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派人征兵，兵员不足，有大臣建议：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应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徵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徵还是扣住不发。唐太宗大发雷霆，派人把魏徵叫来，训斥道：“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自己说不到十八岁，其实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朕已发布诏书，你为什么扣住？”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十八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唐太宗虽然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可还是不服气。魏徵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不是说话不讲信用吗？”唐太宗很不高兴：“朕什么时候不讲信用？”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家财物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曾明令规定：关中百姓免收租赋二年，关外百姓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又被征当兵，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无缘无故怀疑人，这能算讲信用吗？”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好半天，唐太宗才说：“朕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才知道朕的过错很大啊！”于是，特地下了一道诏书，重申免征不到十八岁的男子。
唐太宗从长安到洛阳，中途在昭仁宫（在河南寿安境内）休息，因为对他的用膳安排不周而大发脾气。魏徵当面批评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怪百姓不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遭到百姓反对，灭亡了。陛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如果能够知足，今天这样的食物陛下就应该满足了；如果贪得无厌，即使食物好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唐太宗心中一惊，真诚地向魏徵道歉，在魏徵面前故意狼吞虎咽那些他刚才还拒之千里的食物。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只有魏徵不忘过去的艰苦，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唐太宗把这个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为鉴戒。由于魏徵处处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对皇帝的批评毫不客气，唐太宗对他既尊敬又畏惧。一天，唐太宗正在逗弄一只小鹞子，看见魏徵走进来，怕魏徵责怪，急忙将鹞子藏在怀中。魏徵装作没看见，向唐太宗奏事，故意拖延时间，等他离开的时候，鹞子已经闷死了。
魏徵的直言不讳，有时也会引得太宗的恼怒，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儿！”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魏徵常常当众顶撞朕，给朕难堪，着实可恶！”长孙皇后默无一言，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她穿着最庄重的礼服，恭恭敬敬地向唐太宗礼拜道贺，连呼“万岁”，就像正式的国家大典。唐太宗莫名其妙，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进谏；今天魏徵敢直言，就是因为陛下圣明，为此向陛下道贺！”唐太宗听了皇后委婉的批评，转为心平气和。
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用铜镜照自己，可以看到穿戴是否整齐；用历史做鉴戒，可以知道历代兴衰和更替的原因；看别人的成功和失败，可以吸取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尚书》说：“天视我自民视，天听我自民听。”皇帝是天之子，但是天考察皇帝却要询问百姓民众，民众的满意就是天的满意。唐太宗要做一位好皇帝，他知道首先要使百姓生活富足，对朝廷满意，这样的认识在历代帝王中都是难能可贵的。
