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主张“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1944年9月改组并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1949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政治纲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准则，积极参加人民政权建设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民盟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续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文教建设为重点，开辟新的工作领域，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民盟历届主席为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女）、胡愈之（代）、楚图南、费孝通、丁石孙，现任主席蒋树声。
民盟在除台湾、西藏、香港、澳门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民盟中央主办有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群言》和机关内部刊物《中央盟讯》，还设有群言出版社。
第一部分 抗日救亡 民主建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张澜、黄炎培为代表的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共的促成下，于1939年1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政治联盟的形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3月，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决定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民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1948年1月，民盟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建新中国。同年5月，民盟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随后派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第二部分 精诚合作 共奏华章
新中国成立后，民盟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界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是决策和国家事务管理，为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巩固人民政权和经济建设、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成果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部分 参政议政 富国强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发挥参政党的作用，维护中共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推选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黄炎培为主席。此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及《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复制件）
《中华论坛》刊载的《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宣言再次重申“必须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之政治性的会议，以达成组建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
1941年3月19日，中国青年党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庚陶，国家社会党张君励、罗隆基，第三党章伯钧、丘哲，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村建设协会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选举黄炎培为主席。图为会议地址——特园“鲜宅”。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动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及任弼时修改的中共文件《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左派的反应》中所记录的情况，大体反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在中共帮助下演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经过。
在中共的支持下，民盟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图为《光明报》创刊号。
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初，民盟四川省支部、重庆市支部、广东省支部、华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筹委会、东南总支部筹委会（桂林）先后成立。图为重庆版、北平版、桂林版《民主》星期刊。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并吸收无党派人士参加。图为《中国民主同盟政纲》（草稿）。
抗战期间，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左）与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梁漱溟在重庆民盟总部合影。
1945年8月，张澜在重庆机场迎接毛泽东。
抗战期间，民盟总部所在地——重庆国府路300号。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赴“特园”，和民盟领导人张澜会晤后，为使国共和谈的内容公诸于世，商定以张澜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公开信，希望国共两党应乘此时机，“全盘”、“彻底”地解决国家问题。图为张澜于1945年9月10日的公开信手迹。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专机离开重庆回延安，张澜、章伯钧、陶行知等前往机场送行。图为毛泽东（左三）与章伯钧（右一）、陶行知（右二）等在机场合影。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新当选的民盟领导人与参加大会的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员合影。
民盟临时代表大会期间，张澜（左二）、沈钧儒（左一）、鲜特生（左三）、李公朴（左四）合影。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38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图为代表张澜（前排中央）步出会场时情形。
1946年11月14日，民盟中央郑重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与中共采取一致行动。坚持必须在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参加“国大”。图为当时香港《华商报》的报道。
毛泽东、朱德为悼念陶行知逝世而写的悼词。
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6月2日、1948年8月20日和1949年4月20日三次大规模逮捕进步人士，被捕的许多民盟盟员大多数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以及成都等地。图为从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陆续被营救出来的被捕盟员与鲜特生在重庆特园合影。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张澜因受到秘密监视而失去自由，民盟领导人密商决定沈钧儒等赴香港继续活动。图为沈钧儒临行前与同仁合影。右起：沈钧儒、陈叔通、罗隆基、陈新桂、张澜、叶笃义、张茂延。
中共办事处撤离前，将上海、南京和重庆三处房屋财产全部委托民盟代管。图为1947年3月10日，中共代表伍云甫委托民盟代管一处房产致民盟主席张澜的信。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图为沈钧儒等于11月底抵达沈阳在火车站的合影。左起：许广平、沈钧儒、左四刘亚雄、左六罗叔章、李德全、左九李文宜、郭沫若。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张澜、罗隆基仍被国民党政府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直至5月下旬上海解放前夕被营救脱险。图为张澜（左）与上海虹桥疗养院副院长郑定竹（右）合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张澜（右二）同毛泽东（右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