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汉奸啊，该杀。把车轱辘装好了，修车的老头儿慢条斯理地说，眯缝着眼睛看看，随口接着说道，我是叹那个世道，逼着你不能不杀，原来都是一个胡同里头的小儿女呢……
当时觉得这话很新鲜，所以记住了，很多年以后，才注意到老舍先生没用任何一个好的字眼写过冠招弟。
老舍先生也是胡同里人呢。
也许，只有把她写得坏到那种地步，老舍先生才忍心让瑞全杀了她。
都是胡同里的小儿女呢。
一瞬间，仿佛胡同里头的国槐已经在了眼前，耳边还是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清脆地笑着的声音——“你就贫吧你”，还有故都那淡淡的煤烟味儿。
电话里听来的一句话，就让人想家，还写了这么多，我这是怎么了我？
难道，就因为是个中国人？
“黄埔听训”——我在小学经历的变相体罚
以我小时候上学的经验，北京的学校，公开体罚的很少，变相的体罚却也不是没有。其中罚站居多——想起解放军对士兵也不体罚，最常见的惩罚是“站军姿”，不禁琢磨这是不是一脉相承的事情。
现在“学生不能体罚”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的，当时共产党虽然被称做“土共”，在这种事情上还是很重视人权，蛮先进的。20世纪60年代人称“魔鬼教练”的大松博文到中国教排球，野蛮得很，周恩来总理看他训练看得一头汗，倒吸一口冷气——这大松简直是个法西斯啊！法西斯是法西斯，周总理却没纠正他，就说了一句话——社会制度不同，你可不许打我们的姑娘啊。后来中国女排果然成就斐然，严师出高徒，但是确实没允许教练打人。
大松在日本是打人的，日本教育界原来提倡体罚，甚至通过高年级学生体罚低年级学生建立等级概念，不过近年来受西方影响改变很大。日本人做事叫死理儿，接受某个概念就做得很彻底，受英美教育思想影响，打学生的基本看不到了，但是暴力倾向依然存在，学生带着菜刀来杀同学，又成了某种新的隐患。
想象“土八路”进城搞教育，提出不许体罚，我想有些当老师的可能会挠头——长官同志，这个玉不琢不成器，不打调皮怎么办呢？
或许哪位长官灵机一动，就出了这个馊主意——不能打，可以罚学生站军姿啊！
这一手能把枪林弹雨过来的兵训得服服帖帖，那么学生更不在话下了。
我们小学的校舍是一座庙，教室在二层，原来是个佛阁。——这个学校今天依旧在用这个校舍，就是北京市东四三条小学，只是以前的篮球架子是用两大块功德碑压着的，现在改水泥板了，功德碑让文物部门要走了，说是有历史价值（有东四的朋友说那是咸丰年间的，不是文物部门收走了，是一家有钱的买了个四合院，翻修改造后觉得缺少历史气息，买了这两块碑竖在里面。想想和尚庙的功德碑竖在院子里增加历史气息，多少有些怪异）。
“八路”和老师交流的结果，是我这号习惯“忘带作业”，偷工减料，跟老师抬杠的主儿得经常站到走廊上，“我站在城头观山景”了。对面房顶上长的草是死是活，有没有结籽，我比谁都清楚。
我猜，看见太调皮的孩子，老师们也不是没有想打学生的时候。当时学校里两个体育老师年轻气盛，精力过剩，在院子里练起了空手道。两个老师平时都有外号，小萨看得得意忘形，大喊：“快来看啊，贾猴大战段鸡脖！”
周围的学生哄堂大笑。
结果人家两位不打了，“贾猴”恶狠狠盯着我，半天才说——你到我办公室来。
吓坏了，磨蹭半天才去。
“贾猴”有点儿二百五，琢磨着这位先生莫不是要揍我一顿？
到了地方，这家伙拳头捏得嘎嘎响，最后长出了一口气，说：你，把炉子上的铁壶拿上，去水房给我把水加满提回来……
让学生培养劳动观念，这不算体罚吧。
后来才知道，当时“贾猴”在追求我的班主任童老师，一个两条大辫子的漂亮女孩子。童老师有点犹豫，私下和手帕交说——人是不错，就是有点儿猴里猴气……
话传到贾老师耳朵里，正为这个烦恼呢，碰上我这个不长眼的。看动物世界，这种时期的雄性动物都特别好斗，那么温顺的鹿都逮谁顶谁，贾猴老师能跟小萨讲政策，应该算个了不起的教育人才吧。
后来想想，那解放军站军姿的传统，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是从国民党那儿来的。
