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这种“出格”的待遇之下，胡蝶在明星同人中声誉却保持得相当不错。其原因首先当然是胡蝶“电影皇后”地位和出色的演技，另外，胡蝶的做人，也确有不可多得的好处。她性格温柔，待人和蔼，没有明星架子，而且在排戏的时候特别听话。胡蝶并非没有自己对角色的追求，但她总能把这种追求建立在同时满足导演要求的基础上，所以双方往往能够都感到满意。对于酬劳，胡取之有道，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更高，而且两千月薪只取一半，上下都对此颇为赞许。
胡蝶在拍片时的听话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拍摄。
美国出品的有声片1926年在中国就有播映，1929年开始确立主导地位，对中国默片造成巨大打击。为了应对危机，各大公司纷纷开始对有声片的研究。《歌女红牡丹》就是明星公司的第一部有声片，由洪深编剧，胡蝶主演。
其实，在《歌女红牡丹》之前，中国电影界已经有一部《雨过天清》是有声片，但这部片子从前期制作到录音都是在日本完成，利用的是全套日本技术，所以不能称为第一部“国产”的有声片，并且由于当时国人的仇日情绪而票房不佳。
当时，中国电影界对于如何完成有声片漫无头绪，《歌女红牡丹》的录音纯粹是董克毅先生一个人琢磨出来的，他想出的方法是利用蜡盘录音和画面同步完成制作。蜡盘在今天早已经被淘汰，它是通过声振动放大后驱动一把刻刀，在旋转的蜡盘上刻出弯弯曲曲的沟槽来，来记录声音。这种做法孙中山在北伐誓师时候曾经用过，只录制了相当短的内容，用它拍故事片还是第一次。
这种技术的优点是简单易行，缺点是蜡盘十分容易损坏，录制不易。于是，《歌女红牡丹》的拍摄中，就出现了一个镜头反复多次，甚至十多次的事情，可说是历尽“千辛万苦”，才完成了制作。其中，胡蝶在片场上表现极好，反复拍摄就反复配合，从无怨言。她在影片中的表演自然到位，影片中还插了几部京剧，如《穆柯寨》、《锁麟囊》的片段，为了把这些唱段做好，身为上海人的胡蝶下了很大功夫学说北方话，通过如此努力，把一部尝试性的影片变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既然“电影皇后”作出了表率，拍摄中其他人也只好老实配合了，没有人敢去抱怨。
影片终于完成，然而，发行却很成问题。
因为蜡盘录音的缺点太明显。它声音小，而且与画面同步不好，与外国的磁录音技术相比存在差距，很多电影院看过《歌女红牡丹》样片后都担心不好赚钱。
明星的老板之一郑正秋决心通过广告打开市场。然而，他给《歌女红牡丹》写的广告词，自己却不能满意，总是觉得抓不住观众，便去找包天笑等一干“鸳鸯蝴蝶”来写。
无奈郑正秋自己已经是才子，他写不好的东西，包天笑如何能写好？于是一连几日没有满意的结果。
编剧洪深等不及了，去找郑正秋，才知道是卡在广告词上面。洪深不愧为“洋才子”，略一沉吟，计上心来，写了两句广告词，郑正秋一看，拍案叫绝。
于是，《歌女红牡丹》的大海报下面，就出现了两个市民模样的人，其中一个在对另一个介绍——“胡蝶开口讲话了，还唱京戏给大家听……”
这两句话市井流传，《歌女红牡丹》一时观者云集，市场被迅速地打开了。
现在看来，这两句话一方面抓住了市民阶层的好奇心理，一方面抓住了这部影片最主要的卖点——胡蝶和有声。洪深的两句话，比写一个小册子来介绍剧情，要强得多了。
胡蝶是那一代影星中最为长寿的，1989年于加拿大去世，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有的人青春永在，传奇永在。
最早的黄色擦边球
写了一个《洪深与胡蝶》，不留神就被提供素材的老先生在网上看到了（起初我以为五十岁以上的老先生是基本不上网的），于是打来电话，说我胆子不小，居然敢放他老先生的鸽子。
说是这样说，几句话之后老先生不觉又“入戏”了。
你知道中国最早在电影上拍“裸戏”，打黄色“擦边球”的是谁吗？就是他。
中国电影早期还是比较严肃的。那时候审查制度比较严格，固然对革命的内容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出格的十八岁以上镜头，老封建的官僚心里怎么想不用说，砍起来毫不客气。这样一来，银幕上卿卿我我的镜头虽然不少，敢脱衣服动真格的还真是不多，特别是那时候的女演员还是挺重视形象的。这些女孩子多是辛辛苦苦奋斗成名，都是美女加才女，对名声挺看重的，有点儿桃色新闻就很紧张，要不阮玲玉也不会死了。所以，让演员在银幕上脱衣服，当时也并不容易。
但是这部分的内容的确有一定的市场——张石川很拍了一些“爱情片”，其中有一部《残春》，就被他打了擦边球。
《残春》这个片子，主角是一个叫做梅丽的大学校花，姚苏凤写的剧本，姚这个人格调不高，写出来的东西当时被称做“浪漫风流香艳爱情巨片”。
当时明星公司正闹财政危机，急需此片赚钱，既然重点放在“风流”“香艳”上面，于是要求在片子里加一段“裸戏”，并以此为噱头吸引观众。
张石川是只认得钱的，他自然不会反对。然而，一来上面那个审查制度，二来主演《残春》的徐来是有名的女演员，明星的台柱子之一，她不肯脱，谁敢逼她脱？
还是张石川有办法，他说这个好办。他把这段“裸戏”安排成女主角“出浴”——“裸”是“裸”了，关键的部位弄了好些肥皂泡给盖住，似真似假，若隐若现。你说她裸吧，上面还有肥皂呢，你说她没裸吧，可谁洗澡穿着外套呢？
据说这是张石川看美国电影得来的灵感，照猫画虎，看来美国人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实拍的时候其实演员并不需要真“裸”的，既然如此，徐来终于同意，只是要求拍完了只有她同意的部分才可以上银幕。
