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师，不是仅靠战术的翻新和炫目所能成就，他靠的是战场上无数次死里求生的切身体验，靠的是提前两步乃至三、四步的眼光和判断力。
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经历，给予了粟裕宝贵的人生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北上先遣，就不会有后来的粟裕。
在粟裕的军事生涯中，虽然也曾有过失误和疏忽，甚至吃过败仗，但正因为拥有这些用战友鲜血凝成的经验和教训，他才能做到越挫越强，越挫越勇。
当初蒋介石坚决不肯舍弃济南，从战略角度上来说，确实是出于不得已。
济南是山东的心脏，国民党失去济南，整个山东就完全成了一盘死棋。陈诚曾经论述说，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在全国有六个战场，在这六个战场上，大家是兵对兵，将对将，虽然不像球赛那样人盯人，但大体上，双方还是相互牵制，旗鼓相当，哪一方都没有明显的压倒性优势。要说不同，就是解放军比较机动灵活，善于避实击虚，往往能占得上风。
可是济南战役后就不同了。解放军可以抽出山东的兵力，加在什么地方，就造成什么地方显著的优势，无论东北、华北、华中，均可以造成国民党军之力日消、解放军之力日长的趋势。
陈诚因此把济南战役看成是解放战争的分水岭，哀叹：“军事崩溃之局，遂更无可挽救。”
打仗就像下棋，有大局观的人，都会提前看到下一步，下一步怎么走，济南战役还没结束，粟裕就已经有了盘算。
没能打到援兵，在略感失望的同时，也让粟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即便黄、邱、李兵团加一块儿，都不敢与解放军打援兵团面对面交锋。
他们不敢跟你打，说明你可以主动找他们打了。
1948年9月24日晨，济南内城的巷战尚在激烈进行中，粟裕即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出徐州以东，举行淮海战役的主张。
臭招
粟裕最早提出的淮海战役，在史学界被称为是“小淮海”，方案为开辟苏北战场，攻占两淮、海州、连云港等地区。显而易见，这里的淮海指的是两淮及海州。
粟裕发出电文的第二天，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回复：“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在复电中，毛泽东还为淮海战役添加了一个重要指标：歼灭黄百韬兵团。
黄百韬以往就很显眼，在华东战场上，无论搏命程度，还是战斗成果，都在国民党将官中首屈一指。到了豫东帝丘店战役，黄百韬亲率坦克冲锋，救出新七十二师之举，更把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声誉推向了顶峰。豫东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南京亲自给黄百韬佩戴上了代表最高军功的“青天白日”勋章，也因此，在毛泽东预设的斩将台上，黄百韬理所当然地拿到了头牌。
淮海战役采取的是华野、中野联合作战方式，在初期参战部队中，华野有16个纵队（其中包括暂归粟裕指挥的中野第十一纵队），中野有4个纵队。
1948年10月下旬，粟裕完成了淮海战役的各项准备。
蒋介石很快发现华野、中野在向徐州方向运动，他认为徐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距南京又远，后方补给线长，因此曾计划放弃徐州，以便集中兵力“守淮保江，拱卫京沪”。
恰恰在这个时候，辽沈战役行将结束，东北败局已定，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趁机在幕后“逼宫”，蒋介石面临着行将下野的危险，他又犹豫起来。
放弃徐州，守卫淮河、长江，在当时国民党军已处于全面颓势的情况下，亦不失为以退为进的妙招，这曾经是粟裕所担心的，可是蒋介石自己又给推翻了。说到底，国民党内部那些婆婆妈妈的掣肘和顾虑实在太多，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打好仗，只有天晓得了。
蒋介石最终采用了“徐蚌会战”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主持制订，要点是将兵力集结于徐州及徐蚌（徐州至蚌埠）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
此计划一出，就引得国民党阵营内议论纷纷，有识之士大多认为这是一个臭招，“未战而败局已定”，“我们在徐州愈久，就中了敌人之计”。
黄百韬与郭汝瑰是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他就此也非常有意见，“作战厅郭汝瑰……做出这样的计划，使人伤心，为陆大同学丢丑。”
黄百韬并不知道，他的“郭同学”与刘斐一样，也是中共在国防部的高级秘密特工，所制订的计划自然只会把国民党往败路上引。
国防部方略已定，南下是不可能了。
黄百韬有侦察电台，也获得了解放军不断向陇海路推进的信息，在向刘峙进行报告后，黄百韬提出，国民党军全都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都有解放军在运动，“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所谓“攻势防御”，不要说攻，防都防不住。
