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家的仆人叫刘二，跟随辜几十年。高拜石记载：“一走进椿树胡同，在他大门‘啄’‘啄’两声，便会有一个老头从侧门蹩了出来，红丝结顶的小帽，花白胡子，蓝布大褂，双梁鞋，脑后垂着索子的短辫。没有见过辜氏本人的，每以为他便是学贯中西的辜汤生，不等你打招呼，他会很礼貌地‘哦’一声，‘您是找家大人的？’辜氏也知道会叫人误会的，所以常对友人说：‘刘二是我的影子，我和他穿着打扮差不多，所不同者我有齐人之好，刘二则是皮硝李的把子。’皮硝李即李莲英，这是说刘二打一辈子光棍，而他除太太淑姑之外，还有日本籍的如夫人蓉子也。”
一次，辜鸿铭谈到自己为什么要保留辫子时说：“我认为，中国的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剪与不剪，原本没有多大关系。你们以为剪了辫子换了衣服就能救中国了吗？”
胡适这样写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辜鸿铭曾三次向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投稿，大肆鼓吹纳妾。美国主编劝他别再写了，他大骂道：“美国男人不敢娶小老婆，没出息！”又大骂洋人表面装正经，一夫一妻，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处寻欢，找情妇，逛妓院，到头来还唱一夫一妻的高调。
辜鸿铭曾解释主张纳妾的理由：一、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而女子四五十岁便不再有生育功能；二、各种冒险的事情都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亡率高，这样必然女多男少；三、从全世界的统计来看，生一百个男孩子，就会生一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世界上一定会有怨女。而且，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孙中山，都主张增加人口，所以要多纳妾。另外，辜鸿铭还从生理上分析一妻多夫的不合理性。他认为，如果是一妻多夫，便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
1920年，北大开始招收女生。辜鸿铭上课时，看见教室有女生，甚为诧异。有人告诉他是新招的女生，姓王，他问道：“我讲英文，王女士能懂？”女生站起来说能听懂，他便让女生读课文给他听。女生刚读了一句，他即挥手制止说：“不行，音全不对！”将该女生赶出教室。下课，辜立即致书蔡元培：“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谈。
立场
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公开称这些歧视侮辱中国人的洋人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到张之洞总督府任文案后，辜鸿铭看到洋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goods（土货）”，极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野蛮不化之意，立即划去，改为“Chinese”。当时有人怕西洋客户难以接受，劝他别改，辜即骂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
“长江教案”发生后，传教士和侵略者大造舆论，歪曲事实，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说：“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伦敦《泰晤士报》转载此文，但该报在评论中怀疑此文的作者并非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辜鸿铭曾讽刺洋务运动：“中国自咸丰同治以来，迭经扰乱，对内无能，对外虚张声势，好像一个百病丛生的躯体，究竟如何治疗几难着手。当时碰到了一位湘乡姓曾的时髦朗中（指曾国藩），开了一贴名叫‘洋务精火汤’的良方，服了几剂，觉得没有什么功效。到了甲午年，病症忽然大变。另有一个南皮人姓张的医生（指张之洞）来了，诊断之后，开了一个方，名叫‘新政补元汤’。这剂药药性燥烈，服了恐会生变，于是就将原方略加删减，名叫‘宪政和平调味汤’。岂知服了这剂药之后，不仅没有转机，而且病势益发严重。到了今天，看来病情已入膏肓，究竟谁能另开一个起死回生的良方以起疴治病呢？”
1903年，张之洞到北京，袁世凯为了讨好张，特地派北洋军在张的寓所周围保护张。后来，辜鸿铭在天津见到袁，袁极为谦恭地请教辜道：“汤生兄，西洋人练兵的要旨是什么？”辜答：“练兵的秘诀，最重要的是尊王。”袁不解，辜继续说道：“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军队守卫的，都是出于朝廷特别的恩赏。现在香帅（张之洞）入都，你竟派军队替他看门，是以国家的军队巴结同僚。士兵们见此情形，必只知有你而不知有国家，一上战场，将士各为自己的领兵统帅而战，临阵时一定彼此不相救顾。如此一来，即使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也不可能打胜仗。因此说：练兵的秘诀，第一是尊王。”袁一时下不了台。
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的一位幕僚将此语作为袁的得意之举告知辜，辜听后不假思索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1911年冬，张謇、唐绍仪引孟子之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鸿铭辅佐袁世凯，辜大骂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仍尊重辜。辜去世后，他曾向国民政府为之申请国葬。
