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助手，被视作美国的第二号人物和“尼克松思维的保姆”。他和尼克松私交很好。法拉奇在采访他时，发现他的书房里放着尼克松的照片。尼克松的每一个重大决定，都离不开基辛格的策划与建议。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而此前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为尼克松的访问奠定了基础。这一事件也使基辛格成为了世界闻名的风云人物。以上材料中，法拉奇的提问紧扣同年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实，故意制造出一个敏感的议题，即让基辛格回答与尼克松名声的比较，最后刺激他说出了这番突出个人的话语。
在这一采访案例中，法拉奇的提问精彩独到，考问尖锐犀利，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轰动，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强烈的舆论反响。美国《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法拉奇的问答实录，几乎所有的美国报纸都转载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片断，特别是以上那段材料。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私人关系出现隔阂，因为基辛格说他成功的原因是“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媒体也纷纷批评基辛格，认为他发表这样的言论过于傲慢、轻率。基辛格对自己的失言感到后悔，在接受一个专栏作家采访时，声称接受法拉奇采访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法拉奇和基辛格的问答交锋，最终以法拉奇的胜利而告终。近代名记者周孝庵在《访问》一文中说：“访问不难，发问实难。”此例中，法拉奇使用考问的方法进行发问，即预先设计一个话题，巧妙设置问题中的陷阱，作为对手与对方进行探讨，诱使对方倾泄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具体说，她先是提出问题，让基辛格解释“几乎比总统更出名”的原因，然后把问题的落脚点放在“您有什么理论”，而不是泛泛而谈“您有什么感想”或“请你谈谈您的想法”，激发对方作为一个学者和政客的回答兴趣。接下来，在遭遇基辛格的反问“您对我在世界闻名这一点上也有您的理论”之后，法拉奇没有退却，而是继续考问，提出“归根到底是成功使您出名”，并及时提到基辛格得意的中美外交问题，把基辛格出名的原因故意归为“成功”本身，而不是基辛格的个人因素，最终刺激基辛格作出了轰动舆论的回答。当然，法拉奇这一采访提问的经典案例不能完全搬用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但其中的考问艺术可供记者在设计提问时作为重要参考。
在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有4个问题比较尖锐：一是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引述其中的一些话，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建设一百年。请问您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二是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关于中央政府对于国内和全球环境保护的政策。为什么政府去年没有达到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的目标？具体问题是在哪些方面？到2009年，有预期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如果政府认为环境保护政策目标还有用的话，中国将来会不会愿意接受国际社会共同确定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三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提问：“您好，总理先生。我想问一个有关达赖喇嘛的问题。达赖喇嘛表示希望到中国来朝圣，但是中方有一些官员称，达赖喇嘛一直是宣扬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现在已经表明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仍然视他为一个民族分裂分子？您是否会允许达赖喇嘛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到中国来朝圣？”四是美联社记者提问：“中国在今年进行了反卫星武器的试验，尽管美国和前苏联也进行了这样的试验，但他们在最近的20年里没有再进行这样的试验。这次的试验和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力量这一事实，是否与中国倡导的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相矛盾？这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行为吗？”4位西方记者都采取了考问的方式，向温家宝提出了民主问题、环保问题、西藏问题和军备问题等西方舆论对中国政府质疑较多的敏感问题，迅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而温家宝则以温和的态度作出了中允得体的回答。
二、单刀直入，指向敏感。
2001年3月15日，在朱镕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英国SKYNews电视台记者向朱镕基提问：“请问您是否真的认为，江西的一所小学校是由于一个孤僻的、脑子有问题的人背了两袋子鞭炮炸毁的？你是否担心，由于您这样一个说法，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朱镕基回答：“我对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发生的爆炸事件心情感到很沉重，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于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江泽民主席对于这种爆炸事件多次作出批示的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感到心情沉重，我应该进行检讨。爆炸事件发生以后，江西省省长立即从北京赶回江西处理善后，公安部也派出专家调查组对爆炸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正式的调查结果，就像我前几天向报界宣布的那样。在我讲话以后，我知道海内外的新闻界，包括香港一些媒体，认为这一次爆炸是由于学校生产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亲自要求公安部长贾春旺再派遣一个6个人的专家调查组，到江西去进行微服私访。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比方说这个学校在1999年曾经用勤工俭学的名义，让学生做爆竹插引信的工作，但是在去年萍乡爆炸案发生以后，他们停止了这种活动。另外，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找到生产和装配这种花炮的证据。今天，我不需要在这里跟对这件事情有怀疑的中外记者进行辩论。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对于中央和江泽民主席的指示执行不力。但是我也相信，不管怎么样，历史是不能隐瞒的，我们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能够水落石出。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来否定原来的结论。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一定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重申和完善已经制定的法规，就是说，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危害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定会把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于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我们一定会实现对人民的承诺。”此例中，英国记者的提问尖刻犀利，直接对此前朱镕基关于江西小学爆炸事件的解释进行质疑和非难。当时海外媒体关于“万载县芳林村小学使用学生做鞭炮”、“爆炸发生时，学童正在把引信装进鞭炮里”、“事件发生是有人在课堂里用纸试炸药威力，结果火花使炸药爆炸”等报道沸沸扬扬。英国记者这一单刀直入的提问达到了效果，得到了朱镕基详细、恳切、有力的回答。朱镕基对该事件的调查经过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并明确表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一定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我们一定会实现对人民的承诺。”这样的表态符合记者和公众的迫切需要，具有强烈的新闻冲击力。