黄百韬建议，仿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在华野、中野尚未会合之前，予以各个击破。
就军事而言，这是一个极富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徐州“易攻难守”的困境，但是刘峙久无回音。
当初顾祝同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考虑让刘峙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郭汝瑰劝他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郭汝瑰所说的“一只猪”很明显是指刘峙，但顾祝同斟酌再三，最后还是选了刘峙。
郭汝瑰的秘密身份在那里，他当众说过的很多话，现在都必须反着理解，假如刘峙的智商和能力真的只是“一只猪”，估计郭汝瑰就不会这么说了。
顾祝同与刘峙几乎同时出道，对刘峙的水平算得上知根知底，以徐州地位之显要，他绝不敢真的找一个庸碌糊涂的人来坐镇，而在曾经战将如云的国民党阵营，刘峙若没有两下子，也不可能坐到如今的高位。
这位北伐和中原大战时期的常胜将军，位居蒋介石“五虎上将”之首，若论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被公认还在顾祝同等人之上。
黄百韬的建议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并不是刘峙没有眼光，不肯纳谏。
事实上，刘峙刚刚上任就感到了力不能支。他的两大对手，华野粟裕有40万兵，中野刘伯承有20万兵，这还不包括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队，而归刘峙指挥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总兵力最多也不过20万，只勉强与中野相抵，何况有的军还没有整编完成，不过是个账面数字。
刘峙原计划放弃徐州，退淮以守，被“徐蚌会战”方案否决后，又欲集结兵力于徐州附近。包括黄百韬兵团，他早就想撤到运河以西，可是这些设想都没有能够得到国防部的批准。
刘峙犹如被绑着手脚在跳舞，他自己也非常郁闷，不无怨气地说：“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由于刘峙及前线将领意见集中，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受蒋介石之托，与郭汝瑰等人专程赶到徐州对部署进行了调整。
1948年11月5日，顾祝同召集徐州“剿总”和一线将领们开会，会上黄百韬再次进谏。
这次他换了个说法，把洋式的“团式集中法”换成了中式的“乌龟战术”，并主张放弃海州，黄兵团由原驻地新安镇全部撤往徐州。他对顾祝同说：“不是我怕死，而是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海州守不守并无关系。”
顾祝同在请示蒋介石后，终于批准了黄百韬的建议。
黄百韬对此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正越来越近。
在当天返回新安镇的火车上，黄百韬对第二十五军（即原来的整二十五师）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个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撤退恐怕来不及了。”
已经快来不及了，国防部“郭同学”又不失时机地拖了一下后腿。
原驻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本拟从海上撤退，但国防部临时改为通过新安镇撤往徐州，同时规定，黄兵团要为四十四军担任掩护，在四十四军还未到新安之前，黄兵团不得提前西撤。
四十四军本身不需要一个兵团为之做掩护，但海安是国民党第九绥靖区所在地，行政人员、学生、商民全都得跟着部队走，所以当四十四军撤出时，拖带了大量非战斗人员，全部加起来有10余万人。
锅碗瓢盆一多，行动必然非常迟缓。按照原计划，黄兵团11月5日就能撤往徐州，就因为要等四十四军，行动便足足延误了两天。
把一个兵团推向末路需要多久？只需两天！
大淮海
粟裕在第一时间便得到了黄兵团即将西撤的情报。淮海战役的初定发起时间为11月8日，他立即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战役。
值得注意的是，此重大决定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就已下令部队执行，如果情报不是绝对的确凿可靠，粟裕是不会这么做的。
1948年11月6日晚，华野在中野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南挺进。当天午夜，解放军迫近台儿庄、贾汪一线，直逼黄兵团侧背。
台儿庄、贾汪一线尚有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据守，而且从第二天早上开始，黄兵团就将西撤，但黄百韬仍然脱口而出：“太迟了。”
