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带给人们的每一种压力都会刺激他，向他展示更大的快乐、更多的趣味和更丰富的选择。一个人如果努力去做某件事，就不可能做不成——不论是欣赏严肃音乐，还是在家里学习高等数学。过去我们对这个广阔、博大、精彩的世界了解得太少，而现在，它所有的迷人之处都在我们眼前掀开了面纱。用最大倍数的天文望远镜，我们可以观测外层空间，用电子显微镜，我们能够探究大脑结构。这里有人类艺术的熠熠闪光，有扣人心弦的悲剧性战争报道；这里，人类自己动手开辟的这块新领域越来越宽广；这里，正交流着所有伟大思想家和杰出的世界级领袖的博才睿智。要向你讲清楚一位有见识、聪明的公民能够从今天纽约的广播电视、从那些我所熟悉的节目中发现什么，一次演讲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首狂想曲。”
——NBC总裁西尔维斯特·L·韦弗，1955年
“像D·H·劳伦斯所描述的那样，多数大众娱乐归根到底都是反生活的。它们充满着腐朽的寻欢作乐、不理性的诉求、道德的堕落……。它们倾向于这样一种世界观：发展即是追求物质财富，平等是道德标尺，自由则是无休止的、不负责任的快乐的依据。这些节目属于一个替代性的、看客的世界；它们没有提供任何能够真正吸引大脑和心灵的东西……。它们有着令人无法忍受的矫揉造作，迎合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想法，却又不承担后果。一部分这样的节目每天进入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它们的影响既广泛又持续。”
——理查德·霍加特，1957年
“我对电视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喜欢它，越对它心存芥蒂。电视不是为我，而是为那些确实喜欢它的人准备的，为那些没有时间做我所喜欢的事情的人准备的。在我看来，电视就是文盲的文化，庸俗者的文明，穷人的财富，无权者的特权，被抛弃的大众惟一的俱乐部。”
——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李·洛文杰，1966年
“人们受电视伤害的例子，在收视率和统计数据中找不到，但是可以在医院和监狱里找到。”
——全国教育广播电视工作者协会前会长哈里·J·斯科尔尼亚，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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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视所感受到的压力，并未促使它们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多样、出色的电视节目，只有，只有法律才能迫使广播电视网承担责任，甘冒风险。不幸的是，即使在这个重视行动的年代，法律的作用，也更多地体现在防范个人或机构去做不当之事，而在促使他们去做那些政府所希望之事上，却显得力不从心。在美国，国会成立了联邦管理机构，旨在对企业的活力和贪欲进行疏导，将其纳入规范的社会运作系统中，可是这些机构只在初期发挥了一些作用。那时，他们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来完成自己的肩负的任务，可是今天，已经没有人说他们的好话了。不过，就是和这样的机构相比，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它“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詹姆斯·M·劳德斯在1960年给当选总统肯尼迪的报告中指出，“它似乎缺乏制定政策的能力，不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处理所面临的问题，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是，这些错误的责任，更多地在国会而不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国会于1934年通过的《通讯法》糟糕透顶，尽管不断有证据证明该法根本无法实施，国会仍然拒绝对它进行修改。这项法律的问题与其他法律经常遇到的问题一样，即制定者不清楚他们制定这项法律的宗旨是什么。对广播电视业来说，最迫切、最明显的需要，是将有限的频率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这样就不会造成广播电视台之间的相互干扰。一旦政府颁发了使用“频率”的许可执照，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执照获得者便要对公众负责。可是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又如何履行其责任，国会却并没有加以说明。而联邦通讯委员会则被要求根据“公众便利、公众利益或需要”的原则颁发执照。
亨利·弗兰德利法官指出：“1920年《运输法》（Transportation Act）把‘公众便利和需要’这一标准引进了联邦法律，对于是否要授权建设一条新的铁路或铁路复线，或者废弃现在还在使用的一条铁路，该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然而，《通讯法》第307款对这个标准却只字不提，在此，法律根本无视人们对广播电视服务的需要，而只关注谁来提供这种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早期颁发执照的原则是，只要还有频率可供分配，又有人申请，那么就足以说明公众有兴趣使用这个频谱空间。巡回法院曾经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批准设立新的电视台之前考虑一下市场是否已经饱和，但是，委员会对巡回法院的建议不屑一顾。一位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同事：“那些家伙对最高法院的意见甚至看也不看，我曾经传达过法院的看法，可是根本就没人在意。”
当几名申请者同时竞争一个执照时，联邦通讯委员必须决定谁将最终获得许可。标准包括：申请者的经济实力、运作经验和技术力量。但是，如果申请的是像甚高频（VHF）这样赚钱的电视频道的话，要从所有竞争者中挑选出一个合适的经营者，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一位50多岁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工作人员说：“这简直就像中世纪骑士们的马上枪术比赛。”在这种情况下，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申请者提交拟向公众播出的节目计划。1960年，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申请者作出了如下要求：
为适应行业发展需要，经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设立的电视台，必须满足所在社区公众的兴趣、需要和愿望，主要包括：（1）当地居民自我表达的机会；（2）当地人才的发展和使用；（3）儿童节目；（4）宗教节目；（5）教育节目；（6）公共事务节目；（7）评论节目；（8）政治节目；（9）农业节目；（10）新闻节目；（11）天气和市场信息；（12）体育节目；（13）少数族裔节目；（14）娱乐节目。
