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C晚间新闻》的华莱士·韦斯特费尔特感到，目前地方新闻节目正在稳步改进，而且杜邦-哥伦比亚《广播电视新闻业调查》已经发现了许多值得赞扬的节目——休斯顿KPRC电视台用摄像机每天进行系列报道，详细报道了这个城市在公共设施方面的欠缺，比如供水和地下水管道问题，以及人们身边黑人邻居的窘迫；亚特兰大WSB电视台对地方诈骗活动进行了揭发性报道；巴尔的摩WJZ电视台制作了有关房地产代理商投机行为的严肃节目；芝加哥WMAQ电视台播出了揭露一家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低于标准利率的节目；杰克逊维尔的WJXT电视台播出了杰克逊维尔海滩警察部门的不轨行径，也是这家电视台，曾经揭露过由尼克松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哈罗德·卡斯韦尔存在种族偏见；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WHYN电视台播出了关于一所新建住房质量急剧恶化的90分钟特别节目；匹兹堡的WIIC电视台播出了关于一所失足青少年培训学校的纪录片，州立法机构还因此威胁电视台要中断提供基金（杜邦-哥伦比亚《广播电视新闻业调查》曾经对位于华盛顿州贝灵汉的KVOS电视台表示赞许，该台制作了一部名为《我们西北部的环境》的系列节目，还特别提到贝灵汉是一座“小城市”。这种说法纯粹是纽约地方主义在作祟，因为KVOS实际上是一家温哥华电视台，有一个演播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加拿大这个大都市里设有一个销售办公室）。此外，《广播电视新闻业调查》还报告说，位于路易斯维尔的WHAS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反映警方腐败行为的调查节目；《电视指南》则报道说，位于德卢斯的WDIO电视台也播出了一个类似的调查节目。
电视台所作的这些调查性报道，付出的代价可能十分昂贵，有时还需要胆量，但是，对于那些正决定着本地区未来走向的在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的一些不显著的变化，调查性报道可能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关注方式。只要人们愿意分析，他可以列出一长串被忽视的重大地方新闻：地方教师与市政雇员的联合；公共交通状况的恶化；郊区工业的成长；市中心地价的贬值；地方兄弟会组织的职能改变；地方铁路运营状况；地方保健的开销和效率；地方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改变（不报道“拯救地球”示威游行）；当地警力的协调行动；音乐会行业的衰微；当地公园的维修和使用；能源供应和地方电力公司情况；郊区竞选活动和他们争论的议题；等等，不胜枚举。情况常常是，“调查”一词用得非常频繁，实际进行的调查却没有那么多，而且也没有什么“议题”。事实上，有大量的议题需要报道、分析和解释，普通人的消息总是要闭塞一些，只有通过记者的报道，人们才会开始认识某个“议题”并且对此进行讨论。
遗憾的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一面推进地方性，一面却在压制地方性报道的想象力。由于电视坚持要“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电视网对于收视率的依赖常常受到攻击，而且电视台也不像报纸那样了解自己的城市和乡村，于是，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各地方电视台，保持与所有“社区团体”的接触，明确了解“社区的需要”。但这只是一种反馈循环，联邦通讯委员会愿意倾听其意见的“社区团体”，大多是与教堂有关系、由基金会支持的、联邦政府鼓励的团体，要么是与其他全国性联合会有关系的团体。能够让那些意见激烈的社区领导人满意的最简单方法，也是目前最廉价的方法，就是给年青人一些工作和合同，留出一些反正也不好卖的时段，让这些领导人通过电视与朋友们交谈。因为，在更新执照时，联邦通讯委员会一般只会问电视台播出了多少小时的关于社区问题的节目、与多少个社区团体商讨过、需要访问的社区团体有多少等问题。