因为这是在敌前撤退，所有撤退，以这种撤退方式为最危险。
留在新安镇打，孤立无援，往徐州撤，到不了徐州便可能遭遇解放军，而所有这些都是拜国防部的一纸命令所赐，黄百韬捶胸顿足：“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黄百韬通过侦察，得知华野有十几个纵队南下，因此预估仅华野就会有30多万兵力参战，而黄兵团只有10多万，若是华野集中来攻，他必败无疑。
说到这里的时候，黄百韬很是激动：“这次会战如垮，就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
虽然胜负还未分出，但黄百韬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结局，他让人给蒋介石带去遗言，表示自己受蒋知遇之恩，无论如何要予以报效，“临难绝不苟免”。
1948年11月7日，黄兵团开始西撤。
这时的黄兵团包括四十四军等五个军，是关内也是徐州“剿总”序列中最大的一个主力兵团，他们要渡过运河才能前往徐州，可是运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此前，黄百韬曾寄希望于徐州工兵团，但后者并未来架设更多桥梁，而黄百韬也错过了自行架设浮桥的机会。
10多万人马，要在短时间内通过一座桥，岂是容易的事，四十四军还拖带着10多余万非战斗人员，这支队伍里面弃斥着大车、小轿、箱笼、行李，一上桥就把桥面给堵得严严实实，部队根本过不去。
在他们后面，追兵即将赶到。
南京国防部为粟裕“争取”了两天时间，利用这两天，粟裕加紧完成了另外一项秘密部署。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秘密党员。早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粟裕就在争取他们率部起义，并针对第三绥靖区制定了三条原则：一、起义；二、不起义，让开道路；三、既不起义，又不让道，坚决歼灭。
经过紧张策划，何、张决定于11月8日凌晨发动起义，此议一出，便意味着黄兵团难逃生天。
既是囊中之物，就无须多虑，此时此刻，粟裕所想到的，是后面一连串的提前布局。
1948年11月8日，凌晨，粟裕与部将张震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文，建议在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是向徐州进击，争取在长江以北打掉敌方更多的主力兵团。
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第二天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并表示将合华东、华中、中原三大解放区之力，对淮海战役予以强大的后勤支援。
至此，最初的开辟苏北战场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几十年后，当谈到这封复电时，粟裕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封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就在“齐辰电”发出不久，何、张率所部2万多人发动起义，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华野通过起义防区，迅速朝新安镇开去。
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4个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华野各纵队原来的攻击路线，是以新安镇为主要目标，一路自北向南开进，一路进行迂回包围，但前线传来的一个情报引起了粟裕的重视。
山东兵团特务团的侦察员潜入黄兵团驻地，抓到了一些俘虏，经过讯问得知，黄兵团正向运河铁桥涌去。
侦察营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野司，粟裕当即调整部署，急令各路纵队全部改向，对黄兵团进行追击和截击。
接到命令，华野各纵队争相向运河铁桥扑去，有的部队一天的行军速度已达到120~140里，正好截住黄兵团尚未过河的后卫部队……
大战的铜锣尚未敲响，黄兵团便已损兵折将，共计损失一军一师，其中作为黄兵团骨干的第二十五军损失了一半人马。
过河得脱的部队齐集徐州以东150里的碾庄，黄百韬面临着两个选项，要么继续西进；要么固守碾庄。
这是一个生死选项，一面写着“生”，一面写着“死”。
迷信
黄百韬把军长们叫到一块，召开阵前紧急会议，商议究竟是进还是守。
多数人主张趁解放军主力尚未通过运河铁桥，尽快兼程赶往离碾庄较近的大许家，只有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一个人表示反对。
在黄兵团中，第六十三、六十四军均为粤军，战前才从南京、芜湖调来苏北。他们以杂式装备为主，许多步兵使用的还是汉阳造，比解放军的装备都要差好多，但这两支部队参加过抗战，部队里有许多是具备作战经验的老兵，用刘镇湘的话来说：“我们在抗战中同日本鬼子都敢拼，难道还怕共产党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