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色童年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人以行动塑造自己的过程。回首往事，我发现自己从小到大做的那些事情，有意为之的也好，偶然为之的也好；主动去做的也好，被动去做的也好，就像一个又一个脚印，组成了一串长长的足迹，一直通向现在的我。时至今日，已到过天命之年的我感受到，只有理解了我过去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才能真正理解现在的我。
我对小时候的记忆并不那么清晰，倒是经常听奶奶、姑姑等亲人讲起小时候的故事。借助这些故事，我理清了生命最初几年的头绪。我出生在1958年，正赶上国内“大跃进运动”的年代，随后就来了“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饥饿与艰苦是很多人对那一时期的深刻记忆。不过，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并没感到那些年过于受罪。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还太小，还难以体会到大人要面对的种种难处；另一方面一是因为我父亲当时是在军队系统的总政歌舞团从事文艺工作，母亲是国有企业的干部，作为文职军人家庭，条件还算好一些。不过在那样的年代，孩子是肯定不会有现在的营养状况与生活条件的。据说我很小的时候身体比较虚弱，时常感冒发烧，父母担心极了，于是经常带我去看病，在那个人们收入很有限的年代，孩子久病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为了不耽误我的病情，父亲把他早先出访苏联时带回来的照相机都卖掉了。
我从小就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最早的记忆就是前门大栅栏后面那两个胡同里的场景。所以对于老北京的胡同，从小就有那么一种亲切的情结。直到今天，我还住在那样的胡同之中，总觉得同高楼大厦相比，还是在那儿住着更舒服。过去的服务性行业基本都是走街串巷型的，胡同里会时常听到各种各样的吆喝声，比如剃头的、卖酱油醋的、卖调料的，当然还有代磨剪子刀具的、弹棉花的、收废品的。他们或挑着担子，或背着褡裢，构成了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声“磨剪子嘞戗菜刀”就是一个北京民俗的缩影，这是胡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的家当时住在一个独门院落里，那是一个大家庭，除了我家之外，还有我的爷爷、奶奶、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都住在这个院里。那院落是回字形的，建筑分了上下两层，四周方方正正，中间是一个方型天井，跟南方建筑很是相像。我早年是奶奶带大的，在胡同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初时光，所以对这些的印象尤为深刻。
我那时的家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印象中，那个年代的天安门广场上是大片大片的草坪。夏天天气很热的傍晚，叔叔、姑姑会带着我去草坪那儿纳凉，广场上大片宽广碧绿草坪让人心旷神怡。那种视觉体验，跟此时由条石铺筑而成的广场给人的庄严肃穆感相比，可真是很不一样呢。
1966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爷爷的成分被定成了地主，他被赶回老家去了。父亲和其他家人也难免受到波及，大家想再一起住在那个院落里肯定是不可能了。之后，父亲就把我接到了他单位的机关大院里，那儿就是坐落在新街口外大街上的总参大院，至今它也没换过地方。我就是在这个大院里长大的，当时国家给总政歌舞团和话剧团在这里特批了两栋住宅楼，此外院里还住着总参及部队各系统其他部门的人员，管理局、防化部、作战部……一大堆部队家庭都在里面。那时候我人小，就觉得院子大得不得了。大院里连小学都有，于是我便同那些部队子弟一道踏入了校门。
“文革”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随着我一年一年的长大也都有了印象。别看那所机关小学不大，学校该搞的运动它是一项都没少。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时我正读着三年级。正逢国内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运动”，人们都在挖防空洞，学校也组织学生们去工地动手帮忙，大院里的地洞挖得到处都是。据说那时候整个北京市地底下都有很多防空洞，很多都是按照防御核武器攻击的标准修建的，不但墙体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就连入口都装有厚重的金属密闭门。相比之下，我们大院挖的防空洞相当简陋，挖出一个“猫耳洞”形式的大深坑，然后用上挖出的黄土拌上水泥石灰规整洞体的表面。当今的孩子课余时间学的都是钢琴、声乐什么的，我当年学的可是防空工事构建，想想都觉得幽默。
