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列强的政策
由于60年代英国的实力和威望支配了远东，因此，它的合作政策不一定非得需要其他国家给以强有力的明确支持。它所需要的只是其他国家在形式上赞成这种政策，并表现出一定的友好态度。令人满意的是，这种需要得到了满足，受到了美国慷慨的支援，法国谨慎的赞助、俄国间接的支持。
法国在中国向西方开放的这段时期，在法国政策的背后始终有两条思想主线。在大部分时间里，起决定作用的政策制定人既不信任中国政府，也不相信其他西方列强。因此，他们极力主张租界不受干涉，授予领事以最高殖民地权力并积极支持天主教会和法国公民的权利。但是，也有人倾向于实行自我克制并与其他列强以及中国合作的政策。在中兴阶段，后一种倾向表现得特别明显。合作政策的法国支持者认为，法国在远东的有限利益和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是一致的，应当减少法国过多承担的义务，根据《中法天津条约》，天主教会已经享有充分的权利，已无需进一步的特殊支持，领事的权力应受到控制。合作政策的反对者则认为，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的和平调整的机会已经随着伏尔泰的时代一起逝去了，再也不可能指望北京实行亲欧政策了。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大力支持天主教教会的工作和实行一种旨在从文化上同化中国的“坚定政策”。
尽管法国政策上的分歧甚至一直持续到中兴的高峰期，但是法国政府及其代表们在60年代期间基本上支持合作政策。1860年，法国甚至比英国更担心打破中国现状后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到1867年，法国政府认为新的对华政策是成功的，“一种对共同利益的更准确的评价正在逐渐取代由来已久的偏见”[26]直到天津教案及阿礼国协定被否决为止——这两件事标志着对合作政策的普遍乐观态度的终结，法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其条约权利，一方面命令法国代表谨言慎行并要估计到中国出现异常形势。
在60年代，法国的政策也逐渐趋向于与其他西方列强更密切地合作。当法国在上海的租界同公共租界分离时，巴黎宣布它反对“寻求独占势力的胜利”，并要求法国领事在整顿法国租界时与其他外国领事合作。法国公开放弃在中国地区内的单方面行动。
俄国要简明地概括中兴时期俄国的政策是不容易的。1860年以后，其他西方列强在北京建立的公使馆取代了早期执行对华政策的机构或者使这种机构居于次要地位；俄国公使的任命仅仅为处理中俄关系提供了一条补充的渠道。在中俄两国广泛交往的漫长时期中已经发展起来的俄国军事、商业和宗教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公使之外。因此，在60年代，一方面，俄国驻北京公使总的看来是赞同了他的外交伙伴们的合作政策，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阻止来自西伯利亚的侵略的作用；另一方面，俄国继续通过武力和欺骗损害中国，扩张领土和扩大独占的特权，而在表面上，驻华公使似乎对此无能为力。
当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和他手下的人攫取了满洲的大片土地并最终于1858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时，俄国公使水师提督普提雅廷伯爵正在利用中西方的敌对，抱着“居间调停”为俄国捞取好处的想法，把俄国打扮成双方的朋友。1857年普提雅廷提出“援助”在广州陷于困境的中国，但是这项提议遭到拒绝。在《天津条约》的谈判期间，普提雅廷继续扮演各方的朋友。尽管结盟的英法与中国人都不信任他，然而他仍设法使自己看起来是双方都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1859—1860年为使《天津条约》获得批准而进行的战争和谈判期间，新的俄国公使陆军上将伊格那提耶夫遵循普提雅廷的策略，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不断穿梭于交战双方之间，给各方提供帮助，尽管双方都对他怀有戒心，但他从双方都获取了好处。他利用双方对彼此意图的不了解，经常要求为他根本左右不了的事情给他记功。[27]他最大的成就是说服中国割让乌苏里江另一边的领土，作为对他的报答，因为据称，他说服了英国在《北京条约》签订后撤退。而后他做了穿行数省的“一次真正的胜利进军”，据报道在那些地方他受到了“狂欢般的热烈欢迎”。恭亲王虽然明显地不信任伊格那提耶夫，但还是试图利用他，因为他当时根本无法了解到英国已经决定只要中国人在这些省份宣布签约，英国就撤军。