当然，承诺是非常廉价的，申请者自己也明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认为节目计划会如实执行，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和公众。”对广播电视业者来说，懂得这一点是必要的，尽管《通讯法》并未授予联邦通讯委员会“审查权”，但是委员会却有权吊销他们的执照，有理由认为，不遵守节目承诺会成为吊销执照的法律依据。然而，更现实的威胁不是吊销执照，而是每3年一次的执照更新，此时，其他竞争者可以对该频道提出更有竞争力的申请。更新执照时，电视台被要求提交由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最后一刻选定的某一周节目，作为样本接受检查。电视台的节目安排，很可能与它在领取执照时所作出的承诺不相符合，此时该台在竞争中的地位便不太有利了。这项规定是1940年代末确立的。
保罗·波特是一位身材高大、性情和蔼的南方人。他后来成为华盛顿最有名的法律事务所瑟曼·阿诺德和阿贝·福塔斯的合伙人。他在回忆担任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的经历时说：“我的老朋友克利夫·达尔观点左倾，每到执照更新时，达尔就会将申请者的承诺和其节目实际表现相比较，如果两者相去甚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克利夫就会说需要举行一次听证会，我也会参加。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让一半电视台只拿到临时执照，我们没有足够的检查人员来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在26家信守承诺的电视台（电台）中，只有1、2家有农业节目编导，我们为县电视台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我们还出版了名为《广播电视台的公共服务责任》的蓝皮书，如果电视台照其执行的话就不会犯错误。短期内，我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问题在于，联邦通讯委员会不能——确实不能——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吊销电视台的执照，即使在更新执照时也不行。如果将执照能否续期作为对电视台的一种奖惩的话，就会使联邦通讯委员会拥有过多的权力——秘密权力，而且是秘密实施——即审查电视台的行为。正如委员李·洛文杰（他退休后成为电视台的法律顾问）所说：“在广播电视界建立起执照更新的轮盘赌，肯定会撕去广播电视传媒所谓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伪装。……如果一个企业的生存完全维系于政府某个机构不到3年就来一次的喜好和兴致，那么这个企业还能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和独立呢？”
在这种自相矛盾中，联邦通讯委员会几乎不可能吊销任何人的执照，不管他的行为有多么的恶劣。最突出的案例是在1964年，关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WLBT电视台的执照问题。这家电视台一直以来只播放有关这个城市黑人社区的一些负面的、污秽的内容，因此，该台的申请遭到基督教联合会传播处的反对，该联合会与杰克逊市图格鲁学院有关系。联邦通讯委员会找到了否决这项申请的理由，只给了该电视台为期一年的临时执照，并要求其在一年时间内改进节目。可是最后，临时执照还是顺利的换成了永久执照。于是，教会将此事告上法庭，1969年，在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之前的最后一次审判中，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沃伦·伯格法官最后判决：联邦通讯委员会收回WLBT电视台的执照，将执照颁发给其他电视台。
也是在1969年，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个7人委员会，以3比1的比例否决了波士顿WHDH电视台的更新执照申请。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纠正过去的一个错误，因为该台的执照是1950年代通过贿赂得到的，但是公开的原因，则是因为这家电视台的所有者是波士顿《先驱旅行家报》。根据该州规定，报社不能同时拥有广播电视执照。当时，尼古拉斯·约翰逊委员认为：“更新执照时执行的标准，应该与审查新的执照申请者所采用的标准相一致。”在其他场合，约翰逊委员也曾经说过，委员会在审查各种新执照申请时的行为，就像从一顶帽子中抓阄一样。他的观点实际上使大多数委员会委员，或者说使某个富于进取的委员开了窍。许多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会威胁说，下次更新执照时某个电视台的名字将不会从帽子里被拿出来，以此迫使电视台业主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
电视台业主们对有关WHDH电视台的议决感到非常不安。在他们的努力下，有22名参议员和118名众议员共同提出了一项议案，来阻止联邦通讯委员会吊销那些提供良好服务的电视台的执照。随后，联邦通讯委员会经过考虑，于1970年1月发表了一项“政策声明”，声称在进行执照更新审查时，对于那些能够满足当地公众兴趣与需要的电视台，委员会将不再召开听证会将它们与新申请者进行比较了。约翰逊委员不同意这种方式，他说：“这可能不会有人反对，但是，这种方式将剥夺美国人民所享有的正当权利。”不过，他还是对这种方式表示了谅解，他这样评价他的同事：“他们确实努力了，因此，我的反对中也包含了理解、困惑和悲哀。”1971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J·斯凯利·赖特法官推翻了这项“政策声明”，要求在更新执照时，对所有有问题的执照持有者举行听证会。赖特法官擅长写出这样的意见书：我知道我不能影响事情的发生，但在这里，我要指出你的臭脚；而且行文时还要加上重点号（最能体现赖特风格的杰作是，他曾经促使华盛顿90%受歧视的黑人公立学校正常运作）。在这些激烈的争执中，有一个事实无人提起，很容易被忽略，这就是：不论哪一家电视台获得执照，电视网节目都会占去观众收看该电视台85%的时间。
当然，仅仅因为更欣赏另一家电视台的承诺或者出于政治关系考虑，便吊销某一家电视台的执照，没有任何一家法院会支持联邦通讯委员会这样做，赖特法官也不会。1967年，身为委员会主席的罗塞尔·海德曾经指出：“拥有执照虽然不意味着拥有财产权，但却拥有许多程序上的优先权。”在听证会召开前，那些申请者为了竞争、为了通过听证会程序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可能会花掉数万乃至数十万美元。这对于那些扬言要与人竞争申请执照的团体来说，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工作，通常不需要太大花费就可以开始这种挑战（尽管某些团体的开支可能非常昂贵，例如，纽约传播论坛组织为了从纽约《每日新闻》手中争夺11频道的执照，就花费了20万美元）。这些团体争夺执照的花费，可以由像福特基金会或者斯特恩家族基金会一类的组织来资助。约翰逊委员在他的《如何对你的电视机说不》一书中，专门介绍了如何将这些资金用于竞争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