文革时期，这些家长虽说是总政歌舞团和话剧团的演员，但总也没时间在家里住。那个年代，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基层，组成工作队到部队作训建设的一线去演出，所以全都常年不在家。于是，大院里就出现了那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家长几乎都不在，每天在大院里活动的全都是孩子，各单位会委派一两个大人留守，以管理我们这帮孩子。好在我们这帮孩子也都是在院里的机关小学上学，管理很方便，放了学他们会监督几个孩子一起学习，其间还可以给孩子解答些疑难问题。孩子们吃饭的问题通过大院食堂解决，到了饭点我们就会去食堂拿着饭票排队买饭。虽说这段日子少了父母的陪伴，令我倍感孤单，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事事要靠自己的心态，并且让我更深地投入到同小伙伴们的人际交往中去，对成长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个年代，大一些的孩子都争着去当红卫兵，他们以大中学生居多，我那时是小学生，年纪还太小，只能算是红小兵，所以就是在一边看看。但是看着他们狂热无比地呐喊、东奔西走地折腾，还动不动就搞个斗争，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我就是这样在部队机关的环境下长大的，后来看到《阳光灿烂的日子》、《血色浪漫》等表现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很多场景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不过与其他部队孩子相比，我们也有比较特殊的一面，因为我家所在的那两栋楼是属于总政歌舞团和话剧团的，这群孩子普遍都出生在文艺家庭，无形当中都受着父母职业的影响、受着家庭氛围的熏陶，很多人都多才多艺的。
受我们在总政两团从事文艺工作的父辈影响，我这代人中确实出了很多很多才华卓著的文艺工作者，像名曲《军港之夜》的演唱者苏小明、当代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程志、《高山下的花环》的主演——著名实力派影星周里京，还有指导过《汉武大帝》、《孔子》等影视巨作的大导演胡玫……总政大院如此密集地造星，看来还真不能仅仅用偶然来解释。此外，曾经指导《综艺大观》节目的中央电视台导演陈雨露与曾在国外多次同帕瓦罗蒂、多明戈等世界巨星合作献艺的男中音歌唱家田浩江都是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而且那时田浩江就住在我家对门。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受到了父辈的艺术素养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那个年代，孩子们也没有很多条件去刻意地学些什么，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在于这种无形的东西。
我父亲那时是总政歌舞团的一位舞蹈编导，之前是一位职业舞蹈演员，父亲算得上是国家第一代具备自主创作能力的舞蹈家了。从小我们就对舞台表演与艺术思维耳濡目染，再加上文革时期，样板戏比较流行，学校经常组织大家传唱表演，客观上为孩子们提供了练习机会，久而久之，兴趣成为了事业，所以我们这帮孩子现在绝大部分是在搞艺术。
现在的人总会觉得，在文革那个年代，政治学习会占据日常生活的很大比重。其实呢，那不叫政治学习，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政治学习”的概念，而纯粹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讲政治，无论算术还是语文，课本上每段课文之前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人们每天必讲政治都成了习惯，就像是人生存就要呼吸一样，单独的政治学习反而不多见了。小红本的毛主席语录，肯定是要时时揣在身上的，其中某些选文今天的学生们也在读，比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每天到食堂吃饭之前，大家都要先一起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跟基督徒们用餐前要一起祈祷是何其的相似。
然而当时孩子们能真正从学校学到多少文化和艺术方面的知识却不得而知。时至今日，很多人会说，经历文革的那些年轻人——比如“50后”、“60后”都是被弃置于文化荒漠中的“被毁掉的一代”。但我认为并不完全是这样，“学习”这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代别有另外一种意味。那的确是一个文化极度匮乏的年代，别说电影音乐，就连图书都几乎全禁了。图书馆统统不再开放，就剩八个样板戏了。也正因如此，经历过的人才会格外珍惜文化知识与学习机会。同时，客观而言，那个时期也造就了我们一段心态上轻松愉快的童年。那种孩子们的欢乐无羁生活状态就像王朔原创、姜文指导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所体现的一样，电影背景取材的一个重要原型就是我们生活的部队大院。我们并没有像现在的孩子那样要终年持续面对升学与就业带来的压力，也就能有相对更加独立与自由的思维空间。
