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陈独秀对包惠僧表示，自己已经不是托派，他听包说有谈得来的记者朋友，便打算以记者访谈的方式发表自己不是托派的声明。包向他介绍了《中央日报》社总编辑程苍波。但陈、程的交谈不算投机，陈独秀仅写了个条子，上书：“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程表现得十分冷淡，临走的时候没有带走条子。包惠僧在送程苍波时说，这个老先生想声明自己不是托派，打算借记者的口说出来。程只淡淡表示“试试看”。陈的声明最终没能刊出。
晚年避居江津时，陈独秀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托派临委的批判，但陈或直接给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与托派展开一场书面论战。此时，陈已经没有一个拥护者，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也说：“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绝交了。”
包惠僧也回忆，陈独秀私下表示自己不会与中共联系：“老干们（指王明等”干部派“）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与陈独秀合作抗日之事，王明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党可联合任何人，惟托派为例外；我党甚至可以和与蒋介石及其反共特务合作，惟陈独秀为例外。”并说陈独秀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而做了“汉奸”。康生表示附和，说陈独秀曾与日本人密约，故为汉奸无疑。对此，陈独秀驳斥道：“你们一向不择手段，顺汝者为战士，逆汝者为汉奸。”
陈独秀为汉奸论的消息见报后，武汉的文化界和政界“群情激愤”。周佛海、陶希圣为使陈独秀在这场政治的寒流中感受到国民党的“温暖”，联合高一涵、王星拱等国民党政要共9人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开信，为陈独秀辩诬。蒋介石亦下达“委座手谕”，指示周佛海道：“凡未实际参加伪组织者，不论谣传如何，均不得称逆。”
陈独秀在南京时，周佛海和陈公博主张对日妥协，他们常召集一批人在周氏官邸讨论对日方针，被称为低调俱乐部。陈独秀碍于情面，也被周拉来参加讨论，但陈总是以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蒋介石曾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游说陈独秀，希望陈组织一个“新共党”，表示愿意资助10万元经费，同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还为他组织的新共产党保留五个名额。蒋介石还有意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对此，陈独秀都一一拒绝，他对友人说：“蒋介石想教我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真是异想天开。”
1938年4月，张国焘说出了自己组织新共产党的想法，并希望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与合作。然而陈独秀对此非常冷淡，一口回绝了张国焘的拉拢。事后，陈独秀向包惠僧提起此事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此时，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谭平山，也找到陈独秀要求共同组织第三党，陈独秀也断然拒绝了。
陈独秀曾发表声明说：“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嬗变
少时，陈独秀在南京参加乡试。考场中，一位来自徐州的大胖子考生，将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考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边走边将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一拍大腿，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个近乎发疯的考生给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后来说：“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我有意外收益！”
陈独秀与参加考试时认识的皖省维新派人士汪希颜、汪孟邹等人交往密切，“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与革命党人邹容、张继等人交往，渐渐趋向革命。
陈独秀早年参加了革命党的暗杀团，但12年后的1917年，陈在《论暗杀》一文中批评，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4号上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但不久之后的1919年4月20日，陈即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说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第一次被捕入狱后，陈独秀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出狱后，他写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一改一贯的反宗教立场，转而推崇基督教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到中共一大召开后，陈对基督教再次产生怀疑，说：“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可言。”
1929年春天，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向陈独秀介绍了托洛茨基。之后，陈又读到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稿，发现托氏的观点与自己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通过与尹宽、彭述之、江泽楷等人反复讨论。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晚年，陈独秀在给友人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以及其人物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另一封信中说，陈独秀坦言：“近作……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
陈独秀还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1949年4月14日，胡适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称陈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言论
1904年，陈独秀总结：“一个国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没有被广泛地开启，人民如果没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国家的根基总是无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国家仍旧要衰败下去。”
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若是绝计革新，一切都应该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等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陈独秀说：“如今为国民革命时代，而非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时代，故不惟资产阶级须有民主政治，无产阶级亦须有民主政治，且更为迫切。”
陈独秀说：“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独秀认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典型思想，他还发表《所谓“红军”问题》等文章，反对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后来，蒋介石在江西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时，大量散发陈的这些文章，作为“围剿”的理论依据。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坚执
陈独秀说：“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恶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不正确的话，也愿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来到陈独秀住所，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并再次劝说他去莫斯科，陈明确拒绝，并声明错误共产国际也有责任。濮清泉回忆，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濮清泉回忆，1927年第三国际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并让他担任东方部长。陈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叛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又说：“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叫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
章士钊说，陈独秀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不峻之坂弗上”。
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无论是章士钊的辩护词，还是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联名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的书函，都以陈“反共”、“斥红军为土匪”、“已被共党除名”等为理由，但陈对此却不认可。其友人柏文蔚事后对其三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提前释放陈独秀，但附加一个条件：“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钟凡等人如实告诉陈独秀，并劝说他稍稍迁就。陈独秀听后怒气勃发，拍案而起道：“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
陈钟凡曾赠诗与陈独秀，曰：“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和诗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豪情
第一排正中为陈独秀，第一排右二为梁漱溟，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到伸长的脚是陈独秀的民国初年，陈独秀豪言道：“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冯友兰在《北大怀旧记》中回忆道：“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独秀）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只脚，直横伸与梁先生面前。等到像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独秀先生。他看着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1930年，陈独秀贫匮无以自济，精神却异常饱满。他对郑超麟说：“吾恍似回复‘五四’建党之初，精力正无穷也。”
1931年12月5日，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截止次年1月23日，周刊共出了7期，陈发表文章12篇，时事短篇102篇。当时，陈曾用笔名“三户”。刘仁静说，“三户”之笔名取自于典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