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政府记者招待会的信源。作为信源的政府不仅直接决定着政治信息的传播内容，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主导、支配着信息流通的全过程。作为组织的政府，应该尽可能为组织内外成员提供达成共识的机会，利用主动的信息传播实现的政治信息的共享。于是，政治信息负载着组织符号，通过有效信的信道传递，在信息转换、信息解读的同时，整合受众的个体差异，进而取得政治观念上的认识趋同。不过，这一趋同行为一旦形成，又会转为强大的信源，继而进一步整合受众的个体差异，使其社会行为更符合组织的要求。
现代政府具有组织传播的优势，对内组织传播严密而有序，对外组织传播迅速而有效，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要倚重大量的主流媒体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工具。作为组织的政府通常利用政府记者招待会这一形式，主动、及时、详尽地向媒体公布事实真相，做好组织的对外信息输出，尽量达到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双向沟通。政府是否有能力传递公众所需信息，是检验一个组织是否开放的重要标志。当政府以组织传播理念传递记者招待会的政治信息时，表现出政府的传播政策、执政理念、价值取向，以及对社会行为和社会成员的褒贬态度，从而实现政府对未来社会走向的倡导。
第三节传播手段：公共特性
西方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媒介不是政府的工具，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而是独立的机构，人民(公众)通过它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检查，发表观点和看法。”在这里，媒体被假想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公众赋予政府权利，政府则代表人民治理国家。因此，三者有了这样一个平衡：当政府顺应公众利益之时，传媒就可以成为促进因素，反之则为牵制力量。
从理论上讲，政府和媒体都应该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而在实际中，公众往往把媒体视为代表自己利益的重要监督力量，却忽略了政府正在代表自己行使管理职能。这种夸大媒体作用而把政府作为对立面的认识使公众舆论走人了误区。其实，在实现公众利益的目标下，政府与媒体有一致性和相关性，政府记者招待会也因此具备了独特的公共特性。
一、公众利益与传播文明
（一）实现公众利益
对于政府而言，公共政策能否正确、顺利地执行，先决条件是沟通。政府应该在了解公众需求的前提下，以实现公众利益为最高目标，向媒体和公众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传递。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只有双向的沟通才能消除误会、疑虑、偏见与隔阂。单向的新闻吹风、消极等待上级的指令、按部就班发布日常信息等，都不能起到有效沟通、实现公众利益的作用。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促进政务公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需要转换观念，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更加主动地参与社会沟通。
一般情况下，公众利益的实现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必须在民主参与下进行；二是必须在监督下进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阳光政府”、“透明政府”是现代政府的发展走向。“透明”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实体公开，二是程序公开。这就要求，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在政治信息的传递中，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政府信息要尽可能地向媒体和公众公开，并以透明方式进行实施。
在现实的操作中，由于公众知情权很难得到真正保障，政府的公共政策往往缺乏真正的公共性，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即保障公众利益的实现。因为，政府控制传播机构和新闻媒体，限制公众的自由表达，影响公众舆论的生成与扩散，进而使政府的政治行为不受公众舆论的制约，减轻政府在决策过程所面临的压力。然而，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政府的传播控制在信息时代的多元化社会开始弱化，而公众知情权的呼声则日益高涨。政治信息的自由传播能够确保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可以规范政府行为和保障公众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就是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参与的政府记者招待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倡导传播文明
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是公众利益为目标，以政治参与为途径，以法律法规为保障。传播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针对公共事务的有效信息传播。在公共政策自身完善的前提下，政府官员的素质缺陷和利益需求往往成为公共政策实施不利的内部原因，而政府传播机制的不健全则成为政府行为出现偏差的外部原因。这种传播机制的不健全，最突出的是政府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不健全。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公开程度和公共特性是衡量政府传播机制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政务公开是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重要组成，意味着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和透明，意味着政府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且为公众所获得。“知政”是“参政”的前提。对公众而言，需要获取大量有效、可靠、真实的政府信息，实现自己的利益和保障自己的权益。
传播文明的最大目标是保证公众利益，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公共特性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政府记者招待会可以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互动传播，使媒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解释和执行方面形成良性传播，从而促进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在这一意义上，传播文明既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政治文明的发展动力。通过政府记者招待会，通过大众媒体这一独特组织的有力介入，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和价值的互动得以完善，并在互动中使目标公众群体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政府政策与政府作为，从而进一步转化为积极自觉的公众行动，保证公共政策顺利实施。