同时，我们会私下里广泛地接触涉猎包括世界名著、武侠小说、手抄文学之类的各种文化资源。我们在部队大院里还有一个好处，即便公开渠道中无书可读，家里的藏书毕竟还有很多都是在的，孩子们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为了战胜心中无聊，满足文化饥渴，那时谁家里有一本什么书，不管什么书，都会拿出来跟大家一同传阅。比如说，今天我借你看，明天早上你就得还给我，那你还真就得一晚上就把这本书看完，因为后面还有好多人排队等着看呢。
除了传阅过去的书，还会传抄手抄本。在当时，地下手抄本成了原创文学的唯一形式，这种书的题材虽杂，但是往往能让人读到前所未见的新故事，作家张宝瑞当年秘密创作的《一只绣花鞋》谍战文学系列故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还是有很多经典名著当时几乎找不到，比如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不过此外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我都找得到，《西游记》我三年级就看完了，那真的是有点书就会拼命地读。后来我又开始读世界名著，比如《基督山伯爵》、《牛虻》等，就算一时找不到书，只要身边有年龄大的孩子先看了什么书，就让他把它当故事讲给我听。之后这甚至成了个小伙伴们的集体活动，只要有人读过了某本新书，晚上就会有一群孩子就围着他听书中的故事。如果听了觉得很感兴趣，就开始拼命找那本书。到了现在，你要是问一个十岁的孩子读没读完《三国演义》，得到的答案八成是否。而那时的我们，别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早就读完了。
当然，连禁止的书都是如此，就更不用说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书了，作家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读完的。那个年代上市的书绝对不用担心销路，只要是本小说，在书店一上架就肯定会被立即抢光。就算是这样，能买到书的人也仍然是少数。把书拿到手了，人一晚上就能看完，因为就得一天之内赶紧看完，不然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看，明天就会有好多人要来借了。比如说《基督山伯爵》，我们传阅的那个版本有四册，那样的鸿篇巨作，现在一个本科生一周能读完不错了，我拿到手一晚上看两册，两天就全读完了。这是由于后面总有人等着我，他们会一直催，一个劲儿地问我看没看完，看完了就赶紧给他们。因而，对于国内外的很多名著，我们年纪还不大时就都读完了。
客观而言，不能说我们像那样飞快地把书读完了，对它们就能有多深的理解，但是单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来说，上至经典名著，下至当代文学，在那个年代能读的书，我们还真都读过了，这个覆盖面在今天看来也不可谓不宽。能够读过那么多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故事，对人精神内涵与知识储备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换了今天，青少年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又是网络，又是手机，他们可以玩游戏、看视频、发微博、聊微信，很多人玩都玩不过来，还哪还有心绪去静下来读书呢？平时一问在校的本科生，很多课程要求要读的名著他们都还没读过，其他的书就更不用指望了。
所以说，我觉得文革期间的文化饥渴，反而给年轻人带来了别样的学习欲望。这让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很多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在日后形成了一种独到的思想观念，重知识，想读书，爱学习，也在很多领域涌现出了国家所需的人才，就好比之前我谈到的从部队大院走出的那些明星，这里面都有一定的前因后果。
与现在的很多孩子更喜欢在家玩电脑、玩手机不同，我们小时候一没事就走到户外找小伙伴们一起玩。女孩子喜欢跳皮筋、跳房子、过家家，我们男孩子则喜欢玩对抗性强的“攻城记”、“骑马打仗”、“官兵捉贼”等团体游戏。这些互动游戏不但好玩，还让孩子们之间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沟通与活跃的气氛，这对促进孩子们在人生心态与沟通能力上的成长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这些活动都有很强的运动性，使孩子们成长中的身体也得到了锻炼，所以那时过胖的孩子也比现在少得多。
我小时候也特爱玩，小学时“弹球”弹得十分棒，到了中学又迷上了“斗蛐蛐”，一到秋天就跑到院角、草丛中去搜索心仪的“战将”，几个小伙伴总带着最近最得意的蟋蟀聚在一起，捉对厮杀，一决胜负。一旦赢得了一轮比赛的冠军，高兴得简直都要跳到天上去了，因为蟋蟀们一系列激烈的“角斗”实在是太扣人心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