以威斯汀豪斯公司为例，它不仅要按照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有关规定行事，还要维护自己大公司的尊严和名誉，然而，即便如此，它对这项规则的有效性也开始产生了疑惑。KYW的弗兰克·图克说：“华盛顿感兴趣的一切都是数量，你做的节目质量如何他们根本不关心。”毫无疑问，电视业对黑人极度歧视，出现在镜头前或在镜头后工作的黑人都非常少。华盛顿的WRC电视台是NBC的直属台，似乎是惟一一个在地方晚间新闻节目用黑人主持人的电视台。现在，尽管这种毛病还没有完全治愈，但是“社区”的干预还是缓解了其症状。不过，这一结果的代价是：执照更新取决于“社区”咨商，地方性节目的资金投入，以及地方电视专业水平的提高，也都受到了一定制约。
在各地方电视台，一种特殊的帕金森综合症，正使成本的上升速度高于效益的增长速度。在一些大城市，工会要求执行当地报道任务的小组需由4个人组成——一名记者、一名摄像师、一名音响师和一名司机（伦敦的工会走得更远：泰晤士电视台只有由6人组成的小组才能报道一条新闻。有观点认为，在大城市中，专业性新闻报道要求两名摄像师、两名音响师，这样才有分镜头，转接也更顺畅些）。在用电视摄像机拍摄时，转播车中还必须有一群叽叽喳喳的工程师、灯光师等等，这是工会的要求，而非技术上的要求。彩色电视的出现使得节目制作成本戏剧性地大幅攀升，而收入却增长得很有限。一般来说，人们主要根据主持人来判断节目，也根据干练勤快的“现场目击”记者来识别节目，这使得年收入增长的所有部分都进了上镜者的腰包，而非用于改进报道。而新闻报道，就像幽默喜剧一样，在电视上走红的时间并不长，当人们变得厌倦时，投资者对新闻节目的热情也就随之而降低。
9
理论上说，公共电视应当弥补地方台电视新闻报道的某些不足。大多数商业电视台靠销售全国性广告时间为生，同时也以非常实惠的价格，将广告时间卖给当地零售商。但是，公共电视台是依靠社团的支持生存的，其资金来源要么是市政委员会，要么是学校系统，要么是州立法机构（约占电视台年收入的80%以上），要么是当地的捐赠。有些公共电视台在电视报道方面的确作过努力，主要是现场直播学校董事会会议或市政委员会会议，以及制作一些演播室访谈节目，而对当地社区可能有的艺术表演，大多数电视台只作过最低限度的报道。1970年，“公共广播公司报告”曾经提到，由小石城KETS电视台制作的4集节目《阿肯色州民间音乐》，其摄制组走遍了奥扎克斯地区；该报告还同时提到密尔沃基WMVS电视台制作的原创音乐剧，提到佛蒙特州立电视台在系列节目《佛蒙特州景色和音乐》中，对当地小提琴比赛和伐木工人进行的报道。
对公共电视来说，忽视地方专业演艺人才是不应该的，也是无益的。在芝加哥、华盛顿、休斯顿、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西雅图、俄克拉何马城和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巡回演出剧团，它们只能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才能存活下来。1960年代初，福特基金会拨给美国交响乐团一大笔巨款，总额竟然是交响乐团年均票房收入的3倍多；所有教育电视台从诞生之日起就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生存。但是，由于福特基金会的官僚主义作风，艺术和电视被割裂开来，彼此泾渭分明，基金会从未积极认真地将极度需要节目的电视台和极度需要观众的表演团体结合在一起。
有钱制作新闻节目的公共电视台极少。有人说，大部分公共电视台即使有钱也不知该如
何制作新闻节目，这种说法似乎不乏客观。要说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就是旧金山的KQED电视台，1968年1月报纸罢工时，它积极介入，并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空中报纸》，而且雇用了罢工的报纸记者。那个秋天，KQED藉此次报道的经验，用福特基金会的钱，推出了一档名为《新闻编辑室》的节目，形式是，一位主编坐在马蹄形的大桌子内侧（在凹面），向报道某则新闻的记者提一些相关问题。其他的记者则坐在桌子的外侧（在凸面）。编辑梅尔·韦克斯实际上是该节目的制片人，决定哪条新闻上，哪条新闻下。至于那些离旧金山车程很近的周边地区，包括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地区，当地新闻则由常驻该地的记者报道。坐在马蹄形桌边其他记者的反应，多多少少有些像观众，比较冷静。韦克斯向观众们介绍记者，并简述新闻，也问一两个问题。新闻大半是用胶片拍摄的，有时有同期声，有时是记者报道的画外音，不过最常用的是幻灯片。
