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达乌泥关。他很快发现乌泥关地势险要，为避免不测，特地留下一个团防守乌泥关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马则继续前进。
红军出没的地带，多为险要区域，王耀武也不会算命，他事前当然不会知道对方要在这里设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经比其他将领要精明谨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伏击圈，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红军战士因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补充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即警觉起来，发现有红军埋伏后，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王耀武飞报情况。
在前沿指挥的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提前下达出击命令，伏击战也瞬间演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暂时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判明了战场势态。看出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所据阵地又是控制战场的制高点，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其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
红二十师以前没打过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王耀武找准弱点后，便不断增调兵力向这个点进行突破，最终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按照原计划，当主攻方向的战斗打响时，寻淮洲即率红十九师前去乌泥关抄袭敌军后路，但这时红二十师已呈溃散之状，再抄袭后路已无意义，刘畴西急忙改变计划，令红十九师回援。
遗憾的是，寻淮洲没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写信去调，也没能调来。
也许长时间的压抑，让寻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制胜，在这关键时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观，失去了智，只剩下勇。
寻淮洲要“单独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刘畴西一样，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当红十九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留下的那个团早就占领了制高点，并能居高临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进中的红十九师被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难以展开。
寻淮洲杀红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发起冲锋。
几经反复，制高点终于拿了下来，但已无实际意义——红十九师伤亡过重，失去了继续攻坚的锐气，也根本起不到断敌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在冲锋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颠簸从担架上摔下来，导致失血过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在上报时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当战斗进行到下午，红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补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红十军团指挥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话，整个红十军团就得被人家“包饺子”了。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方志敏和刘畴西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此时王耀武也精疲力竭，无力再进行追赶。
谭家桥一战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若是这一战能打赢，红十军团不仅能补充大量匮乏的物资装备，而且能挫灭敌军气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脚，相反，其处境就变得十分艰难和被动。
谭家桥战后，俞济时不断向皖南一带调集重兵，包括补充第一旅在内，已集结了20个团的兵力。
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里饥一顿、饱一顿，靠不停地兜圈子来避敌锋芒，部队的战斗意志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刘畴西也由乐观者变成悲观者，决策时优柔寡断，常常难以下定决心。
红十军团转移时，曾遭遇一个保安团。这时红十军团兵力加一块，仍相当于3个整团，如果刘畴西能审时度势，下狠心全军扑上，是有望予以全歼的，但他能避就避，抠抠搜搜，只派了一个营上去作战，后来发现一个营不行，又派一个营，直把歼灭战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战。
在红十军团，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权威超过乐少华，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在为人做事的风格上，与乐少华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与刘畴西闹得太僵，因此只好在一旁干着急。
最后刘畴西做出决定，避战撤离，一个拣软柿子捏从而重振士气的机会就这样白白丢掉了。
半个月内，红十军团往返十余县，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这些战斗大多是遭遇战和消耗战。刘畴西无心恋战，一打就走，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弄得整个军团人困马乏，士气越来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会上分成两种观点：一种以乐少华和粟裕为主，主张就地分兵游击，以减小目标，保存实力；另一种以方志敏和刘畴西为主，他们提出，应继续大兵团作战，争取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
经过争论，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用后者。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把红十军团送入了覆亡的不归之路。
相差半小时
方志敏和刘畴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据地，让疲惫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俞济时已在前往苏区的路上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而且苏区内外地域狭小，实际已无法展开大兵团作战。
从遂安到闽浙赣苏区，不过两百多里路，正常情况下，急行军两天即可到达，但红十军团不是光赶路就行，他们还得和一支接一支的“拦路虎”周旋。
首先遭遇到的是敌方一个步兵团。在前卫部队已与敌军接火的情况下，刘畴西也不通知他们，就率大部队改道夜行，结果大部队是甩开了敌人，前卫部队却就此与军团总部失去了联系。
让粟裕为之扼腕的还是接下来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红十军团到达杨林。由杨林向南越过南华山，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这是闽浙赣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方圆约50公里，那里仍有游击队活动。
粟裕向刘畴西建议，全军应加速通过南华山，到达化婺德苏区后再休整隐蔽，但刘畴西顾虑主力部队过于疲劳，下令宿营休息一夜，天亮再出发。
无奈之下，粟裕只得和方志敏一起率部先行。
随粟裕行动的，主要是军团机关、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加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总共800余人。
