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相信未来，
这是最好的干柴；
是的，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用手掌——那托着太阳的大海，
用眼泪——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摇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诗人食指的诗句。“文革”时期地下文学流传的手抄版本很多，我所朗诵的就是手抄版本之一。记得，一次从匈牙利回国与音乐人苏越见面，席间还提及食指写的这首诗，共同感叹：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岁月，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就是靠着这种精神的力量在困境中支撑着自己，才不至于走向沉沦。
那天晚上，我们好几个人都醉倒了，但那颗心却从未醉过，它永远清醒地审视这缤纷的世界，勇敢地面对那坎坷的人生……
至今仍有朋友问我：“你当初为什么不去美国？那里同样也有中文电台或电视台。”
我心里清楚，在别人的国度里，绝不是仅凭着中国话说得好就能生存。再说，已身在他乡经历了近十年的商旅生涯，一年到头，国内国外，飞来飞去，劳碌奔波。虽无大成，却也习惯了那种自由人的散淡与自在，再也适应不了、忍受不了那种约束与管制了。偶尔，也会追忆逝去的荣耀与辉煌，仰天发出一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长叹！
我从未想到过离去，也没有理由离去，如果不是经历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燃情岁月……
3.我似乎应该离去
人这种动物，最能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旦环境逼迫他不得不调整自身时，他会从内到外用整个身心去适应生存空间。这一过程或许很痛苦，或许很漫长，然而正是在这痛苦与漫长的磨砺之中，人才能重新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
离别真的是一种痛苦。1990年1月1日，妻子收拾好全部行装——一大一小两只箱子，就要踏上飞往匈牙利的旅程了。我已约好朋友的汽车，早早地送她前往机场。
新年伊始，节日的气氛并不太浓，大街小巷都显得空空荡荡，没有几个行人。也许，经过了一年的奔波劳累，人们需要在此时彻底地休息一下那疲惫了的身心。
我们很快到达了机场，整个机场大厅也显得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选择这样的日子安排出国的行程。所以，我们很顺利地办理完行李托运手续，领到登机牌。望着前方边防检查站的入口，再过一会儿她就要从这里跨出第一步，踏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她走得很匆忙，我的心很茫然。我们两人心里都明白，只有她首先跨出这第一步，我才有可能迈出第二步。至于那第二步何时才能迈出，谁也说不清楚。望着她独自走向检查站的背影，我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是一种无奈：她就这样孤身一人去那个陌生的世界闯荡？不，她还有弟弟、哥哥在那里接应。可是……
这时，她那本已消失的身影重又显现。开始还以为她是回来向我们道别，走近后才发现，她的脸上同样带着一种无奈。
由于当时中国和匈牙利互免签证，因此，公安机关必须将出境者的名单通知边防，方可放行。可此时出境名单上没有妻子的名字。不知是由于工作的疏忽，还是其他原因，似乎有一种先知的力量感觉到这段离别时间太久，才刻意地去拖延这分离的时刻。
这一意外情况，一下冲散了离别时的苍凉氛围。我赶忙顺着传送行李的传送带滑下去，找到将要装机运走的行李又拎了上来。随后，改签机票并到公安机关联系落实出境名单的传送。
1月4日，我带上了不满五岁的儿子再一次为妻子送行，一位在机场工作的朋友将我们一直领进了候机大厅。儿子心中似乎已经模糊地知道：妈妈即将远行。他什么话也不说，拉着我的手默默地站在那里，就在妻子刚刚踏进登机甬道大门时，他突然甩脱了我的手哭喊着：“妈妈！”向她扑了过去。妻子转身抱住了他又迅速将他送到我的怀抱，快步进入登机口。她再次转身的一刹那，我看到她脸上挂着一种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确切形容的表情，或者说全无表情。她没有流泪，我也没有流泪，只是抱紧尚在挣扎哭喊的儿子，然后离开了登机甬道的大门……两年后，当我们在匈牙利重聚，再次追忆起那离别的瞬间，儿子揪人心肺的哭喊声依然在心头萦绕，两人双双涌出了歉疚的泪花……
半年后，儿子也随前去探望妻子的岳母一道去了匈牙利。离别得久了，那份离别的痛苦也就淡了，但是绝不会因为忙碌的岁月而磨灭，而是埋在了心灵的最底层。每当一个人独处家中，窗外又起秋风凄雨的时候，那份思念的情感就会从心底涌出……
这时，我确实想到过离去。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看雨。那时，我家住北京前门附近一栋二层楼的老住宅，二楼是环形的走廊，围着一圈木栏杆，中间是天井。每当下雨天，我总爱扶着走廊的栏杆向远处眺望。而今，我依然住在北京一条胡同的平房中，可是眼前的雨再也唤不起童年那份稚嫩的感情，那种感受。它似乎来得太凄楚、太惨烈，似乎苍天在流泪，我的心在流泪……等待，也是一种痛苦，然而等待中却总能看到希望。从1989年到1991年，两年多的时间，在人生的道路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环境的变化，使我学会了承受这份痛苦，适应这份痛苦。1989年从播音员的岗位上下来后，我被调到专题部《神州风采》节目组去当纪录片编辑。说心里话，与播音员那份被动的职业相比，我更喜欢这个参与性更强的工作。然而，由于当时电视台领导给我规定了三个不允许：不许出声音（电视节目配音也不行）、不许出图像、不许外出采访。作为一名电视台的编辑，前两个不许，只不过是对我所学的专业有所限制，但不许外出采访，无疑就无法参与工作，于是只好在家里待着。那个年代，工作、就业与现在全然不同，不是说今天这儿被辞退了，明天可以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那个时候都是计划分配——要求每一个人被计划分配到某一个单位，就得有一种螺丝钉的精神，在那儿扎下根，一干就是一辈子。
