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第二国际解散以后，恩格斯仍然满腔热忱地关心和指导着各国的工人运动。1883年以前，为了让马克思集中精力完成《资本论》第2、3卷，他主动承担了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大部分工作；马克思逝世后，他独力担当国际工人运动的顾问。各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并且总是从他那里得到最好的建议。
这个时期，欧美各国纷纷建立工人政党，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国家有美国（1877年）、西班牙（1879年）、法国（1879年）、意大利（1882年）、比利时（1885年）、挪威（1887年）、奥地利（1888年）、瑞士（1889年）、瑞典（1889年），俄国在1883年建立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劳动解放社”，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工人组织、报刊成倍增长。年迈的恩格斯不仅要从事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且要处理日益增多的信件，回答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据工人运动的发展动态，向人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同各种危害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他每天的活动总是排得满满的，工作十分繁忙。
恩格斯最为关心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这不仅仅因为德国是他的祖国，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他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联系；更主要的是因为自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政党，对欧美工人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70年代末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严峻的考验。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为了镇压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迫害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以发生两次谋刺德皇的事件为借口，悍然颁布极端反动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规定任何团体、集会、报刊和印刷品，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一律禁止；对这种团体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惩罚；政府可以不经任何程序宣布戒严，逮捕和放逐任何它认为是危及治安的“危险分子”。这个反动法令使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地位，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法令公布后，有33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1300多种社会主义出版物被禁止出版和发行，大批党员和工人遭到逮捕或被迫流亡国外。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虽然表示要“改变写法”，仍不能避免被查封的命运。由于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迷恋合法活动，对秘密斗争缺乏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在非常法颁布初期，他们惊慌失措，束手无策，竟然宣布解散党的组织。党的一些领导成员还作了丧失原则的声明。例如，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上说：“党要遵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它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改良政党，而暴力革命行为根本是一种荒谬的事情。”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的报告》中甚至公然宣称：“我们根本不想革命……我们没有必要推翻俾斯麦制度。我们让它自己垮台！……本质上受不可抗拒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国家和社会正在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许多坚持革命气节的党员，在组织解散后不能形成一股集体力量；一些不坚定分子经不起考验，纷纷宣布退党；党内莫斯特、哈赛尔曼等无政府主义分子和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乘机大肆活动，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
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马克思、恩格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为德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俾斯麦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不仅不能消灭社会主义运动；相反，它将从反面教育无产阶级，清除党内一些人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和对合法斗争的迷恋，迫使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严肃批评了李卜克内西和议会党团对反动派所表现的“不适时的温顺”，强调指出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2]恩格斯指示党的领导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斗争的策略。就是说，在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的同时，还必须进行秘密的、非法的斗争，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创办党的秘密报刊，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恩格斯寄希望于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认为“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3]。
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引导工人阶级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反对来自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当时，以莫斯特、哈赛尔曼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报刊上公开攻击党的领导人，宣传用暴力和个人恐怖的冒险手段对付反社会党人法，反对进行任何合法的斗争。他们并且散布谎言，似乎恩格斯支持他们的活动。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指出，莫斯特等人对党的领导人的公开攻击，是愚蠢和荒谬的；比较安稳地住在国外的人，不应当使那些在国内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并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处境更加困难，而使资产阶级和政府高兴；莫斯特等人“已经不是对个别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污蔑”。[4]恩格斯也指出，莫斯特等人是一伙善于玩弄革命空谈的“英雄”。他们企图通过内讧和阴谋来搞垮党和建立新党；他们的活动，完全迎合俾斯麦反动的政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莫斯特散布谣言说我们支持他，那他是在撒谎。”[5]不久，莫斯特公开走上反党的道路而被开除出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所散布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机。1879年，苏黎世三人团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抛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公然要求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要大批吸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成为由“有教养的”、“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所领导的全面的党；他们胡说工人阶级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因而不能自己解放自己，他们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向非常法屈服，宣布党“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他们劝告党要采取“平静”、“慎重”的态度对待德国专制制度，用“全部力量、全部精力”进行议会活动，达到某些最近的目的；他们甚至责备党要对反动派实行非常法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党“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憎恨”，它用“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了反社会党人法这根鞭子！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气愤。1879年9月17-18日，他们联名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人发出《通告信》，尖锐地批判了苏黎世三人团的错误，指出他们背弃了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篡改了无产阶级党的性质，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通告信》指出，苏黎世三人团面对统治阶级的疯狂迫害，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主张全面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和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反动派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这是对统治阶级的投降，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通告信》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党必须坚决与一切主张抛弃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6]
《通告信》指出，苏黎世三人团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企图以补补缀缀的改良代替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必将使运动遭到失败。这些人由于害怕任何行动而阻碍了运动，由于从来都看不见反动派而陷入了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他们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通告信》指出，统治阶级中个别人物归附于无产阶级，这是运动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第一，这些人必须带来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第二，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通告信》是继《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后的伟大的纲领性文献。它沉重地打击了右倾投降主义，教育了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党员群众，为党在非常法时期的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导党的活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恩格斯说：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党十分需要创办一份政治性机关报。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决定在国外出版报纸，提议由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担任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办报的人选。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赫希柏格等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如果由他们掌握编辑人权，必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败坏党的声誉，遭到广大党员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和组织瓦解就将不可避免。[7]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反对，迫使党的领导改变主意。后来，倍倍尔带领伯恩施坦到伦敦向马克思、恩格斯承认错误，征得他们的同意，伯恩施坦从1881年起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这家报纸1879年在瑞士出版，1888-1890年在伦敦出版。由于恩格斯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报纸在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
恩格斯十分重视培养年轻一代工人运动活动家。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验，他发现倍倍尔是德国党内“最有远见、最精明、最刚毅的人物”[8]。于是，他与倍倍尔经常通信，帮助倍倍尔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实际斗争的艺术，指导倍倍尔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恩格斯的培养教育下，倍倍尔成长为卓越的工人领袖，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从80年代初期开始，恩格斯也同伯恩施坦、考茨基经常往来。那时，伯恩施坦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考茨基担任《新时代》主编。他们都很年轻，勤奋好学，具备一定的理论才能。恩格斯热情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批评他们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错误倾向，希望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他们后来背离恩格斯的教导。恩格斯逝世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教导和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很快克服了反社会党人法初期的组织涣散和思想混乱状态。1880年党的维登代表大会认真分析了形势，改变了斗争的策略，正确地把党“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改为“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倍倍尔等党的领导人执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党的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1889年5月，党胜利地领导了鲁尔地区10万矿工的大罢工。1890年，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35个党员当选为议员。坚冰已经打破，浮冰开始流动。俾斯麦的垮台已为时不远。
德国工人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使恩格斯感到由衷的喜悦。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选举的胜利，会使一部分群众以为用冲击就可以取得一切，因而在没有充分准备、没有组织起足够的力量时，就冒险从事，同反动派进行公开的决战。这就会给反动派采取暴力提供借口。他一再警告党的领导人，在胜利面前必须采取克制的态度，不应该为了空洞的吹牛而使形势变坏，不应该在胜利的道路上受人迷惑，以致给自己的事业造成危害。另一方面，他也严肃批判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人，指出我们从来也没有像善良的战栗教徒那样，如果有人要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
经过长期的斗争，1890年3月，反动政客俾斯麦下台。同年10月，反动政府被迫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德国工人阶级出色地经受了长达十二年严峻斗争的考验。在这场关系到德国党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恩格斯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