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由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人在1884年创立的费边社也乘机大肆活动。这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组织，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团体。他们竭力抹杀阶级斗争，疯狂仇视和反对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宣扬通过市政选举、由市政机关逐步掌握城市公用事业所有权等改良措施来实现所谓“社会主义”，企图引诱无产阶级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21]恩格斯在揭露这个团体的阶级实质时写到：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22]由此可见，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费边社，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由党的一个分支。
由爱琳娜和艾威林参加和领导的社会主义同盟，曾经得到恩格斯的帮助，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工人的罢工斗争，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后来无政府主义者篡夺了同盟领导权，爱琳娜夫妇退出了这个组织。
到了80年代末，英国仍然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各个行业工会互相猜忌，领导人之间互相争名夺利和彼此倾轧：一个想当议员，另一个也想当；这个想进郡参议会或教育局，那个打算成立一个所有工人的集中组织；一个想办报纸，另一个想办俱乐部，如此等等。总之，处处都是层出不穷的摩擦。
但是，从表面的紊乱和个人争吵中，恩格斯敏锐地看出：英国工人运动在暗中向前发展着。他特别注意下层工人的状况，鼓励和支持爱琳娜、艾威林等马克思主义者到下层工人中去工作，去发动，去组织罢工斗争。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英国工人运动必然要冲破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的阻挠而发展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所有那些现在装模作样充当无兵之将的男女大人物，马上就会为工人运动所抛弃。
1889年秋天，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刚刚开始，恩格斯指出“这次的罢工对这里的运动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在1889年8月22日《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指示他必须立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道罢工事件。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详细论述了英国码头工人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的斗争精神。他写到：“码头工人是悲惨的人中最悲惨的人。他们没有职业，没有力量，没有经验，没有较好的报酬和固定的工作……他们在其他一切工作中都遭到了灾难。忍饥挨饿已经成了他们的职业。这一群人备受摧残，面临着彻底的毁灭。”但是，正是这些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无产阶级群众，勇敢地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形成一支四万人的团结力量，向剥削他们的资本家进行斗争。他们为英国工人运动做出了榜样，他们“一定能够创造出自己本身的典型，并且由于组织起来一定能够赋予它一种威望，而这对于运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23]。恩格斯满怀激情地欢呼：“这是一种觉悟，我能活着看到这种觉醒，感到很自豪。”[24]
使恩格斯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罢工工人摆脱了工联分子的领导和束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爱琳娜等成了他们完全信赖的领导人。在伦敦东部码头工人中，爱琳娜（杜西）享有很高的威信。恩格斯写信告诉劳拉：“自从码头工人罢工以来，杜西完全成了东头的人，她组织工会，支持罢工……早上和晚上都要演讲。这些由非熟练的男女工人组成的新工会，和那些旧的工人阶级贵族组织完全不同，不会陷入同样的保守习气……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所有的男女领导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的鼓动者。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里运动的真正开端。”[25]恩格斯十分满意地指出，现在的运动与旧工联运动根本不同。罢工工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提高工资、缩短工时这些暂时的目标，开始考虑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嘲笑那些鼓吹劳资利益一致的人，主张直接与资本战斗；反对工人贵族的分裂和破坏，坚持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榜样。恩格斯写到：“现在参加运动的工人阶层，比只是由工人阶级贵族组成的旧工联人数要多得多，劲头和觉悟也高得多。现在令人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老头们仍然相信‘和谐一致’，而青年们却在嘲笑一切说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人。老头们排斥任何社会主义者，而青年们除了公认的社会主义者外，坚决不要任何其他的领导人。”[26]
恩格斯热忱地支持英国工人阶级的新觉醒。他通过爱琳娜、艾威林为罢工工人出主意，提醒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争取社会各中间阶层的同情，克服急躁情绪和冒险倾向。他指示各国工人报刊及时报道英国工人的斗争，给予英国工人以道义的支持。他还亲自写信给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盖得，号召法国工人发扬国际主义和阶级团结的精神，粉碎英国资产阶级从法国招募工人破坏罢工、煽动民族仇恨、转移阶级斗争目标的阴谋。他坚决相信，法国工人决不会在英国资产阶级旗帜下战斗，“只要在法国使人们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切就将起变化，正是由于法国无产者的作用，英国罢工工人一定会取得胜利。”[27]