十六、修明法律怀柔吐蕃
唐高祖刚刚打进长安，为了表示宽大仁慈，争取人心，宣布：除杀人、抢劫、叛逆之类的犯罪要处以死刑外，隋朝其他的法律一律废除。唐朝虽然建立，天下平定，但是社会治安没有明显好转，社会秩序很混乱，各地盗贼众多，刑事案件频发，暴民骚乱此起彼伏，严重地威胁着初生的唐朝政权。唐太宗即位不久，就召集群臣专门研究使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问题，商量怎样制止盗贼。有人说：“重典治暴民，只有重重地惩罚，才能使盗贼不敢作奸犯科。”还有人说：“盗贼越来越多，是刑法不严的缘故，应该恢复隋朝的严厉法律。”魏徵的见解卓然不同于众人，他坚决反对实行酷法，反对严刑驭民。他说：“乱世才用重典，我们已经安定了天下，外敌消灭，主要的任务是管理民众。对百姓要讲仁义，轻刑薄赋，这才是先王之政。”唐太宗很同意魏徵的看法，因为他心里也清楚，盗贼猖獗，是赋役繁重、官吏贪污勒索、百姓生活饥寒交迫所致。大多数人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愿意奉公守法的，盗贼越剿越多，只能说明国家的政策出了问题，必须在自身找原因，不应该加重刑罚凌逼百姓。严厉的刑罚只会更加激起百姓的反抗，隋炀帝就是前车之鉴。于是，他下令由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和法官一起修订法律。
唐太宗仿照汉代察举的办法，下诏鼓励大臣们和地方官员荐举人才。当时，全国各地等待荐举的人都集中在长安。荐举开始不久，就发现有人弄虚作假，谎报出身和资历，甚至不惜伪造证件。唐太宗震怒了，命令弄虚作假的人赶快自首。如果不主动自首，查出之后就要处以死刑。诏令下达，有人自首，但也有人企图侥幸过关，果然，一些瞒报出身而没有自首的人落网了。唐太宗指示交给大理寺卿戴胄负责审理。戴胄根据法律规定，判处这些人流放或者充军。唐太宗大发雷霆，质问戴胄说：“朕下过命令，不主动自首的要处死，而你却判他们流刑，这不是让朕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镇静地回答：“陛下如果查出弄虚作假的人，不交给大理寺审讯，直接就杀了他们，我作为一个部门的官员，是不能加以干涉的。皇帝有这样的特别处置权。但是陛下主张走司法程序，把这些罪人交给我审讯，我既然接了这宗案件，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办事，犯了什么罪行，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不能法外施恩，也不能枉法加重刑罚。”唐太宗大怒道：“你不枉法，得到了严格执法的美名，可是朕呢，朕会落得让天下人耻笑，说朕的话不作数！”戴胄说：“陛下的命令只不过是因一时的喜怒决定的，未必经过深思熟虑。法律却是经过严密的程序会同专家制定的，是国家向天下公布的最高行为准则，所以，守法才是最大的信用。按法律办事，就要忍耐个人一时的愤怒而保存国家的信誉。”良久，唐太宗转怒为喜，赞扬戴胄说：“你能严格执法，无偏无颇，你做得对。”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加紧修订法律。
河内（今河南沁阳）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精神病。一天，他又犯病了，居然污言秽语大骂皇帝，被人以谋反罪扭送到官府。大理寺丞张蕴古负责审理这个“谋反”大案。张蕴古经过仔细的调查，向唐太宗报告说：“李好德患精神病，根据法律，精神病人不负法律责任，所以不应该对他判刑。”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力证李好德不疯，是正常人，谋反属实；还说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官任相州刺史，张蕴古的判决显然是包庇罪犯，为的是讨好地方父母官李厚德。这显然是京官和外任相勾结徇私枉法。唐太宗联想起有一次他路过监狱，曾看到张蕴古和囚犯下棋，这样的人，肯定和罪犯家属串通一气，贪赃枉法。唐太宗一气之下，命令处死了张蕴古。事后，唐太宗了解到李好德确实患有精神病，张蕴古是冤枉的，唐太宗深深自责。下了一道诏令：依照古制，今后凡是死刑，一定要经过三次复核，才能批准执行。并且告诉长孙无忌一定把这一条写到法律中去。
法律规定，兄弟分居以后，官爵、功劳不能互相继承，但是犯了罪则要连坐。有一次，一个叫房强的人，他的弟弟因为对朝廷不满，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按照法律规定，谋反大罪，即使还没有行动，只是谋划，罪犯也要处死。房强对弟弟的谋反毫不知情，但是按照兄弟连坐的法律规定，他也得被处死。唐太宗审查这个案子的时候，觉得这项判决有问题。他对房玄龄说：“谋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兴师动众，已经有行动。那么他的亲属应该是知情的。知情不报，应当连坐。另一种是讲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并无实际行动，或者还在密谋阶段，还没有行动，反形未露，他的亲属未必知道。不知情，就没有举报的责任。这两种情况应该区别开来。”他让房玄龄把言论罪和行动罪区别对待，只有言论没有行动的罪犯，弟兄亲戚们不再连坐。
