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伟大友谊的榜样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4年在巴黎会面以后建立的深厚友谊，经过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而更加牢不可破。政治和理论观点的完全一致，为他们的友谊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从事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这个“合伙的事业”中，他们始终互相支持、紧密合作，既分享斗争胜利的喜悦，也分担革命失败所带来的灾难。他们的亲密关系，是革命友谊的光辉榜样。
无论从事政治斗争或理论研究，两位革命导师都具有崇高的品质、卓越的才智、坚强的毅力和伟大的献身精神。虽然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对革命事业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恩格斯总是谦虚地说，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能够在四十年时间里同马克思并肩战斗，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
在共同的事业中，两位革命导师作了有计划的分工。马克思主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恩格斯则把精力放在军事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但他们总是密切合作，协调一致。凡是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他们都要共同讨论，取得一致的看法。
由于谋生的需要，两位亲密的战友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被迫分居于不同城市，“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1]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补偿方法。这就是从不间断的通信。在曼彻斯特与伦敦之间，书信往来十分频繁，有时是一天一封或一天数封，或者是每周一封。当马克思遭受贫困的熬煎，情况极坏的时候，恩格斯的来信，对他是极大的慰藉，使他勇气倍增，精神振奋。[2]有一次，通信中断了几周。焦急不安的马克思写信问恩格斯：“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3]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就争取在一起欢聚几天，共同讨论问题，互相倾诉衷肠。马克思、恩格斯相互之间的通信，研究了当时许多重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问题；探讨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理论：评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现在保存下来的一千多封书信，是马克思主义宝库的珍品。
长期的分离虽然给他们的思想交流造成很多困难，但决不能阻挡他们共同从事紧张的精神劳动。这个时期他们的许多论著，有的是共同拟订提纲，研究内容，一起完成的。例如《流亡中的大人物》是他们两人于1852年5-6月间在曼彻斯特共同撰写的。有的是内容确定以后，由两人分别完成的。例如《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由马克思执笔，《波河与莱茵河》则由恩格斯撰写。有的是两人共同写作的。他们还互相为自己朋友的论著提供资料，撰写部分内容。马克思撰写论战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时，恩格斯积极提供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资料，并为该书添写一些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评论。
为了保证马克思集中精力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恩格斯主动承担撰写报刊论文的任务。1851年8月，马克思接受英国资产阶级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邀请，担任该报驻英国通讯员。这个工作对马克思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他可以通过这份在美国销路很广、影响很大的民主报纸，发表自己对于各种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评论，冲破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封锁；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收入，解决“谋生的迫切需要”。[4]恩格斯赞同这个计划。但当时马克思正在紧张地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只好请恩格斯代为撰文。8月8日，他写信对恩格斯说：“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即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5]恩格斯这时也十分忙碌。但为了帮助马克思，还是把任务答应下来，并且很快寄出连载论文《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第一篇。这组由马克思署名共包括19篇的论文，全部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当时无论编者和读者都以为作者就是马克思。直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后，文章的真正作者才为世人所知。除了这组著名论文外，马克思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论文中，大约有一百多篇是由恩格斯撰写的。
50年代初期，马克思还未掌握英语；他自己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需要请恩格斯翻译。许多个夜晚，恩格斯都花费在翻译工作上。1852年10月4日，他写信对马克思说：“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十一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十二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因此，你将收到我尽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6]两个星期后，他又写信告诉马克思：“寄上一篇为德纳写的文章，这篇东西不能在别的地方断开。如果今天晚上我能整个译完，我将稍迟一点把其余部分付邮。现在把这一篇寄出，是为了使你至少及时收到一点东西。”[7]后来马克思练习用英文写作，恩格斯又细心地加以指导，帮助修改润色，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