国民党的老式将领，如胡宗南、黄杰，多有一站几个钟头不待打晃的好功夫，人称“黄埔听训”，那是有历史来头的。原来，建立黄埔军校的时候，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是非常重视军人风姿的，经常组织长时间的训话，学生们听训当然都是笔直立正的姿势。最初，时间长了有学生不耐烦乱动，甚至发生过遭到教育长朝天鸣枪警告的事情。这是因为邓教育长认为，连耐心听训都做不到，更谈不到成为合格的军人了。
国共两军同源，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也有很多出身黄埔军校，莫非是他们把这个传统带到了解放军中。然后，又传到了北京的学校里。
那俺们罚站就不是变相体罚，而是变相的“黄埔听训”喽？
子非鱼
和一位北京朋友通电话，讲今天早上京城大雨滂沱，其时乌云四合，天色阴沉，对面难以见人。有邻居惊呼——难道是猪八戒下凡了？
猪八戒的官衔是天蓬元帅提调天河水军都总管，故有此说。
我认为这纯属谣言，那时刚听一通灵的老哥说前些日子见着沙僧，沙和尚正跟孙悟空唠叨呢，说猴哥啊，咱不用担心师父了，现在二师兄的肉比师父的还值钱呢……
以北京目前的猪肉价格，就算嫦娥让警察当不明飞行物抓了，猪八戒怕也没下凡救美的勇气。
而友之语气，似惴惴。
问之，原来有心事。盖其家养了一缸金鱼，今日忽然死了几条。这些天友人家中有人生病，担心这个兆头不好。
略一思索，雨前气压低，如果没有及时换水，金鱼因为缺氧死亡，应该不是新鲜事。不过，老萨眼珠一转，想起一件事来，于是电话里立即向友人恭喜。
死鱼还要恭喜，喜从何来？友人颇为诧异。
当然。我说，这里面有门道啊。
事情是这样的——
几年以前，我到公司的香港分部去办事，会面的财务经理叫John，是个在加拿大受过教育的香港人。John为人柔和，狡诈多智，想从业务上赚他的便宜极难。他的办公室敞亮宽阔，引人注目的是窗子旁边放了一个大鱼缸，里面一条大肚子鱼在优哉游哉。
John和我说话时，每次走过鱼缸，都要“当”地敲一下缸边。一敲，那鱼就一哆嗦。
一次两次，每次如此。不好直说，等John不在的时候对他的秘书委婉说了一句——你们老板不会养鱼的，老这么敲，闹不好就给搞死了啊。
秘书是从深圳过来的，一笑，开门看看John不在，回过头来神秘兮兮地说——您不知道，他巴不得那鱼赶快死掉呢，就是不好明着干罢了。
好大的高级玻璃鱼缸，循环水系统，假山水草，看这架势John在此鱼身上投资不少。这下子老萨糊涂了——我说，这不对啊，要不喜欢就别养啊，花这么多钱养了干吗还盼它早死呢？看这个样子，这鱼的待遇可是不错啊。
当然不错啦。这秘书是个典型的小八婆，对于传小道消息很是热衷，搁“文革”的时候估计生存都困难。她看看鱼缸，鬼头鬼脑地告诉老萨——当然待遇不错啦，比我都好。那是有原因的，你知道这鱼是谁？
问得不明不白，萨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鱼还能是谁？有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吗？
这鱼啊，就是我们老板自己，所以他不能让自己吃了苦头。
看看鱼，肥肥的，与John颇有点儿相似，但绝不会是一个品种。老萨不明白。
秘书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得意地解释起来。
原来去年以来，这个John家宅不安，自己生了很长时间的病，太太又得了忧郁症，生意也有点儿问题。John为此很是忧虑，于是花重金请了个风水先生来看。
香港人有个奇特的地方，就是对于风水特别迷信，几乎达到内地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办公室一屋的洋博士，搬家却要举着个烧猪游行，由亚太区总监（现在是Cisco的副总裁了）Owen带头拜了才算仪式完成。所以，John请个风水先生也很正常。