俄国政策的其他一些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早在1860年以前，俄国已清楚地得出结论，支持现存有的中国政府比支持太平天国的起义者更有利于促进其利益。因此，在60年代，俄国外交家支持清政府的行动。俄国的政策对于中西之间正常的近代贸易和外交关系也起到了扫清道路的作用。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整个60年代，俄国远东地区的文武官员在获取中国领土和对俄国的让步时回避了这些新的外交途径。
美国从一开始国务卿西华德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就相信中兴政府会“支持进步”，并相信列强必须谨慎地回避可能使“排外”势力非议清政府的任何举动。出于这一原因，美国政府像英国政府一样拒绝对“炮舰外交”承担责任。例如，1866年烟台领事桑福德由于中国人亵渎了一个公墓而安排了一次报复性的海军示威，他随即受到西华德的训斥，理由是他应该要求驻北京公使馆通过中国的中央政府寻求赔偿。
华盛顿对同英国的合作不如对同中国合作那么乐观。从西华德的指示看，他认为古老的中国政府没有古老的英国政府那么令人怀疑。在欢迎由中国政府派赴国外的蒲安臣使团的一篇讲话中，总统约翰逊列举了在贯彻合作政策中特别值得信任的人物，他们是恭亲王、文祥、蒲安臣、卜鲁斯、柏尔德密、巴留捷克和倭朗嘎哩。有意思的是，这里没有提到阿礼国、威妥玛和赫德，但提到了俄国公使的名字。
然而，在北京的舞台上，蒲安臣本人同外交使团中他的同事们保持着最真诚关系，并且华盛顿也承认那些特别的公使是“开明的”。那段时期的美国文献在提及英国对华政策时稍带一点尖刻，对此不应当过分看重。在此记载中，没有任何当时美英双方在政策上发生冲突的证据。相反，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诸如对通商口岸外国租界的管理，以及在一般的政策声明中，合作政策表现得非常明显。蒲安臣做出了甚至被一些合作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视为幼稚而不明智的让步。然而，虽然谨慎的、偶尔陷于绝望的欧洲人是以不存在更有希望的选择为理由而支持中国政府，而热情的美国人则相信，通过彻底地满足中国，西方就能从中国获得一切，但二者之间在政策措辞上几乎没有区别。
1868年劳罗斯继蒲安臣之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多多少少改变了这个局面。劳罗斯走向另一个极端。尽管他继续谈论中国的稳定与独立，然而，看来，他考虑的是外国如何给予指导。与此同时，国务院继续公开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或施加压力，并且显然依然相信，中国政府如果获得充足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那么就会主动地制定和贯彻有利于西方列强的全部合法权益的政策。[28]
寓华外交官的中国化
合作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列强驻华代表们对中国文明所表现的好感。根据一位同时代的传教士兼外交家及历史学家所说：“有卜鲁斯、倭朗嘎哩、柏尔德密和蒲安臣这样仁慈和有信誉的人主持四个主要公使馆，毫不夸大地说，真是一种幸运。”[29]虽然合作政策在当时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是没有公使们提供的见识，这项政策就不能被系统地提出，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贯彻执行。[30]
在19世纪以前的若干世纪里，到中国的欧洲访问者像任何进贡使团一样，一直对中国表示敬畏和尊重。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物质文化、社会风俗、政治体制以及知识和艺术遗产一直是值得学习和仿效的。工业革命、19世纪欧洲焕然一新的形象、在西方冲击下亚洲社会的崩溃等情况改变了西方人的一般观念。19世纪寓华外国侨民以商人和传教士为主，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异教的、落后的、未开化的国家，对于其各种体制根本无须认真对待。[31]
《北华捷报》通常是上海商人而非驻北京的外交官的代言人。但是，甚至该报的编辑们在看到商人试图横暴地冲入这个“具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古老的法律和风俗”的“现存古代社会的心脏”时，也感到震惊。“只有既熟悉东方又熟悉西方思想模式的人”才能消除误解，这种误解是由于只熟悉东方或者只熟悉西方思想模式的人没有能力“理解同一个问题在对方思想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的面貌”而造成的。