在KQED，节目录制室实际上也是撰写报道的地方。节目播出前，摆放在房间一端的马蹄形桌子一直空着，到访的客人可以体会到这个工作场所的全部滋味，因为进入这间录制间必须经过二楼的一个演播室，它是由一间旧仓库改装而成的，通往《新闻编辑室》的楼梯上端，还有一座平台。记者们真的有如戴着“绿眼罩”，在旧木桌上用两个手指打字，有时望望天空，有时和打字的女孩简单聊几句，记者之间很少交流。韦克斯的办公桌在屋后的一个角落里，他坐在那里写稿，或审读记者们的稿子。节目顺序安排是固定的，5点钟录制，7点钟播出，时长为1小时。由于大家都要露面，不仅仅是主持人上镜，所以当播出时间临近时，这个大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就会骤然上升，摄影机在马蹄形桌子周围设置妥当，稿件长度也必须修订得当。
关于《新闻编辑室》节目的操作方式，还存在一些争议。设计节目时，其定位是“商业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替代品”，同时还要报道全国性新闻、国际新闻和当地新闻，而那些坐在马蹄形桌边的人对此可能不甚清楚——实际上，他们并未报道新闻，仅仅是读过新闻，就像是一家新闻杂志的外事栏目编辑一样——有时，这种不清楚可能带来一些麻烦。1971年，聪明的旧金山人说这个节目变得太“意识形态化”，观众群开始减少，这似乎在说，当观众们已经厌倦了种族冲突、学生问题、反战示威等问题时，《新闻编辑室》的记者们还在喋喋不休地报道和讨论它们。不过，《新闻编辑室》对这类问题的专门报道和探讨，意味着那些坐在桌边的记者可以给出比较权威的回答。毫无疑问，KQED对当地政治和“社会进程”的报道，比其他任何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做得更好。福特基金会喜欢这个节目类型，并且为匹兹堡、达拉斯、华盛顿的类似节目也提供了资金。1971年，弗雷德·弗兰德利说过，达拉斯的这类节目是最棒的，“因为在报纸最差的地方，《新闻编辑室》干得最好。”福特基金会还资助波士顿WGBH电视台一个纯地方性新闻节目《记者们》，为那些年轻、充满热情、有发展潜力但还缺乏专业经验的新闻记者们提供机会。
KQED电视台有6个机动记者组可资使用。在入侵柬埔寨事件发生后，KQED用一整天的时间报道了海湾地区的抗议活动，现场传来的6个画面在控制室里混切。该电视台还直播过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件，例如，伯克利市政委员会在讨论给警察买一架直升机时现场发生骚乱；电视台还围绕吸食大麻和自杀等问题进行过讨论，有时，节目甚至会持续一整天，到第二天才结束。该电视台经过艰苦的努力才把“社区”搬上镜头，谈论社区自身状况，甚至把节目制作交给普通的“外行”来做。总经理理查德·穆尔说：“我们认为KQED更像是一个社会代理机构，一个连接社区各个不同部分的沟通中心。”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无组织的个性化行为都会降低节目的可看性，节目会因此变得枯燥乏味。基尔克哥德的看法是正确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是厌倦，重复一次令人生厌，重复两次（或者多次），则令人羞辱。而且，KQED并没有传达关于这个城市的真实信息，这个美国最漂亮，但也是堕落最快、功能最紊乱的城市，真正发生了什么——它的港口、金融财团、零售业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港口的集装箱化、银行的电脑化所产生的影响相比，黑人学生会认为化学系在聘请秘书时存在种族歧视的看法，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且也不那么有趣。KQED的经验可能说明，在从事地方新闻报道时，仅仅投入资金和精力是不够的，缺乏对节目的专业判断力，头脑简单地寻求关联性和参与社区事务，结果会导致对主题的偏离和对社区的忽视。
1972年初，为了应付财政危机，KQED将《新闻编辑室》节目时间压缩到半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