香港地面上的风水先生很值钱的，像John请来的这位据说给包玉刚解过厄的，一个钟头要上万港币呢。
这样的先生果然身手不凡，看了一会儿就发现问题。一番解释之后，说John的种种灾难都是由于刚搬了办公室。其中说法很是晦涩，大意是John的新办公室迎面对着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这座楼是有名的凶楼，状似三棱刮刀，气势如虹，John是搞财务的，与之相克，但气势上无法与人家相比。最好的办法就是John搬家或者改行，否则双方必然要克死一个的——John克死中银的话造化也太大了，所以结果必然是……
John绕着办公室走了三圈，最后觉得还是没办法。他坐哪儿是公司安排的，自己不能改——就算想改，有谁敢跟他换呢？改行？他不干财务，大概只能去跑马场当马仔了，也不行。
最后大师收了银子，终于给他指点一条明路——兄弟不妨在窗户前养一条鱼，因为银钱如水，这鱼，也就算搞财务的了。那么，让它做你的替身，和中银去扛吧，什么时候这鱼死了，你就万事大吉，逃过了血光之灾。
不过，一看John的表情，大师就赶紧提醒——这鱼饿了要给东西吃，不能多喂；该换水换水，水温要合适，不能从冰箱里拿水来换……总之，你不能虐待它，因为它就是你的替身，虐待它你自己也要倒霉。虽然鱼死你的灾就解，但只能等它自然死亡。
John对大师的话很相信。按照秘书的说法，他也有一些阴险的办法，比如这么大的鱼缸只养一条鱼，期待让它孤独而死；把鱼食就放在鱼缸外面，希望这鱼跳出来抢食吃不幸晒成咸鱼干，但终究是不敢虐待这鱼的。只是，过来过去的敲一下鱼缸，这不算虐待吧？
反正，过了一年我再去香港，那鱼还活得好好的呢，与John、中银大厦相安无事，真是命硬得很。
所以，我对这位朋友说，你养的鱼突然死了几条，大概是作为你家人的替身应了灾，而你家人自然就平安无事了。实在是大吉大利啊。
对面那朋友沉默半晌，最后冒出一句来——对啊，我爱人也是学财务的，街对面就有一个工商银行的ATM机！大师太神了！
挂上电话的时候，感觉那边很愉快。
忽然想起一句话来——“子非鱼……”
让人发疯的太医
有朋友送了我一本《刘太医谈养生》，作者自称是明代太医院使（中央医疗保健局局长）刘纯之后，从书中看其诊疗作为，颇有祖上之风。萨不是医生，对其中医疗和养生的内容不敢评述，只是觉得其中几段有关明代历史的文字读来觉得颇为有趣。
冷静下来一查，史料中所谓“太医院院使刘纯”的身世，却和这本书中的记载大相径庭——刘纯是朱丹溪之徒，西北名医，但一辈子安贫乐道，行医于斯，并无进京做官的事情。而且，刘卒于永乐年间，书中所写的刘纯查勘宣德帝死因（宣德是永乐的孙子），为况钟治疗痢疾等事，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
历史上的问题，刘太医好像也没法反驳。（其实刘太医还是太厚道了，可以直接拿乾隆说事儿嘛——“建奴”篡改历史，把有关史料都销毁了，另换了一套欺骗后世人民……）
向医学界朋友问起这位“刘太医”的底细，得到的回答却是——“没见着治愈的实例”，“这位前两年无照行医给抓了”。“据他说里根的癌就是他给治好的”。
这年头的事儿啊。
不过，这部书里面记载的一些明代太医们的事情，感觉和历史上的轨迹还是若合拍节的，看来就算不是真正刘纯的经历，也是来自民间一些有据的传说。
比如，书中提到刘纯治疗永乐皇后徐仪华的乳腺癌，虽然延长了皇后的寿命达七年之久，徐死后刘仍然下了诏狱。这符合明代太医的生活，当时治不好病人的太医，甚至还有被殉葬的危险。嘉靖年间，宫女杨金英等拿皇上的脑袋练拔河，等拔完河一看皇上基本也断气儿了。要搁现在，这也就是奥运会要不要加个项目的事儿，问题那是明朝啊，好多人不能接受皇上断气儿这种事情，于是死马当活马治把皇上交给了太医院。
这下，轮到负责扎针的李姓太医哆嗦了。倒不是医术如何，这死马谁不敢扎啊。问题现在皇上还有一口气，如果一针下去断气了，那无论原来是不是死马，扎针的全家都得送去殉葬。
最后这位还得下手啊，不然眼看着皇上断气也是一死。
一针下去，皇上从死马变活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