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刚在《后记》中总结了《古兰经简注》的主要特色：“此译本具有以下特色：一是以《圣训》注释《古兰经》；二是紧扣《古兰经简注》之‘简’字作注释，使之简明易解，通俗易懂；三是尽量避免用读者难以理解的生僻字来注释，以便人人都能读懂《古兰经》的大意；四是对容易混淆的人称代词，不厌其烦地详加注释；对难以理解的经文，在经文中视需要用方括号以小号字作夹注，以示经文与注释之区别，避免无意中曲解经文之义，误导读者。译本所附的‘主要内容查阅索引’，则按中国穆斯林的传统习惯，以‘六大信仰、五大功修……’的次序编排，以便读者查阅方便。篇末注释内容的数量既考虑经文注释的需要，又兼顾中文的排版。”[50]
[1]参见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0页。关于王静斋阿訇，详见《伊斯兰文化研究》之“纪念王静斋阿訇归真60周年纪念专辑”，2009年第4期。
[2]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3]王静斋：《古兰经译解》，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9页。
[4]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5]王静斋：《古兰经译解》，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861页。
[6]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页。
[7]参见王静斋《古兰经译解》，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831页。
[8]同上书，第118页。
[9]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页。
[10]王静斋：《古兰经译解》，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1]同上书，第339页。
[12]王静斋：《古兰经译解》，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27页。
[13]参见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关于马坚先生，详见李振中《学者的追求——马坚传》，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5]《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1页。
[16]《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7]《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8-490页。原文中每部典籍都有阿汉和英汉对应名称，其中英语书名标示了出版地点和出版时间。另，笔者此处仅抄录汉语原译的名称。
[18]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9]《古兰经》（前八卷，马坚译），民间版本，无出版年月，第184页。
[20]同上书，第206页。
[21]同上书，第175页。
[22]详见林松《古兰经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42页。
[23]《古兰经》前八卷，马坚译，民间版本，无出版年月，第205页。
[24]《古兰经》（前八卷，马坚译），民间版本，无出版年月，第193-194页。
[25]林松：《古兰经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26]林松：《古兰经韵译》，中央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页。
[27]同上书，例言，第1页。
[28]同上书，第82页。
[29]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518页。
[30]林松：《古兰经韵译》，中央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例言第2页。
[31]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519页。
[32]马金鹏：《古兰经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5-836页。
[33]马金鹏：《古兰经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4]同上书，第836页。
[35]马金鹏：《古兰经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36]同上书，第42页。
[37]同上书，第43页。
[38]同上书，第818页。
[39]同上书，第783页。
[40]马金鹏：《古兰经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41]同上书，第825页。
[42]马仲刚：《古兰经简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668页。
[43]马仲刚：《古兰经简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4]同上书，第3页。
[45]同上书，第41页。
[46]马仲刚：《古兰经简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47]同上书，第670页。
[48]参见马仲刚《古兰经简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49]马仲刚：《古兰经简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50]同上书，第669页。
第三节《古兰经》的维吾尔文译注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这十个穆斯林民族，有的通用汉语，如回族等；有的民族拥有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并不能普遍通用汉语，如维吾尔族等。
为使不通汉语的中国穆斯林能够通晓《古兰经》经文大意，维吾尔学者阿吉·买买提·赛来、哈萨克族学者哈再孜和马哈什、柯尔克孜学者玉赛因·哈吉·阿散阿勒乌鲁，分别出版了三种语言的《古兰经》通译本，既满足了新疆穆斯林民族读者的要求，也为构建中国《古兰经》译注整体格局作出了应有贡献，推动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纵深发展。