1890年五一节，英国工人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根据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伦敦工人在5月4日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恩格斯参加五一节的准备工作。这一天，几十万工人群众参加活动。恩格斯在艾威林、拉法格的陪同下参加集会和示威。他站在由一辆旧货车改装的讲台上，环顾四周，人山人海。他以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写信告诉朋友们：“英国到底是真的动起来了”，“不容置疑的是：工人们，资产者，老朽的工联首领们，许多政治的或社会的派别和小宗派的首领们，以及那些想利用运动从中渔利的沽名钓誉者、钻营家和文学家，现在都确实地知道：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在五月四日开始了。现在群众终于行动起来了，而经过一些斗争和不大的摇摆之后，他们也定会消除个人的沽名钓誉、钻营家的渔利欲望，以及各个派别相互角逐的种种现象……并且也定会给这些东西逐一指明适当的位置。而由于群众运动总是大大地提高国际精神……你们就可以很好地和这些人共同前进。”[28]恩格斯无限深情地写道：“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这种觉醒的日子，那该有多好，他恰恰在英国这里曾经如此敏锐地注视过这种觉醒的最细致的征兆！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我所感受到的喜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真是胜利辉煌。”“起初是德国的二月，然后是欧洲和美国的五一，最后是这一个四十年以来第一次再度响起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声音的星期天。我昂首走下了那辆旧货车。”[29]
五一节这天，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新的序言中，以无比喜悦和自豪的心情写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30]
四、寄希望于俄国革命
1848年以来，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多次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各国人民和进步事业的共同敌人，号召进行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
俄国是幅员辽阔的欧洲大国。在国内，封建贵族进行残酷野蛮的专制统治；在国外，沙皇俄国一贯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解放农奴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但是，大量保留的农奴制残余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俄国在经济技术上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存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
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寄予深切的希望，预言俄国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次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不仅对俄国本身，而且对整个欧洲，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他在1878年初写到：“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鲁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俄国政府在它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31]
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恩格斯认为，革命开始时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他不同意俄国革命民粹派的观点。民粹派否认农奴制废除后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事实，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必须加以阻止的落后倒退的现象，主张继续保存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鼓吹可以在农村公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农村公社本身是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恩格斯对民粹主义分子洛帕廷说，根据俄国的情况，共产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不会立即实现。
恩格斯对于民粹派的恐怖主义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谋刺沙皇的举动并不能够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相反，它只是“把全国人民的愤怒转移到社会革命者身上，使他们失去现在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派的支持，——那时候，所作的一切牺牲就会白费，而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环境下一切从头开始”[32]。
虽然恩格斯严厉批评民粹派的观点和活动，但是对于他们表现出来的“前所未闻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毅力”[33]十分赞赏，并同拉甫罗夫、洛帕廷、克拉夫钦斯基等民粹派人物保持经常的联系。在他看来，在俄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以前，民粹派是俄国国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唯一革命力量。
80年代初期，俄国工人运动逐渐发展，罢工斗争不断发生。从1881-1886年，共发生罢工事件384次，参加工人达8万人。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广泛传播。一部分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通过查苏利奇，把成立劳动解放社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情况告诉恩格斯。1885年，恩格斯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高兴地写信对查苏利奇说：虽然自己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看了这本书后才多少知道所谈的意见分歧；使他“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复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34]。
晚年的时候，恩格斯继续密切注视俄国的革命形势。1890年，他详尽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在国内外的处境，指出沙皇专制制度的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35]1891年，他满怀信心地说：沙皇制度“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36]。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言：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在沙皇制度的废墟上胜利地升起自己的旗帜。
五、工人运动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
恩格斯说：“马克思由于自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37]这段话，对他自己也完全适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各国工人运动最优秀人物像信任马克思一样信任他；马克思逝世以后，他更成了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所充分信任的国际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