贞观十一年（637），新的法律修订完成了，这就是著名的《唐律》。《唐律》是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的，比起《开皇律》又有很大改进。它共分十二篇五百条，内容周详、简明，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学文献。
新法制定之后，唐太宗要求官员们遵照法律办事。他说：“法律不是为我一个人的，是天下人的法。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高甑生案件是考验法律威信的关键。高甑生是唐太宗的老部下，任岷州（今甘肃岷县）都督。一次，唐太宗任命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率领各路兵马讨伐吐谷浑。高甑生误了行军的日期，李靖要按照军法治罪。高甑生很不服气，他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信，以为别人不敢惩罚他，即使李靖也奈何他不得。他还恶人先告状，到唐太宗那里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派人调查，结果，根本没有李靖谋反这回事。根据《唐律》，大理寺以诬告罪判处高甑生流刑，唐太宗批准了这一判决。这时候，有人替高甑生求情，说高甑生是原秦王府的功臣，即使犯了再大的罪也应该宽恕，何况这么点小过失。唐太宗说：“甑生违犯了李靖的军纪，又诬告李靖谋反，如果从宽处理，今后法律还怎么实行呢？国家的功臣很多，假如朕赦免了甑生，别人犯法，朕怎么禁止呢？甑生是朕过去的功臣，朕不会忘记的，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处分他。”
《唐律》吸取了隋炀帝苛刑峻法的教训，条文定得比较宽平。这种法律的改革，对于健全法制法律，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吐蕃人生活在青藏高原上，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他们勇敢善战，认为战死是光荣的，谁要是临阵逃跑，大家就拿一个狐狸尾巴挂在他的帽子上，嘲笑他像狐狸一样胆小。吐蕃人的首领称为“赞普”，意思是雄壮强悍的男子。
早在武德三年（620），囊日论赞统一了吐蕃各个部落。囊日论赞是后来著名赞普松赞干布的父亲，他在完成统一之后不久，就被大贵族毒死，吐蕃发生了内乱。松赞干布当时年龄还小，他依靠中小贵族的力量，平定了叛乱，自己做了赞普，把都城迁到逻些（今拉萨市），制定了官制和法律，建立了强大的专制政权。松赞干布非常羡慕唐朝的文化，希望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贞观八年（634），他第一次派遣使臣前往长安访问，唐太宗很快就派使臣回访，汉藏关系进入亲密时期。
这一年，松赞干布派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到唐朝都城长安向皇室求婚。当时，各国的首领都以能与唐宗室联姻为荣，松赞干布也想通过建立与唐的亲戚关系提高自己在青藏高原的名望。但是唐太宗没有同意。使臣怏怏回到吐蕃，因为有辱使命，怕受到惩罚，编了一通假话说：“刚到唐朝的时候，大唐皇帝对我们的欢迎非常隆重，很痛快地同意了将公主嫁给大王。可是后来吐谷浑王也来求婚，唐朝天子便不同意嫁公主给我们赞普。看来一定是吐谷浑王在中间说了坏话。”松赞干布大怒，马上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是西北地区的大国，经常袭击周边的国家，也曾向唐帝国发动过进攻。但是现在它已经衰落了，不是吐蕃的对手，很快就被松赞干布击溃。松赞干布打败吐谷浑，觉得向唐皇帝求婚的砝码又加重了许多，便再次派使臣带着厚礼去长安。使臣扬言：“我们是来迎娶公主的，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们赞普，我们的军队随后就到！”气焰很是嚣张。唐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讨伐吐蕃。松赞干布骄傲轻敌，结果被打得大败，收兵退回逻些，再不敢出战。
松赞干布看到唐帝国这样强大，既害怕又佩服。贞观十四年（640），他派大相（相当宰相）禄东赞带着黄金五千两、珍宝数百件，再一次去长安求婚。唐太宗被松赞干布的诚恳感动，同时，他也想笼络青藏高原上的这个强劲的部落，决定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