当时流传有一种说法：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以此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辜鸿铭与弗兰西斯·波里谈及袁世凯时轻蔑地说：“他甚至还不及段祺瑞这个当兵的，段还稍微有点学问，而他却只是个大老粗。”波里略说了几句反对的意见，辜即激昂地重复：“我跟你说，他是个大老粗，一个大老粗！一个大老粗！”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又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公开宣言袁是“中国群氓的化身”，“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记载一事，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的利嘴，曾托人请辜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六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的关系。辜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
袁世凯死后，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地请来一个戏班，在家中连开三天堂会。附近巡逻的警察闻讯赶来驱散人群，却被辜大骂一通。因辜家的座上客中有不少洋人，警察不敢得罪，只能报告上司。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发现是辜鸿铭，便对下属说：“不要惹他，且随他去好了。”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辜鸿铭讥讽道：“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
辜鸿铭曾大骂当时的各种新报刊、杂志：“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之烂报纸的主笔，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五四运动后，国会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国会准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们闻讯后进行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扬言要捣毁国会。国会最后只好高悬免战牌，不敢再捋学校与学生的虎须。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袁世凯死后，冯国璋曾想拉拢辜鸿铭，“狗肉将军”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委任，但辜都没有答应。
1927年，日本人推荐辜鸿铭做张作霖的顾问，张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劈头问道：“你能做什么事？”辜拂袖而去。
辜鸿铭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对日本友人萨摩雄次说：“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因为日籍夫人，辜鸿铭对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很是欣赏。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
悲感
1908年，辜鸿铭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辜在外务部任期内，曾给光绪慈禧上过一道长达五千言的奏章，对内政外事进行评论，建言献策。然而，辜的奏章没有得到丝毫回应。更让辜伤心的是，奏章递上的是月，光绪、慈禧接连驾崩，辜的奏章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1913年，辜鸿铭受宗社党人之托，东渡扶桑，游说日本支持复辟。他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找到了文化的认同感，也意外地获得了日本学界的尊敬和推崇。他到处进行演讲，称道日本以汉唐古风立国，极力宣扬东方文明和儒家文化。但他的复辟主张却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只能扫兴而归。
辜鸿铭对日本很有好感，他说：“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望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晚年，他到日本讲学，准备将日本作为复兴东方文化的最后一块阵地。
未到日本之前，辜鸿铭只会日籍夫人教会的几句日语，其中一句为：“我是梅干老头。”（注：意为满脸皱纹的老头）旅日期间，他学习日语十分努力，有时一天将这句话重复许多遍。他很喜欢孩子，外出时，常抓住在街上玩耍的日本小孩，反复说“我是梅干老头”，令人忍俊不禁。他从釜山到东京，船靠岸后见到萨摩雄次，第一句话便是“日本的小孩不爱哭”。看到街上经过的日本修学旅行的小学生，他突然大声叫住萨摩，用日语反复说：“日本的力量！”看到一群女学生，又赞赏说：“日本的未来！”并久久凝望着她们。
辜鸿铭在日本讲学三年，对日本习俗的西化痛心不已。他在日本东北五县讲演期间，一次在列车上看到日本著名的画家和诗人竹久梦二当街和一个女子卿卿我我时，猛然用日语大喝一声：“就是没有治洋气病的药！”举座皆惊。又一次，他在东京上野公园散步，看到一对恋人手挽手走过，又用日语大叫道：“日本危险！”他称呼日本剪时髦短发的女子为“短毛贼”，说：“现在的摩登女郎，日本报纸也有译摩登作‘毛断’的。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在日本讲演期间，萨摩雄次一直陪着辜鸿铭。萨摩回忆，尽管辜鸿铭有着种种奇怪的行为和高昂的热情，“但他始终都是个孤寂的人。我就像这位独孤的老学者的影子，每天都陪他坐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下，相对无言，只有先生爱抽的‘威斯敏斯特’牌香烟的烟柱渺渺升空。寂寥！这便是形容辜鸿铭先生晚年最恰当的词。”
在日本，辜鸿铭越来越受冷落和白眼。最后，他于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从横滨港贫困孤独地离开了日本，回到国内。辜鸿铭去世后，日本一些熟识辜氏的人惋惜地说：“对像他那样的人物，日本要是多一些优遇就好了。”
芥川龙之介去拜访辜鸿铭，辜对他着中国服装很是满意，说：“你不着洋服，难得。可惜没有发辫。”谈话中，芥川有感于辜所论，问他既慨于时事，为什么不愿问时事。辜说了一些话，但芥川并不明白其意，只是说：“再去试试如何？”辜愤愤于纸上书写着什么，说：“老，老，老，老，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