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发传票的并不总是国会。弗雷德·弗兰德利曾经讲过一个关有CBS拒绝交出剪余片的有趣故事。早在《出卖五角大楼》事件发生之前，有一次，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裁授TFX试验性战斗轰炸机的合同上了发生矛盾，《CBS报道》刚刚对麦克纳马拉作了一个1小时的访问节目，节目是从3小时的素材片中剪辑而成的，麦克莱伦也想看看这个素材片或脚本。弗兰德利写道：“我对这个采访和对其他采访的态度是，我们播出的东西都是公开的，但是，’剪下来的片子‘和记者未公开的笔记一样，应当享有某种特权……。参议员麦克莱伦和他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强烈抗议……，对此，斯坦顿不仅说’不‘，而且还亲自去见了这位参议员，解释我们的政策。我们对传票是相当注意的，于是，我把那些未使用的素材都搬到我家里去了。”
为了回应斯塔格斯的第二张传票，斯坦顿本人来到听证会大厅，宣称CBS不会提供剪余片，他也不会“在所谓有义务的压力下”回答任何有关《出卖五角大楼》的问题。马纳利律师、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资深众议员J·J·皮克尔、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资深众议员威廉·L·斯普林格，一起向斯坦顿发难，但是斯坦顿争辩说，眼下的案件不同于吸食大麻烟者和海地事件，它们都涉及到犯罪或可能是犯罪的行为，而且关于海地事件，根本不存在要对编辑行为进行调查的问题，因为该节目压根就没有播出。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维护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过去，CBS遵从了传票要求，这并不意味着电视网非得再次遵从不可，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行政部门极度依赖广播电视界和报界。这一次，由政府自己出来调查那个批评政府的电视是否正直诚实，很难想像，对于坚持新闻界拥有必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人寒心”。
此时，CBS的周围已聚集了大批同盟军。CBS已经将有关文件向广播电视记者、报纸记者、新闻院校广为散发，获得了大量表示支持的声明，更不要说给众议员们的信件和电话了。几家大学和艾美奖委员会打破了节目必须播出后才有资格获得某些奖项的规定，把奖项颁给了《出卖五角大楼》。CBS的法律顾问和一些著名的法学教授们公开宣称，他们相信斯塔格斯的传票既不符合宪法，也不能执行。
从CBS这边看，它最致命的弱点是在对亨金的采访中做了手脚。斯坦顿和萨伦特在他们的公开发言中，为节目的所有编辑行为进行了辩护，但是对亨金访谈内容的篡改，的确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当事态趋于明朗，斯塔格斯真的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强硬态度，控告斯坦顿和CBS蔑视国会时，CBS才开始行动起来，力求通过颁布新的编辑规则来弥补自已造成的损失。可是，要防止亨金事件中的违规行为再次出现，就得承认CBS不肯承认的某些东西，因而，新规则并没有特别禁止在节目中将此问题与彼答案剪接在一起的做法，相反，新规则要求，“在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什么是开场白，什么是串联词，什么是恰当的声音提示，这些应该非常清楚。”当然，这实际上是一个禁令：即使最有想像力的受众也很难想像出，当一位电视解说员说：“您将看到的访谈内容，是某某先生在回答我们记者的提问，实际上这是对其他问题的回答”时，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不幸的是，亨金困境向更深处蔓延。国会议员们深感不安，惟恐发生在亨金身上的事情会在他们身上复现，但他们又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这一点，过去CBS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提供这部片子的全部采访底稿，其他受访者也不会有亨金的材料，因而CBS的新规定是：“节目播出后，全部采访底稿可以应受访者要求提供给他们。”
后来，在国会就发给斯坦顿传票等问题进行辩论期间，有几封来自CBS的新闻记者和新闻主管的信件，被写进了记录。CBS新闻部华盛顿分社经理威廉·J·斯莫尔写道：“对剪下来的片子，即使是专业同行来检查，在缺乏大量信息的情况下，也经常会对编辑的实际情况作出糟糕的判断。”丹尼尔·肖尔写道：“不了解当时电视人面临的压力和需要，就试图将原始素材与编好的成品片加以比较，这会导致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判断。忍受这种不时出现的判断，意味着我们要忍受一种微妙但又实际存在的压制。”伯顿·本杰明又加上一句：“这将使决策变得荒谬——在电视中，作决策必须是快速而确定的。这也将损害最后的成品片，对一个制片人来说，如果他知道每一项决策都要顺从官方的观点，他们多半会选择走捷径……。在我看来，这也许会降低人们对调查性报道的兴趣。从传统来看，很多调查性报道都涉及到政府，而目前建议采用的这种机制，可能就含有恰恰是你正在调查的那些人的观点。”
但是，到这些信件送出去时，CBS已经在这场交锋中输掉了大半。当然，将采访反政府人士的剪余片主动交给政府，与只把那些涉及政府自己人的片子交给政府，两者是有相当大区别的。斯莫尔、肖尔和本杰明表示，要反对政府检查编辑过程，可是这在CBS内部就被否定了。如果新规定不只是应付这场风暴的权宜之计，而是真要施行的话，那些认为自己在胶片或磁带录制的采访节目中受到伤害的人，将保证有权得到采访底稿，并拥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对编辑们评头品足。
