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初，以连续的机缘，我迁到北京鼓楼以西、后海以北的一条胡同住。房的东邻是颇有名的广化寺，民国初年，北京图书馆曾经短期在这里，因而文化界的大名人，如缪荃孙、鲁迅等，经常到这里来。我租的房，据说清末民初还是个穷王府，因落魄而售与我的房东李姓。李四十岁上下，在某车厂任厂长。人严肃，有些近于板滞，同院住户称之为李先生。他的夫人王氏，身体粗壮，表情严肃认真，院里人都叫她李太太。这认真的背后好像藏有热心的力量，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宽厚而迂阔。
住了一个时期，才知道李太太原来是王铁珊的二女儿，名用骙。王铁珊，名瑚，定州人，推想或是刻《畿辅丛书》的定州王氏的后代。他是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进士，与张謇（状元）同榜，李先生的父亲也是进士，想是由于这种关系两家才结了亲。
王铁珊在民初是相当有名的人物，原因的少一半是官不算小，作到京兆尹，多一半是言行远于世俗，清廉至于迂腐的程度，常常引人发笑。据说任京兆尹时期，春天出外干什么去了，碰巧这时候夫人从原籍来要钱，趁农忙之前修理住房。衙门管财务的人问明来意，由公款里暂支与三百元，打发走了。过几天，王铁珊回来，管财务的人报告此事，意在表功，不想长官大怒，要惩治，连夫人也算犯罪，罪名是携款潜逃，一时传为笑谈。他的这类故事多得很，再举一件。他是冯玉祥的老师，因为操行严正，冯将军非常尊重他。二十年代，冯将军一度占领北京，想请老师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坚辞。据说措辞是这样：“我自信一生清廉，不爱财，不贪财。故宫宝物很多，我当然不会偷。可是故宫好书也多，我爱书，当然也不会偷。不过只要一动心，我就完了（意思是不再是完人），所以决定不干。”
历史上记载的清廉，有些是假的，至少是夸大。王铁珊不然，就我们所知的一点点看，是货真价实。他晚年很穷苦，为了糊口，到辅仁大学教书，据听过他课的蔡君说，冬天上课，总是穿那件灰布破皮袍，像是不能保暖，讲几句就掏出手帕擦鼻涕。就这样不久作古了。夫人在原籍，后来不能活，来北京依靠二女儿，住在西院南房。有一年秋天，我的妻去看她，说了几句安慰她的话。她说：“我比老头子活着时候好多了，你看，我现在能腌满缸咸菜。老头子活着时候可不成，他说那得多少钱，所以只能腌半缸。我现在倒自由了。”妻回来说与我听，我想起《韩非子·五蠹》里的话：“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一时觉得“今之古人”的话并不都对，可是“古之今人”的话又说不通，可谓一笔胡涂账，不禁失笑。
且说房东李太太虽系女流，身心却都有乃父的风度：身，体格魁梧；心，正直而和善。李家经济情况比较好，工资高，有房产，可以收租。在社会交往方面，夫妇态度差别很大，李先生是杨朱派，愿意尽量少惹事；李太太是墨翟派，兼爱，愿意普度众生。李先生要上班，白天不在家，于是李太太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院里住户不少，或这家或那家，总会出现这种病或那种病。李太太稍通医道，于是听到谁家有了病人，她就登门去探视，谈治法，开药方，推测无力医治就送钱。临走总是嘱咐一句：“千万不要让李先生知道，他不让我管闲事。”院里一家姓于的，收入少，孩子多，不是穷就是病，李太太开的药方最多，送的钱也最多。对于我家，大概知道我们对中药兴趣不大吧，开药方次数不多。但我们都敬重她，因为知道她的诚厚为世间所罕见。譬如有一次，我的妻同她谈闲话，说她的二儿媳为人不坏，她说：“你不要信她。那次她儿子拆公用厕所的砖，你拦阻，她一直恨你。”还有一次，我一个同学来吃午饭，用他习惯的大嗓门说天说地。李太太听见，以为是吵架，执意要来劝。儿女拦阻，李先生反对，才勉强作罢。事后，她的女儿当作笑话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
想不到，她的诚厚也曾引来麻烦。“文化大革命”来了，风气是批判，除了极个别的以外，任何人都被怀疑为坏人。李太太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自然要批判。挖掘材料，于是找到于家。于家女的不识字，自有应时义士代写大字报，“揭发”不少开药方送钱的事实，最后“上纲”，判定为“收买贫下中农”，幸而这个罪名连“被收买”的于家也不信，于是低头而继以忍，日久天长也就过去了。另一个风波是在“小组讨论”中清算三代，她父亲是官僚，当然是坏人，照规程应该“自动”批判。可是她说她父亲是好人。自动不能完成，自然要“他动”批。发言的不少，绝大多数是用颠扑不破的理论证明，“做官的都骑在百姓头上，没一个好人”。少数略知情况的由另一个方面立论，是凡清廉都是伪装，实际必是贪污。批到言无不尽的时候，问李太太有什么感受，她仍坚持她父亲是好人，一生清廉，没贪过一文钱。到一天的末尾，只好散会。第二天继续，第三天继续，情况还是这样。难得结束，有个聪明人想个办法，委托李先生开导她，意思是只要说一句，那时候我年轻，不清楚，也许不好，就算完。下一天，大家怀着胜利结束的希望来开会，静听李太太的发言，是：“昨晚上李先生劝我，让我说几句假话，过去就得了。我不答应，气得他拧我。拧我我也不能说假话，反正我爸爸是好人，一辈子清廉，没贪过一文钱。”会就这样以全场暗笑告终。
王门还有一个人，是李太太的胞弟，也值得提一下。这位先生文化不低，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出了毛病。五十年代，生活没有着落，来投奔姐姐，住在外院一间小西房里。孩子们叫他王疯子，没有人理他。他也粗壮，面部沉郁，总像是思索哲学问题的样子。走路步法很有特点，总是左足迈大步，曳着右足随着向前移。他既不打人，又不骂人，有时自言自语，像是背什么诗句。他虽然有病，可是言谈举止仍不乏严肃认真的风度，所以我总是客气地对待他。他有时到我屋里来，常是紧走到桌子跟前，用力拍一下桌子。我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拍案惊奇嘛。”我请他坐下，同他闲谈。有时谈到他父亲的为人，他总是立刻站起来，略躬身，两手下垂，像侍立的样子，直到话题转了才坐下。有时候，刚坐下，又谈及，于是又站起来。碰巧这样反复，帘后看着的孩子就哈哈大笑。他却郑重其事，认为理所当然。他体质好，饭量大，没想到五十年代末，困难时期来了，人人缺粮，只得各自吃自己能得的那一份。别人差得少，他差得多，终于没有耐过去，死了。
六十年代末，我终于不得不迁到西郊，与住了三十多年的院落，以及可尊敬的李太太，离别了。此后，由于种种情况而自顾不暇，连再去看看旧居的余裕也不再有。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吧，一个旧邻居来看我们，说李太太得了一点小病，大家都不以为意，可是竟越来越恶化，死了。得病初期，她曾让家里人给我们写信，说很想我们，可是家里人说，大家都忙，没事，不必麻烦人，所以没写。我们听了，心里很不好过，死之前没有再见她一面，辜负她怀念的盛意，真对不起她。现在，又几年过去了，有时想到她的为人，觉得应该纪念她，所以写了这篇“秀才人情纸半张”的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