等待，只剩下了等待，而等待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心中总有那么一份渺茫而又永不熄灭的希望。
此时，我确实想到过离去。
可是在我之前，有位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播音员申请出国——未批；一位同我密切合作的同事申请出国——未批！既然已有前车之鉴，一切多余的努力无疑都是徒劳，只能寄希望于算命先生所掐算的时间，耐心地期待着定数之内的奇迹发生。我的1990年——无奈的日子。即使是无奈的日子，也总要寻找些无奈中能做的事，去填补那无奈的时间。
首先是学驾驶。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蹬着自行车赶往驾校，近50分钟的路程与我到电视台上班的路程恰好相同，只是时间地点，一东一西，大相径庭。在电视台近十年的工作，使我养成了晚出晚归的生活习惯，多少年来从未这么早起床面对那初升的朝阳。不经意间竟然发现，早晨的太阳是那样红，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
那是一段无比快乐的时光。我们学习小组共八个人，这个临时组成的集体关系非常融洽，大家相互提携、相互谦让。我们的教练姓王，是一位驾驶经验非常丰富、既严厉又体贴的老教练。每当我们操作出现偏差的时候，他就会对着你大声地喊叫；每当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又总是端出那个永远随身携带的泡满了浓茶的硕大无比的茶杯，一一匀给大家喝。记得，一次闲聊中，我提起了爱吃乳鸽，第二天，他就将自家养的两只鸽子送给我……我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数月，可至今我驾驶汽车的时候，耳边还时时响起王师傅那严厉的吼叫和谆谆的教诲。人生路上，有缘相聚的日子或许只有几天，然而留下的记忆却终生难忘……
那时学车都是开大卡车，与现在私家车相比，那东西可难开了，有时挂挡前还得先踩一脚油门——呵，行内术语叫“轰”一脚油门，不然你就挂不上挡。不过那时候反正也没啥别的事情好做，我就一直坚持了下来。学了半年，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我终于领到了驾驶执照。今天，就算让我开着载重汽车运集装箱，我想我也是有资质的。
就在我学习驾驶时，时间走过了酷热的盛夏和寒冷的严冬。接着，我又报名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英语学习班。每周有三四个学习日，依旧是早早起床赶往外院，不过为了躲避那凛冽刺骨的西北风，我改乘了公共汽车。
外语学院的学习环境，自然不会像学开车时那样身裹大衣，蜷缩在车厢一角，冻得浑身瑟瑟发抖。这里到处是暖洋洋的，暖得让人常常睁不开眼，尤其是遇上听力课，竟能使你在不知不觉中浑然睡去。有时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不光外语单词记不住，每每上着课就打瞌睡，课后却觉得精神十足。如此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实在疲劳不堪，事倍功半，外语水平没有多少长进。
于是，我改弦易辙，另辟蹊径，将外语学院的在校学习变为在家自学；将早出晚归改为昼伏夜读。我在央视有个极好的朋友，上海外语学院毕业，英语水平“顶呱呱”。当时，他刚进央视没几年，暂时没地方住，我就邀请他住在家里，反正我是孤身一人，多一个人正好多一个伴儿。他是南方人，很爱吃鱼；正好我烹调技艺虽说不能与大饭店的厨师相比，可也是自信满满，而且最拿手的就是做鱼，于是我就老是做鱼给他吃。有意思的是，他是爱吃鱼而不会做鱼，我是只做鱼而不爱吃鱼。既然是挚友，我的情况他自然了解，哪里是什么学英语，无非是打发那些无聊的时间。如此，我做鱼给他享用，让他一享口福；他教我英语，帮我消磨时光。
我把北外大一到大四的四册书全部买回了家。每天晚饭后，我都会翻开英语课本《Collage English》，抱着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翻译每一课的课文。从早上7点开始，关闭室内电话，向外人表示“请勿打扰”。午饭后，请朋友做家庭教师，一课一课地讲解辅导。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记不住单词干脆不记；听录音时打瞌睡就干脆不听；虽说中国话说得很标准，可念起外语来就跟我唱歌一样——五音不全，总是跑调，所以干脆不说；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一味地翻译课文。
朋友毕竟是朋友，无须多余的解释和表白，只在于心灵中的那份理解、那点沟通。开始几天确实枯燥，随着一点点地深入，心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慢慢开始对课本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那根本谈不上是学习外语，不过是借助了一本字典来阅读英文作品罢了。一篇篇阅读下去，一篇篇翻译出来，竟能品味出英文写作的文笔精妙之处，然而又找不到恰当的汉语语言来表达，此时方知自己中文功底的粗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