在这个领域里最缺乏热情的探索者也必须承认，如果我们更加全面地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优势便会自然增加。因为只有通过研究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找到指导这个民族行动的基本原则。
在19世纪60年代，到中国的主要外国公使是受西方传统影响极深的人，同时又是盛赞“中国思维方式”的热心研究者。这是中兴政府的幸运。早在1855年阿礼国就写道：
一个人怎样思维，他习惯于根据什么观点来看待事物，通常支配他行动的原则是什么，这些是我们在与我们的人类同胞打交道时——如果我们企图对他们施加任何影响的话——必须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那就等于我们在没有航海图或指南针的情况下进行航行，就不知道如何确定我们的航线，由于命定的力量，我们可能驶向隐藏的岩石和暗礁上。掌握这种知识会对中国事务的进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是由于双方的差异太大，如果我们依旧用我们与我们欧洲邻居的思维和行动习惯所进行的一般类比来套中国的问题，那就太不安全了。[32]
在中兴期间，外交使团对于中国研究的专注精神在官方的快信中有大量反映。例如：阿礼国着手分析一个问题所设定的前提与商会所设定的前提截然相反：
尽管有种种对中国政府、它的制度和人民的不利说法——外国人很自然地会注意使他们不舒服的种种缺陷而不注意那些没有直接影响他们的优点；但是这些说法也极好地表明了整个政府的目标。中国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把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类紧密地聚结在一起；在连绵不断的王朝统治下，他们已被训练成一个热爱和平、有秩序、勤劳的种族。在这种制度下，帝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更加悠久。此时，由于它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它使所有其他民族都相形见绌；“对于所有其他民族的统治者而言，在中华帝国是一个屹立了4000年之久的伟大而实用的榜样”，即使说这句格言有点言过其实，那也不能否认他们已达到的高度文明，而且这是他们所特有的文明。他们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自豪；面对着他们还未学会不应视为蛮夷的外国列强，如果他们不愿意按照这些列强的突如其来的要求去放弃这种文明，那么他们会得到充分的原谅。[33]
研究过中国状况的外交家被中国强烈地吸引住，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官方角度，他们都认识了中国的现状。外国在华利益在外国政府看来是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结果外国的外交官几乎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在起作用。蒲安臣被中国任命为出访西方列强国家的使臣绝非反常，外国驻华外交官把他们自己看成是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利益的代表。批评者们认为，威妥玛、卫三畏、赫德和蒲安臣是“比大沽口炮台更有效地抵御西方文明、捍卫中国人的傲慢自大和排外主义的四角堡垒”。
英国侨民认为额尔金和卜鲁斯在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英国人的要求方面不够有力。阿礼国则更使他们感到恼火；他们指责阿礼国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利益，并指责他在每一次英国商人和中国当局间的争执中都故意偏袒中国。他对于恭亲王反对铁路和内河轮船态度的支持，被认为比恭亲王本人的陈述更有力。
总理衙门和阿礼国爵士为了反驳外国商人赞成铁路、电报与内地自由往来的论点，几乎毫无遗漏地阐述了各种理由。[34]
总理衙门中最有才干的成员是中国人中值得夸奖的诡辩家，但也不能为自己政府的立场作出（比阿礼国关于这个中国问题的声明）更有力的辩护。[35]
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北京，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阿礼国爵士决心与提出要求的外国人对着干。[36]
外交官们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利益等同起来的做法不是偶尔为之。阿礼国坦率地承认了这种认同，他把英国侨民的要求称为“商人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