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的分歧，明显地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不错，革命失败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欧洲大陆和英国会很快发生经济危机，从而爆发新的革命。在1850年3月发表的《国际述评（一）》中，他们认为，英国的经济危机可能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危机将是现代英国革命的开端”。[37]在随后发表的《国际述评（二）》中，他们对大陆各国作了同样的估计，认为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愈来愈不可避免。[38]实践证明，这个估计并不正确，但在当时却难以避免。这一方面是由于事变刚刚过去，既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料，又缺乏必要的时间对引起政治事件的经济状况进行彻底的研究，“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39]另一方面，由于法国从1789年以来在欧洲历史上起了主要作用，人们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到法国经验的影响。巴黎六月革命及其在整个欧洲引起的震动，等等，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在1850年夏天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各国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现状的大量资料，认为欧洲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到来，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观点相反，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否认革命是由一定的经济原因引起的，而是可以由少数人的意志和愿望“创造”出来的。他们不顾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时代已经到来，革命暂时不能发生的事实，硬要人为地去掀起革命高潮，制造革命形势。
由于对形势的看法根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在党的任务和策略上也有严重分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既然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就应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积蓄力量，提高自己改变现存条件和进行统治的能力。为此，必须进行刻苦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李卜克内西、埃卡留斯、施拉姆等都把学习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提出的至高无上的要求。恩格斯告诉魏德迈：“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40]维利希、沙佩尔这些蠢驴，完全不理解党的任务和策略转变的重大意义。他们把革命当作儿戏，主张采取冒险的行动，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他们对工人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去砍掉别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我们的脑袋”。[41]他们的革命空谈和冒险活动，危及实际的运动，为反动派帮了忙。
在未来革命的性质上，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的看法也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将来如果发生革命，也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会导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假若在时机不成熟时政权落到自己手中，就会使自己陷入最糟不过的境地。维利希、沙佩尔等人“不赞成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握政权……的说法”，认为德国新的革命将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工人阶级必将掌握政权。这种观点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脱离客观实际的。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一系列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这一观点。鉴于当时流亡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革命的名义招摇撞骗，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制造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坚决主张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但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却把他们当做“自己人”，不仅与他们往来密切，并且同他们一起，诬蔑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动分子”、“靠笔杆活动的人”。
上述情况表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已经背离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立场，背离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背离了同盟中央在两次《告同盟书》中所确定的正确路线。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继续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但他们一意孤行，拒绝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决定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举行非常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委员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卡留斯；少数派委员沙佩尔、维利希、列曼，弗伦克尔因事缺席。恩格斯担任会议秘书。马克思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错误观点，指出他们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根据同盟章程，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完全可以把少数派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去；但他们考虑到，虽然少数派目前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就其信仰来说，这些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因此没有采取开除的措施。为了避免同盟的分裂，马克思提出三点意见：（一）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其职权在会议结束后立即移交给科伦区域委员会；（二）废除现行的同盟章程，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章；（三）在伦敦组织两个彼此不发生关系的区部，其唯一联系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信。恩格斯和多数中央委员赞成并通过上述决议，维利希、列曼中途退席，沙佩尔在表决时弃权。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发生原则分歧，但还是希望同盟不要分裂。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却大搞分裂活动。沙佩尔常常说：“要分裂——就分裂吧。”在9月15日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会后不久，由他们控制的同盟伦敦区部通过决议，诬蔑马克思、恩格斯“力图……把同盟变成为个人统治的工具”，竟然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同盟。少数派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同盟的统一，导致了同盟的分裂。
鉴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声明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过了几天，又退出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至此，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各个组织上彻底决裂了。
科伦共产主义者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由同盟科伦区域委员会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制定了新盟章，在《告同盟书》中批判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错误，指出他们“虽然自以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为他们的全部活动和他们同法国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一起发表的宣言所证明了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益的代表，因而他们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当然不是事实上的革命派”[42]。由于维利希、沙佩尔等人拒绝执行科伦中央委员会决议，于1850年11月被开除出盟。
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得到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拥护。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魏德迈写信对马克思说：“迁移中央委员会是你们所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决定。这里全都赞成。”在瑞士的威廉·沃尔夫也写信给恩格斯，认为维利希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分裂是必然的。
历史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完全正确。后来沙佩尔终于承认了错误，与马克思、恩格斯恢复了友谊。
七、声援科伦共产党人
1851年5月10日，普鲁士反动政府在莱比锡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特使诺特荣克，不久又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勒泽尔、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等人，制造了震动欧洲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粉碎普鲁士政府的阴谋，声援科伦被捕的共产党人，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是普鲁士反动政府蓄谋已久的卑鄙阴谋。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普鲁士政府为了进一步迫害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德国革命者，在国内外加紧进行特务活动，甚至不惜使用各种卑劣手段。1850年11月11日，国王威廉第四写信给首相曼托伊费尔说：“……我产生了一个不便大声明言的念头。这就是：能够创建一个解放阴谋，并使普鲁士公众看一出理当渴望已久的戏，即一个阴谋破获并且（首先）受到惩办……我认为，这个念头是有用的，并且认为它的立即实现有巨大意义。”根据国王的指示，警察头子施梯伯派遣暗探四处活动，伺机打击革命力量。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不仅是针对被捕的科伦共产党人，也是针对住在英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鲁士政府在其驻英使馆中成立了由警探格莱夫领导的特务小组，混进同盟组织，伪造革命文件，监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无论他们乘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有特务尾随其后，跟踪盯梢。有时特务化装成“革命者”，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荒谬的建议，妄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我们见惯了时常碰到的普鲁士使馆的鬼鬼祟祟的官员……我们听惯了这些（agents、pva-acatenu）〔挑拨者〕的疯狂的长篇大论和恶毒的建议，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普鲁士使馆注意我们，我们并不觉得奇怪，——我们能受到它的注意，很引以为豪。”[43]科伦共产党人被捕后，反动政府更是把马克思当做莫须有的“德法密谋”的“罪魁祸首”。整个案件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与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斗争。德国的逮捕开始后，马克思立即写信把有关情况通知恩格斯，建议他做好准备，妥善收藏有关信件，对付可能发生的搜查住宅的情况。
必须指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活动，客观上为普鲁士政府制造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帮了忙。德国的逮捕刚刚发生，马克思就指出：“警察对特使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我们认为完全是由于伦敦的蠢驴们的哀叫所造成的。这些风箱们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在德国也没有一个组织支持自己。他们只愿作出危险的样子，给报纸的磨车供料。因此，这些无赖是在阻碍和危害现实的运动，并使警察找到踪迹。”[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