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笔者只能根据中国研究《古兰经》专家林松教授的《〈古兰经〉知识宝典》和《〈古兰经〉在中国》，杨怀中先生主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相关资料，仅就《古兰经》维文译注本做概要介绍。究其原因，维吾尔文是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能所通吃的通用文字。因此，《古兰经》的维文本，既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财富，也是能够使用维文的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共同财富。
维吾尔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维吾尔族的通用文。在新疆，由于维吾尔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六个少数民族中的大族，因此，《古兰经》维文版首先问世，并出现过多种注释本或选译本，主要成果有：
玉素甫大毛拉在塔城肉孜阿訇的倡议和协助下，节选并诠释了《古兰经》的若干章节，命名为《古兰经译注》。泰剑立·萨依布所译《古兰经注释》。大毛拉汗买提·泽尔甫哈热阿吉完成的《古兰经译注》初稿。沙比提大毛拉选译并命名为《至理名言》的《古兰经》。大毛拉谢木思丁的《古兰经译诠》。买买提·赛来译注的《〈古兰经〉维吾尔文译注本》。
笔者根据文献资料，仅通过介绍买买提·赛来的《〈古兰经〉维吾尔文译注本》（），大致了解维文版的《古兰经》译注。
译注者买买提·赛来，伊斯兰教经名穆罕默德·萨利赫，出身伊斯兰学者世家，父亲萨里哈是大毛拉。买买提·赛来1962年毕业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精通维吾尔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熟悉阿拉伯文化、突厥文化。20世纪90年代，买买提·赛来担任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
买买提·赛来的《〈古兰经〉维吾尔文译注本》，是经过1982年修订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文译注版，卷首是译注者的前言，卷末附有13位学者和大毛拉联名推荐的文章。正文共计611页，第612-633页是名词和术语解释，以及所附28本参考文献。该译本是目前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维阿文对照、16开精装版《古兰经》译注本。该译注本自1986年初版于北京民族出版社以来，多次重印，累计印数达到219500部。此外，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古兰经》印经局出版了维阿文对照本。
译者为了使其译注本达到信达雅的基本要求，访名师，求贤达，征询意见，收集材料，历时六年完成了这部皇皇巨译，既获得了新疆许多维吾尔族大毛拉和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的一致好评，更得到了母语为维吾尔文，以及能够使用维吾尔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的广大穆斯林的赞同。从译注本所附新疆伊斯兰教界13位大毛拉和学者集体所写的署名评论，以及1991年埃及宗教部在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大会上因其译注《古兰经》而颁发给他的学术勋章，就不难看出该译本的价值和意义。
根据林松教授的研究，该译本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译文典雅。译注者为了使译文符合《古兰经》原文的典雅，译解经文时，既重视《古兰经》的典雅风格，也因语言精练、文字流畅而使译文符合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的表达习惯。尽管该译本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但译注者仍在序言中不无谦虚地写道：“《古兰经》原文在艺术风格、表现技巧上都绝妙超凡。任何语种的译文都比不上原文，甚至离原文有很大差距。这是译经家们的共同看法。我的译文自然也不例外”。
第二，通俗易懂。译注者运用新疆穆斯林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译注了《古兰经》。因此，该译本译文准确，明白流畅，简单易懂，对于只能阅读《古兰经》原文而不懂其义的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族的群众而言，其价值和地位等同于世界其他语种的《古兰经》译本对于各穆斯林民族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译文精确。译者深厚的维吾尔语和阿拉伯语功底，促使该本译文精练，措辞准确，用词贴切，经义准确。
第四，原文直译。该译本主旨在于译介原文。因此，译注者一方面根据《古兰经》卷次和章序翻译每节经文时，力求译文与原文严格对应，逐词直译，从而尽可能地保证内容的准确；另一方面没有罗列详细的注释，只对个别译句作必要的简释，加上括弧夹注于译文之中，这充分反映了译者忠实原文的严肃态度和学术慎重。
第五，参阅文献。译注者解读有关经文时，除直接引述《古兰经》的阿拉伯文经注典籍外，还参考了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等多种版本的《古兰经》词语大全和百科全书，力求保持《古兰经》原貌原义，体现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六，传闻和见解注释兼而有之。译注者翻译和注释《古兰经》时，认真研读了阿拉伯文的27种不同注释文本，诸如泰伯里的《古兰经注释总汇》、法赫鲁丁·拉齐的《幽玄之钥》、宰迈赫舍里的《启示真相揭示》、伊本·凯西尔的《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哲拉鲁丁·苏尤蒂的《经训经注辑珍》、拜达维的《启示光辉和经义奥秘》、哲拉鲁丁·马哈里和哲拉鲁丁·苏尤蒂的《哲拉莱尼古兰经注》、伊本·阿拔斯的《伊本·阿拔斯经注》、阿鲁西的《古兰经义精华》、哈兹尼的《启示真义释萃》、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的《光塔经注》等权威经注，作为其注释的主要依据。译注者根据传闻注释和见解注释的原则，采用选译前人释文的方法，遵照多数经注学家的主张，对经中含义隐晦的经文，如29个章首出现的字母经文，不做任何揣测性注释，只做原样照录。
第七，脚注注释。译注者在经文中重要词语后，以括号形式选译了权威经注家们的注释，对部分词语做了脚注。
第八，附注注释。译注者在解读经中有关人物传说、历史人物、部分章名和典故时，以附注形式做了简明扼要的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