张回答说毫无问题。这片子是董克毅先生拍的，角度用光都很讲究，徐来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而在泡沫之下审查的官员也自然手下留情了。
明星公司就用了这段“裸戏”中的一个镜头做成《残春》的电影广告，大肆宣传。
借了这个噱头吸引了大批庸俗小市民的入场，《残春》在当时的票房榜上，居然连续好久高居榜首。
不过，演这电影的徐来，也成了各个小报的花边新闻主角，圈子里对她的看法也有些变味。据说徐来后来颇有些后悔，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便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徐来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将军唐生明，这个唐生明以好吃喝玩乐著称，对徐来宠爱有加。不过，也有让徐来丢面子的时候。
唐生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知己，戴笠的情人胡蝶和徐来又是手帕交，关系相当亲密。戴笠的军统有什么事情，唐生明也经常参加。抗战时期，有一次戴笠在湖南举办军统临澧训练班毕业式，担任常德警备司令的唐生明也携徐来参加。
毕业式结束后特务们举行联欢会，开始气氛还算正常，到中间酒酣耳热，就有特务介绍唐先生的夫人徐来女士，就是电影《残春》的女主角啊，大家请她来唱一首歌好不好。
军统特务们素以素质低劣著称（用张国焘的话说，素质高的都让共产党拉去了），大多看过这部“香艳”大片，于是议论纷纷，语涉猥亵，更有人怪声叫好。
这种气氛之下，徐来大怒，坚不肯唱，军统特务们一贯是头上长角的，加上此时多带了酒意，竟有一点天王老子也不买账的意思，众人一再催促，场面渐渐紧张，唐生明也有些弹压不来，而徐来坚决不肯退让。
这时还是戴笠有办法，连忙拉着自己的情妇张素贞上场一同演唱一曲，平息了事情，徐来得了面子，特务们也很满意。
可见徐来对拍《残春》，心里只怕真有些芥蒂。
而胡宗南评价戴笠“人情世故熟”，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老先生还说了张石川的一件事，此人曾经把夏衍气得暴跳如雷——夏衍在上海左翼文化圈出名的随和，怎么给气成这样呢？说起来张石川又不是什么反动派……
老实人夏衍的冲冠一怒
文化部的老人说法，夏衍这个人“好糊弄”，反之周扬就不行。说周扬不好糊弄这很有道理，一方面他为人比较严肃，做事严格；另一方面他是义阳人，义阳出的汉子都是魏延、邓艾之辈，才华横溢之外棱角分明，容易发生人际问题。周扬当然也不例外了。（这一点经过朋友提醒，说老萨是望文生义，原来周扬是益阳而不是义阳人，音同字不同，这让我想起了冯小秀说围棋，把罗建文说成是罗成之后，要盘肠大战，结果比赛中小罗就因为肠穿孔住院了……）说夏衍“好糊弄”并不是说他糊涂，1927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夏衍可不是糊涂人，“好糊弄”是说他宽厚和气，容易接受他人意见。
说到底夏衍骨子里的文人气质浓厚，对于做官是不太认真的，当时有说法讲夏衍与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一比。张宗昌有三不知，是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夏衍也有三不知，是不知道“级别多高，工资多少，待遇有多好”。不知道待遇多好是讲解放后上海实行配给制，夏衍坐车吃饭都应该公家报销，他要好久以后才知道；不知道工资多少是讲夏衍过日子都靠稿费，新中国成立事初期情乱，有关部门好些日子忘了给他发工资他居然也没发现；不知道级别多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评定职称居然给夏衍定了个“兵团级”，要知道五五年授衔的时候兵团级一共才一百五十多个，其中除了四个少将全是中将、上将，自己居然有这样高的级别，夏衍知道后吓了一大跳。
说夏衍是“兵团级”，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知识分子的级别普遍定得比较高，这主要是一个待遇问题，物以稀为贵，实际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萨爹他们“文革”期间到旅顺做课题，几个干巴拉瘦的知识分子到部队居然一人给配了一个警卫员，住的地方也极为舒适，两位研究员居然还各给配了一个护士一辆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老九们这才发现自己最低也是“县团级”，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地师级”也。要从这个角度说，所谓臭老九“闻着臭吃着香”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只是“闻”的时候多了些，“吃”的机会少了些。
要说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居然登报和人打官司，那肯定是给欺负急了。
夏衍真的登报和人打过一次官司，这个人就是明星的大导演张石川。
夏衍和张石川打官司真是有些稀奇，说起来张石川还是夏衍的朋友，而且是挺够意思的朋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