2003年5月30日，在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的记者招待会上，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境内外很多媒体对于蒋彦永先生很关注，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有的称他为英雄。《中国妇女报》近日登出英雄榜，蒋彦永、王岐山、钟南山、吴仪等并列在一起，但是官方没有对蒋先生作出明确评价，您是如何看待蒋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对他本人有什么评价？”高强回答说：“我知道已经有很多记者在不同的场合问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蒋彦永教授如此感兴趣。我们认为，中国抗击SARS，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发动全国人民，依靠科学、依靠群众、群防群控取得的成果。在这场斗争中有几十万医务工作者投入了战斗。他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舍生忘死，被大家公认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还有大量的卫生检疫人员昼夜工作在机场、码头、车站，他们不辞辛苦，日夜工作，充当了无名英雄。还有大量的农民坚持村自为战、乡自为战，严防疾病扩散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在这场斗争中，我深深地感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国有600万医务工作者和卫生人员，蒋彦永先生只是其中之一。”一般来说，危机记者招待会备受公众关注，而记者在危机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尖锐问题更显得突出。此例中，香港记者要新闻发言人对蒋彦永“率先披露疫情和事情”以及其人作出“官方”的“明确评价”，提问的目的和动机均有一定的意指性与倾向性。由于官方尚未作出明确评价，作为政府代言人的高强便巧妙地谈到了人民力量的无限和个人力量的有限。
2005年4月7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发问：“周末在成都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的事件。你本周二和今天都清楚表达了中国人民表达强烈感情的背景。中国认为这种行为是否正确，是否应该予以批评和谴责？”秦刚回答说：“中国民众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民众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意愿。”该记者根据当时的舆情反馈，站在本国、本媒体的立场，提出关于中日关系的这一敏感问题，希望获知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态度。同时，这也是记者本人和媒体受众最想知道的问题，一语破的，简洁明白，立即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肯定和有说服力的回答。在记者招待上，记者通常使用直接表达的语言策略，提问时摈弃不必要的重复和展开，片言只语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意思，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这种提问方式既可以节约时间，又可以引起对方和公众的注意与重视，从而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大量、有效的新闻信息。
2005年1月12日，在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道：“董先生，我想问，你在施政报告中有提到要尽量避免为国家添烦添乱，帮那些对中央仍有怀疑，甚至有对抗意识的人改变想法，其实你心目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帮这些人改变想法？以及你所说这一班有对抗意识的人其实是什么人，是否包括安排一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去北京访问，让他们了解国家发展的情况？以及添烦添乱，是否你觉得过去七年，我们给了中央政府很多麻烦呢？”董建华回答：“实施一国两制的一个重大的目标就是要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对这一点要很清楚。如果香港经济不发展，如果香港不稳定，中央会担心，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工作。至于刚才你说到第二个问题，其实每人应该问一个问题，不过我亦回答你。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确我们有一百五十六年的历史，所以有些人对国家的认识还不太足够，特区政府有这个责任做好这方面工作，我们会继续努力。”此例中，记者抓住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即“尽量避免为国家添烦添乱，帮那些对中央仍有怀疑，甚至有对抗意识的人改变想法”，单刀直入，直接质问董建华“有对抗意识的是什么人”，并考问他“是否你觉得过去七年，我们给了中央政府很多麻烦呢”。抛开记者的提问动机和政治意图，这一提问的技巧在于问得一针见血，尖锐犀利，非常到位，迫使对方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是不是要永远挂下去？”这一问题单刀直入，先声夺人。实际上，法拉奇企图通过对这一涉及政治敏感的发问，了解中国政府对毛泽东的看法和态度，而邓小平则是当时回答这个问题较为合适的人选。采访前，法拉奇精心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历史资料，专门掌握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个人的历史背景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批情况的资料。邓小平的回答直截了当，毫不犹豫：“永远保留下去！”并指着法拉奇的笔提醒：“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接着，邓小平解释说：“过去毛主席的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随后，法拉奇的采访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文化大革命”展开。总体来看，与中国大陆记者相较，境外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的提问风格更为尖刻犀利，往往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敏感问题。并且，他们的提问更加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很少拖泥带水，有效地减少了提问信息传递的模糊性、多歧性和不确定性，使对方容易明白和回答，同时又令对方难以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