恩格斯除了帮助马克思完成必不可少的政论文章之外，也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这个时期，他主要研究军事、语言等学科，为此需要马克思从大英博物馆和其他方面帮助收集一些资料。马克思十分乐意为朋友做任何事情。他得知恩格斯的要求后，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到图书馆查阅和摘抄资料。1852年8月，当他了解恩格斯想认真钻研军事学时，立即给他开了一张有关军事科学专门著作的书目。不久，他又为恩格斯到图书馆查阅1848年以来的奥地利《军事杂志》、普鲁士《军事周刊》、柏林《国防报》以及其他军事杂志。1856年2月，他为正在研究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的恩格斯寄去《伊戈尔远征记》、《斯拉夫学》、《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的详细摘要，还从刚刚出版的英国议会和外交部的蓝皮书《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摘抄许多内容，帮助恩格斯透彻了解克里木战争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事业上密切合作，而且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当马克思或其家人生病时，恩格斯总是非常不安，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治疗的条件。恩格斯身体不好时，马克思也十分关切。1857年夏天，恩格斯由于劳累过度而病倒。马克思为恩格斯的健康十分担心，写信对自己的朋友说：“你可以相信，不管我们如何不幸，我和我妻子……对你最近健康状况的消息比我们自己的事更为关切。我对你的病有好转感到非常高兴，可是想到你又要上办事处，而且就在这个星期，真是使人担忧。要知道，从你病的整个过程来看，你应该已经看出，你的身体需要巩固、休息和暂时摆脱办事处的一切杂务。你必须尽快地去海滨。……希望你会严肃对待此事，放弃那种从药物到办事处和从办事处到药物的错误的老办法。如果你继续固执，那是不可原谅的。”[8]
在极端困难的50年代，马克思家庭屡遭不幸，苦难的生活先后夺去他四个儿女的生命。1855年4月，八岁的儿子埃德加尔病逝，使他遭受沉重打击。他无限悲痛地写信告诉老朋友：“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他说：“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9]为了减轻马克思夫妇的痛苦，恩格斯盛情邀请他们到曼彻斯特，在自己的精心照料下度过困难的日子。
资产阶级社会妄图用饥饿的威胁迫使马克思放下武器。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拒绝刊登他的论文，出版社拒绝出版他的著作，甚至想谋求一个铁路职员的工作都不能实现。贫困简直要把马克思一家置于死地。1852年2月27日，他写信告诉恩格斯：“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10]同年9月8日，他又写信告诉恩格斯：“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11]几年以后，他的经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更恶化了。1858年7月15日，他再次写信向恩格斯诉说自己困难的处境：“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12]
为了维持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使马克思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经济学，恩格斯自愿从事“该死的生意”。从50年代开始，他不间断地从经济上支援马克思。起初，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薪金收入微薄，完全靠自己的节俭，才能挤出一点钱寄给马克思。后来他的收入稍微增加，寄给马克思的数目也越来越多，使马克思一家不致挨饿。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13]
马克思深深为恩格斯的伟大牺牲精神所感动，同时也感到十分不安，不止一次地在给自己朋友的信中写道：“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14]他多次对恩格斯说：每当想到要“榨取”自己的朋友，总是很过意不去。但恩格斯认为这是互相帮助，理所当然，“完全不在于谁在某个时候是‘榨取者’或‘被榨取者’，这种角色是会再调换的。”[15]
应该看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无私援助，远远超出个人友谊的范围。他们两人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对恩格斯来说，帮助马克思是为了保护党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保证他能够为党完成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对马克思来说，接受恩格斯的援助，也是为了共同事业的需要。梅林十分正确地指出：“只是根据这一点，恩格斯才作出自己的牺牲，而马克思才接受他的牺牲。作出这样的牺牲和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16]
二、深入探讨经济学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恩格斯研究经济学比马克思稍为早些；同恩格斯的交往，是促使马克思下决心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原因。
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就把研究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50年代流亡伦敦以后，他过着真正的“离群独居”的生活，专心致志地从事由于参加实际革命斗争而中断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当时伦敦作为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城市，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最合适的地方；刚刚建立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部，珍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资料；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些，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工作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决定性阶段。这个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不断交换意见，共同探讨经济学问题，参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创建工作。
马克思在推翻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创建无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重大问题，总是预先同恩格斯商量，取得共同的认识，使理论更臻完善。1851年初，他们研究了地租问题。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李嘉图把地租理论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上，其论点处处都和历史相矛盾。因为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正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17]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说，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递减的理论，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早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已用科学耕作法的成就批驳过土地肥力递减论，不过那时还缺乏系统的论述。他为马克思已经彻底弄清问题而高兴，半开玩笑地对自己的朋友说：“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么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18]恩格斯对新地租理论表示满意，使马克思十分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