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1954年到1955年下半年。在推行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开始转入实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的阶段。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1953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提出要在今后若干年内（大约两个五年计划），将雇工十人以上的私营工业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会议还确定1954年的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会议讨论制定了《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上报中央。
在引导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包销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原有企业归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仍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因此，公私矛盾、劳资矛盾等都不好处理。为此，1954年9月，政务院第223次会议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阐明了在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地位，规定了合营企业利润分配原则，其中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这个《条例》的制定，使得公私合营工业有章可循，对实现公私合营有重要作用。
《条例》颁布后，各大城市有计划地开展了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采取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扩展公私合营，又称之为“吃苹果”式的合营。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大户少，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采取“先吃苹果”的个别企业合营的做法，打乱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内部联系，造成了已合营户与未合营户、大户与中小户、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诸多矛盾，导致不少私营工业停工关门的现象。1954年12月，国务院“八办”和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会议伊始，各地代表集中反映了私营工业中生产严重困难的情况，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工人不满，资本家惶恐不安，而且连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也难以进行。“八办”副主任许涤新（主任是李维汉，其时在苏联治病）向周恩来、陈云作了汇报。鉴于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会议遂转为研究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12月31日，陈云副总理就此问题发表了讲话，确定了统筹兼顾、调整公私关系的方针，对各类性质的企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对待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仁。要求国营企业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以维持私营企业生产；加强加工订货的计划性，按私营工业产品类别归口管理，一条鞭管到底。这样，不但缓和了资产阶级人士的紧张情绪，也推动了改造的顺利开展。到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已占合营户和未合营户合计总产值的49.7%；未合营户的产值中已有81.7%纳入国家的加工订货。私营商业的零售额也有45%纳入经销代销。
第三阶段：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这一阶段是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逐步转为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阶段。这种按行业，不分大、中、小企业同时合营，又称之“吃葡萄”式合营，形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高潮首先从北京开始，之后是上海、天津，并发展到全国。面对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的形势，中央只好改变原来制订的在今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做法。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参加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至此，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正确地制定并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以和平赎买、从宽照顾为核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保证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1）在企业清产核资中，执行“从宽从了”的方针。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是实行公私合营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宽”，就是对清产核资中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凡是可以从宽处理的即要从宽处理。“从了”，就是对于企业原有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包括敌伪财产、对公欠款、抽走的资金和呆滞物资在内，根据从宽的方针，尽可能地加以了结。
（2）在福利待遇上，执行宽大政策。一是确定“从简从宽”的定息原则。1956年1月，规定全国的年息总幅度为一厘至六厘。此后，陈云认为息率太多难以处理，本着“从宽”的原则，提出一般为五厘，个别企业提高至六厘。毛泽东同意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统为年息五厘；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可以超过五厘；对已经采取定息办法的公私合营企业，如果年息不到五厘，要提高到五厘；息率已超过五厘的，不予降低。当时资本家估计的息率是“坐二望四”，因此，这一决定使他们喜出望外，很受感动。二是福利待遇问题从宽解决。在福利待遇上，国务院规定：企业核定资财的时候，私方人员本人股金在2000元以下的，其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均按所在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本人股金虽然超过了2000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这样，就使80%左右的私方人员享受了职工医疗待遇。同时，国务院又规定，在职私方人员的原有工资一律不动，高薪不动，低的以后随着工资制定改革逐步调高。
（3）在人事安排上实行“量才使用，适当照顾”，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对合营以后的几十万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尽量发挥他们的才能。老弱病残的私方人员作了适当安排。在人事安排后，要求公股代表和共产党员，要充分认识和估计资方人员的积极作用，要尊重私方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合理意见。
4.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伟大成功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按照中国的特点有步骤地进行的。实践证明，这个改造是必要的、是成功的，“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3]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我们党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1）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过渡形式，通过这些形式，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法德农民问题》这两篇著作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思想。但是通过什么形式赎买，他们没有进一步阐述。列宁也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途径，来对文明资本家进行赎买。然而，列宁的设想在俄国也没有来得及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创造了从低级（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到高级（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抓住了公私合营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和主要环节，成功地实现了对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在整个改造期间，社会稳定，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的成功实践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2）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坚持了既改造企业，也改造资本家个人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把民主革命时期“两个联盟”的经验，成功地运用到社会主义革命中来，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加强和发展工农联盟，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的。党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结合起来。对资本家，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思想上给予充分关心，经济上给予较高的福利。并且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进步资本家，通过各个渠道（民建会、工商联等）吸收他们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实践，并以他们为榜样去影响、教育大部分资本家，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践证明，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地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奠定了基础。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内遗留了一些问题。”[4]如，在改造高潮中，把一些小业主、小商贩都改造合并，造成商业网点太少，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再比如，对少数资本家的使用安排不当，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经营和技术的专长。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8-100页。
[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4页。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二 完善团结合作关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在知识分子使用、待遇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之前，为开好这次会议做充分的准备。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周恩来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深入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决定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此后周恩来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等文件，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直辖市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各全国性群众团体党组负责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工厂、矿山、设计院、医院、文艺团体、军事机关党委负责人，共1279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详细地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针政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1.全面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2.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3.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应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4.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报告》希望知识分子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报告》最后提出了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的任务，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1]
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了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同时，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郭沫若等领导下，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奋斗目标。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我国知识分子是极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决心为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会后，全国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