稽问他：“魏国可有贤能的人士愿跟我一起到西边去吗？”郑安平一见时机来临了，就赶忙向他推荐范睢：“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昼见。”王稽便让他们晚上一起来。郑安平就在夜里带着张禄来拜见王稽。两个人的话还没谈完，王稽就发现范睢是个贤才，便决意带他们回秦国。这次会见成了范睢一生的转折点，他在王稽的帮助下脱离了魏国，从此如龙入大海一般，再也不是须贾、魏齐之辈所能控制的了。
王稽带着范睢很快地进入秦国国境，此时的范睢并没有因为进入秦境就放松了警惕，因为他知道，在秦国当政的穰侯是他天然的敌人，他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便必须扳倒穰侯。因而当车到湖邑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范睢立刻觉察到来者不是一般的人，当得知来者就是穰侯时，就对王稽说：“听说穰侯现在大权独揽，妒贤嫉能，不让秦国接纳诸侯国的说客。如果他看到您带我来，怕会找麻烦，不如把我藏在车中吧。”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范睢所料。
穰侯是宣太后的弟弟，秦昭王的舅舅。他依仗着宣太后的势力把持秦国大权，并不把秦昭王放在眼中，成为秦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各国都意识到人才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因此国君无论贤愚，无不礼贤下士——当然，有的眼光差有的眼光好，眼光差点的可能拿废品当人才，拿人才当废品，但无论如何，客观上造就了人才在各国的流动比较频繁。而文化相对落后的秦国，其崛起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广开贤路，招揽各国的人才做“客卿”，所以礼延各国的贤才成了秦国的一大政治传统。穰侯当政后，最怕的就是各国贤才前来秦国，因为这对他的地位权势是个潜在的威胁，因此他一反秦国的传统做法，严格限制各国说客入境。
穰侯见王稽出使回国，怕他带来关东的豪杰之士，便将他拦下来盘问一番：“先生该不会带着那般说客一起来的吧？这种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罢了。”王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臣下不敢。”穰侯见他如此，也未再多问，随即告别而去。但范睢仍不放心，因为据他了解，穰侯足智多谋，刚才的盘问便表明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只是忘记了搜查，肯定会重新回来的。为防万一，范睢就跳下车来从小路步行而去。大约走了十几里路，穰侯果然又派骑兵追回来搜查车子。由于范睢提前预料到并作了防范，这才躲过一劫，终于随王稽进了咸阳。
来到秦国后，事情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般顺利，虽然王稽立即向秦昭王做了推荐：“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但秦昭王不相信这套话，只是不冷不热地安排他住好吃好，就这样，范睢只好耐心地等待秦王的接见，这一等就是一年多。
这时秦昭王已经即位三十六年，秦国在南面夺取了楚国的鄢、郢重镇，使得楚国再不敢与秦国交锋；在东面攻破了齐国，迫使齐湣王取消了帝号。还曾多次围攻韩、赵、魏三国，扩张了领土。武功赫赫，踌躇满志，秦昭王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对于曾经依赖的辩士，他早已不感兴趣了。而穰侯、华阳君和他的胞弟泾阳君、高陵君相互勾结，控制了秦国的内政外交，其中大权在握的穰侯一心想扩大他的封地，不惜做“越韩﹑魏而伐齐纲寿”这等蠢事。秦国丧失了进取精神，在偏离统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在这样一个丧失进取精神的国家建功立业，无疑难上加难！
与庸人的怨天尤人不同，英雄总是善于为自己创造机会。范睢见等了一年多还没有结果，就上书秦昭王请求会见。为了打动昭王，范睢的奏疏也是精心设计的，他先是列举了明君圣主和昏君庸主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种种特征，暗指秦昭王用人不善，又巧妙地卖关子：“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因此“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赌上性命来保证自己并非那种华而不实的说客。秦昭王果然被打动了，一边向推荐者王稽表示歉意，一边派专车去接范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