眼下，CBS已准备好要在论坛上挑战斯塔格斯，那是他最有可能被击败的地方——国会本身。CBS已经向公众立下了豪言壮语，但是CBS的律师认为，如果国会投票认定CBS蔑视国会，那么要让法庭拒绝执行斯塔格斯的传票，希望非常渺茫。斯塔格斯有两个很明显的弱点，第一点也是对公众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如何，《出卖五角大楼》毕竟是一个公共服务类节目，它是在劝说政府部门放弃一些陋习。在那些投票反对斯坦顿、认为CBS蔑视国会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想惩罚CBS，不是因为它蔑视国会，而是因为它播出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目。甚至那些因CBS对亨金做了手脚而感到愤怒的人们也非常清楚，他们中许多最强烈指责CBS的人，也不会对有可能遭遇类似事件而感到太大不安，博比·西尔就是一位。
对国会而言，更重要的是，被斯坦顿拒绝的最终传票内容很勉强，重要性微不足道。考虑到已有亨金自己录制的磁带和国防部的调查，下属委员会已经拥有了几乎所有要求CBS提供的东西，对其上级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的13个成员（他们是就这一问题投票的38人中的成员）来说，为了行使国会的惩罚权力而强行索取已经知晓其内容的文件资料，看来是不明智的。
然而，除了发表相反意见的报告外，这13名委员并没有团结起来支持CBS。“这些天来，在所有对电视新闻报道的批评当中，有一些是很有根据的，”他们在报告中说，“我们提出不同意见，并不是支持电视新闻界过去的行为，实际上，我们认为，传媒在物质和技术上的一些局限，以及过去一些引起争议的行为，可能促使国会在未来某个时机就这一领域制定更加有效的全国性政策，以保证公众的利益。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此时举措不当，我们可能会失去某种权威性，而影响今后的正确行动。”有了这样的朋友，CBS永远也不会缺少敌人。
最后，由于这份报告的中肯，加上来自全国各地广播电视界和报界同行们的压力，终于说服国会放弃采纳贸易委员会要求追究CBS蔑视国会罪的请求。7月13日，关于此事件的一项动议以151：147获得通过，当斯塔格斯要求点名时，票数变成了226：181。这个插曲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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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事件永远没有结束，余音在不断回响。例如，在非商业电视界，CBS对于演讲和访谈内容进行编辑的新规定，以及向受访者提供全部底稿的新规定，引发了一场管理危机。不管CBS拥有第一修正案规定的什么权利，由税收支持的公共广播公司（CPB）并没有这些权利：国会的相关章程要求它，“公正、客观和平衡”。很明显，CPB为地方非商业电视台制作纪录片，其获取拨款的条件是，它们必须中规中矩，至少要进行CBS目前所宣布的那些自我检查。而许多非商业电视台的纪录片制片人把自己看作是十字军战士，在他们看来，施行CBS的新规定，似乎是“老大哥”的手勒住了他们的脖子。
实际上，“老大哥”松散无力，摇摆不定。众议院正在讨论的《广播电视新闻真实性议案》，恰好是由一位投票要求再议蔑视国会一案的国会议员提交的。这项真实性议案，可能会把比CBS的新规定更严厉一些的内容写进法律，会促使广播电视执照持有人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这样每一家电视网在其附属台能够腾出时间播出纪录片之前，也许必须为它们传送大量的歌舞节目。按照公正原则，联邦通讯委员会可以对全部播出活动进行调查，目的是迫使电视网和电视台自负其责，就其播出内容作出回答。联邦通讯委员会这样做的权力，源于1969年最高法院对“红狮案”的判决。在成为首席法官之前，作为巡回法院法官，沃伦·E·伯格的最后意见是：“作为受委托人，广播电视业者被暂时允许使用大量的公共资源，他们必须符合公众利益这一概念所包涵的最高标准。”而“公众利益”这一概念是由国会、行政部门和法庭定义的，不是由广播电视业定义的。
围绕《出卖五角大楼》纷争不断，对它的处理，使得公信度降低到令人绝望的程度，引发一意孤行的机会也因此而大增。公众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节目完全是关于国防建设的谎言，另一部分人则相信节目压根就没错，是军方那些家伙们以及他们在尼克松政府中的同盟军，想要封杀CBS。除了《华盛顿邮报》也许还有《时代》之外，没有一家大的新闻媒体曾经试图探究一下，给国会山的要人们带来麻烦的究竟是些什么。《纽约时报杂志》曾刊登过一篇由一位“观点鲜明”的记者罗伯特·谢里尔撰写的文章，它冒失而无知地严厉谴责了斯塔格尔，并从总体上对政府进行了抨击。国会议员们检查着录音——这个可以证明存在明显操作错误的证据，可是全国广播电视业者和新闻业者却告诉他们：对亨金的访谈（根据斯坦顿的证词）是“公正地进行编辑的”，而且，（按照萨伦特信中的说法）是“与传统的新闻实践相一致的。”不过，在国会议员们的头脑中，一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这些家伙们全都不可信，随着争论的继续，这种观点的权威性已大大增加。在众议院发言时，至少有1∕3的国会议员们反对以蔑视国会罪传讯斯坦顿，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用一种愤怒和厌恶的口吻谈论新闻媒体。
非商业电视网总裁哈特福德·冈恩说：“这里有一个问题被遮蔽了，这就是编辑的责任。”说到底，没有什么比专业性的、力求客观公正的新闻采访、编辑和纪录片摄制更重要了。尤其是在按惯例定期播出的1小时公共事务类节目中，当发生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况时，所谓给予受害人“同等时间”作回应，用吉尔伯特·塞尔迪斯的话来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塞尔迪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一位出现在节目中、对节目主持人的攻击予以反驳的陌生人，将拥有该节目的观众，取得威望并赢得观众的爱戴；事情恰恰相反，对观众来说，这个陌生人打断了节目，让人从心理上反感，他在攻击深受观众喜爱的某个主持人，而且他还剥夺了观众们已经习惯收看的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