在信息时代，公众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和主动，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从前不能获得的信息，减少了政府和媒体对信息截流的可能性。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共享成为可能，拓展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逐渐丧失信息控制的强势地位，不得不改变暗箱操作的传统。当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在政治传播领域，政府作为信息把关人的地位受到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在政治传播过程中，适当放松信息控制的程度，加强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公共特性，更加主动地说话和充分地解释。
二、媒体发挥平衡器作用
为了实现公众利益，大众媒体需要发挥平衡器的作用。这既为媒体自身的公共特性、专业精神所决定，同时又是政府协调自身与公众关系所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政府重视媒体的平衡器作用，可以帮助政府拓展组织外部的活动空间，优化组织外部的合作关系，协调媒体、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并使这一关系处于良性、健康的发展状态之中，通过媒体这一介质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搭建起沟通协调的平台。也就是说，政府可以使媒体尽可能地保持不完全屈从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以期他们的传播活动能够得到公众的首肯。
诚然，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首要的职能，政府记者招待会的权威性显然促进了这一职能的实现。政府是一个可信度很高的信源，但目前还缺乏相应完善的监督机制作为保障，同时政府又必须进行传播控制，这势必与公众利益的实现形成矛盾。新闻职业精神以专业知识为力量，以全心全意服务大众为目标，以献身真理为崇高理想。其中，不服从任何暴戾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是构成媒体职业水准的基础。新闻职业精神来自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确立，使新闻逐渐摆脱政治束缚，树立服务公众的信念，并且改变了媒体记者的职业形象，使其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公共信息的把关人和舆论监督的仲裁人。
20世纪40年代，以哈钦斯为首的美国出版委员会提交《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强调培养新闻工作者积极的道德情感，激发他们为公共事业服务，正式提出新闻专业化的问题。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理念是，事实高于一切，新闻媒介的最高准则就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它最主要的观点是，新闻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公正立场准确报道。它要求新闻媒介摆脱外界的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为实现公众利益而服务。这一理念在本质上可以归纳为三点：新闻传媒的使命和社会责任高于一切；新闻记者的正义理性是报道行为的宗旨；他律和自律是记者自我节制的动力。
政府记者招待会是记者集体采访的特殊会议。从逻辑上讲，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应该具备媒体监督政府、媒体互相监督、公众监督媒体这样一些公开透明的合理机制，记者的新闻专业精神应该得到较好的体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政府记者招待会通常由政府掌控议程，而媒体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驱动，往往丧失了新闻专业主义所提倡的职业精神。一些媒体将政府视为唯一的信源而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更无法以中立的姿态采集、平衡多方信息并以报道形式公开。其结果导致公众对媒体和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媒体公信力的下降。
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需突出媒体不完全屈从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将其视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器。在美国，杰克逊时代被称为新闻界与总统关系的分水岭，其理由是：此前的每位总统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媒体，所征集的竞选基金大部分用于购买媒体的支持，而媒体也因此乐于为候选人及其政党利益服务。1835年《纽约先驱报》的出现意味着新闻新时代的开始。从此，媒体经济上开始保持独立，不再依赖政党和政客的支持维持生存，因而在涉足政治时虽可以选择支持某派政党，但媒体固有的属性和相对独立性更为突出，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与表现也努力代表本媒体及受众的观点、立场和看法，而非一味成为政府宣传的传送带。在这一前提下，公众比较顺畅地通过媒体与政府沟通，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阐释和执行过程。
媒体成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平衡器，更多地强调互动、有效和创造平衡，涉及到媒体战略控制方面的研究。强调政府对媒体的实际控制，与媒体的平衡器功能并不矛盾。刘建明教授在《新闻学前沿——新闻学关注的11个焦点》一书中指出，“聪明的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在自己和媒体之间划出一块中间地带，宁可牺牲官报的一些功能，以避免与反对派以致人民在舆论场上直接对决。而另一方面，新闻媒体除监督政府外仍有很多机会可以从客体层面解释世界的影像，让两者大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对政府的宣传是十分必要的。当政府与媒体的那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媒体被欺压而失去客观再现世界镜像的地位就没有谁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最后遭受重创的首先是政府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