他们翻过南华山，一直前进至靠近闽浙赣苏区的地方，才停下来休息。
第二天上午，当刘畴西和军团主力出发时，已经被一个保安团卡住了通道。前后仅相差半个小时！
刘畴西指挥部队攻击，但保安团占据着有利地形，且火力密集，以至于屡次进攻均无法得手，这时刘畴西又开始举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即撤兵，又无决心投入血本，全军压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然过不去，最终还是不得不绕道而行。
时间越来越紧迫，在俞济时的严令督促下，前来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全是分秒必争，那个卡道的保安团一夜走了70里，才赶在了刘畴西前面。
偏偏这时刘畴西仍未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部队还在缓慢行军，整个队伍拖拖沓沓，前后距离足有十几里长。
一直到1月15日，红十军团主力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离闽浙赣苏区越来越近，举眼望去，不过一步之遥，方志敏和粟裕看法一致，如今宜快不宜慢，只有进入闽浙赣，才能稍稍松上一口气。
1月16日，仍不见主力到来，方志敏派人送信给刘畴西，让其率主力迅速跟上，并于当晚通过敌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下午6点，方志敏、粟裕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那边传来回话：主力已经到齐，但是人员疲惫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
粟裕一听就急了：“情况这样紧张，哪能再迟疑啊。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全部通过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因为担心刘畴西再犹豫摇摆，他当即决定让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行，自己则回去接应大部队。
粟裕指挥先头部队连夜疾行，碉堡里的敌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
这时俞济时虽在两苏区之间建立了以碉堡为主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红军虚实，不敢轻易接仗。粟裕就派两个战斗班对碉堡进行佯攻，虚张声势，其余人马趁此机会，加快步伐通过。
先头部队上半夜就全部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到达之后，粟裕一面同地方人员联系，一面等待主力跟进。
下半夜，没有等到。
第二天，依旧。
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一样。
粟裕组织了大批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可是均未能联系得上。一开始还能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枪炮之声，后来也沉寂消失了。
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粟裕变得异常焦灼不安。
战场直觉告诉他，情况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头部队也可能自身难保。
粟裕率部离开了原定的会合地点。他的估计没错，方志敏、刘畴西及其主力再也来不了了。
最后一个机会
1935年1月16日，刘畴西接到了方志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坚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刘畴西的答复后，他长叹一声，久久无语。
方志敏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赶先头部队，但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刘畴西和大部队。
刘畴西即将为他连续的迟疑不决付出惨痛代价。当天晚上，共达14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分路赶到，将红十军团主力紧紧包围在怀玉山区。
红十军团主力这时仅剩2000余人，在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下，已是弹尽粮绝，基本失去了强行突围的能力。方志敏和刘畴西只能率部在山区里左兜右转，希望能寻找出一条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红十军团向金竹坑封锁线发起攻击。
只要冲过金竹坑，便可进入闽浙赣苏区，因此这次刘畴西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做困兽之斗。在他的指挥下，军团主力蜂拥而上，全力猛扑。
就像粟裕的先头部队通过时一样，黑暗中，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搞不清外面状况，能做的只是不间断地朝外开火。
刘畴西一马当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颗子弹，警卫员急忙将他扶下来。
刘畴西并未下达撤退令，但后续部队不清楚，见军团长都撤了下来，也就跟着一起撤退。
事后得知，金竹坑的国民党守军仅一个排，而红十军团可投入千余人攻击，如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着夜色突出去的。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了。
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被完全锁于牢笼之中。那些天，怀玉山区雨雪交加，官兵们早已断粮断食，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就连方志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没有吃上什么东西。
又冷，又饿，加上看不见突围的希望，使得红十军团再也支持不住，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崩溃瓦解之状，官兵不断被分割和打散，方志敏和刘畴西就此失去了联系。
虽然已把对手逼入绝境，但参加“追剿”的国民党各部队也已是冻累交加，疲惫不堪，俞济时不断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报告，他这时也认为“追剿”任务已完成，方志敏很可能已经突围，便向蒋介石请求撤军。
就在这时，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被俘叛变，供出了方志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况。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得悉后，向俞济时发来电报。这份电报被闽浙赣省委所截获，其内容是：方志敏、刘畴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军休整者“杀勿赦”。
1935年1月27日，刘畴西被搜出。仅隔两天，方志敏亦被捕。
竞技场上，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俞济时与刘畴西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见面时，刘畴西衣衫褴褛，已是冻得浑身发抖，而俞济时则身披将军大氅，双手还烤着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虽为对手，但毕竟曾是同窗，这俞济时却连句寒暄话都没有，就挥挥手，让人把刘畴西给带走了。
后来也是黄埔一期的黄维听到了这件事，很是鄙夷俞济时的为人，当着面数落他：“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失败者唯一可以坚持和守护的是自己的尊严。作为黄埔生，刘畴西拒绝了来自“校长”蒋介石和其他黄埔校友的劝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我的敌人的掌心。”
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方志敏在牢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在这部感动了很多人的随笔作品中，方志敏总结道：是“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使红十军团遭到了失败。
被俘了怎么办，方志敏的回答是：“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
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连看守所的所长都被打动了，自愿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