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恩格斯来说，经过科伦将近半年的紧张斗争，变换一下生活环境，在恬静的大自然中漫游，是很有好处的。更主要的是，这次漫长的徒步旅行，给他提供了一个深入农民群众，了解农民情绪，探索法国前途的良好机会。恩格斯发现，法国农民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从事单调而紧张的劳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因而目光短浅，对正在发生的伟大历史运动的性质和目的一无所知。资产阶级正是利用农民的弱点，说什么工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以此煽动他们反对工人。在农民的心目中，路易·波拿巴是他们的偶像。恩格斯说：“所有同我谈过话的农民对路易·拿破仑的热情，竟和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这两种狂热，以及对整个欧洲的动荡局面感到毫无意识和毫无理性的困惑，这就是法国农民的全部政治。”[41]法国农民占全国选民的2／3，因此农民的政治态度对法国政局的影响不可低估。
几周时间与农民的接触，对农民生活的调查研究，使恩格斯深深感到，由于农民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毫不了解，对政治盲目无知，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必将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从这里，他初步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1848年10月24日，恩格斯到达瑞士日内瓦。过了几天到达洛桑，参加洛桑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不久又移居伯尔尼。他选择伯尔尼的原因是：（1）这里离德国边境很远，德国当局无法制造借口用种种要求来麻烦瑞士政府；（2）这里作为瑞士联邦的首都，为观察联邦共和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到达瑞士后，恩格斯的首要事情是与马克思和家庭取得联系。那时寒冬将至，他身无分文，衣食困难，不得不写信向家里要钱。他的双亲对他从事革命活动十分不满，竭力劝说他不要与马克思来往，不要再参加《新莱茵报》的工作。母亲甚至听信一些流言飞语，写信对他说：“《新莱茵报》编辑部已经宣布说，即使你回去他们也不再接受你参与工作了。……你现在可以看清楚，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你从他们那里可以期望得到什么。”恩格斯根本不理睬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完全信任自己的朋友。他从马克思的来信中得悉，《新莱茵报》停刊两周后已经复刊，一些资产者股东曾经要求把恩格斯和其他流亡在外的编辑辞退，但遭到马克思的断然拒绝。马克思告诉他：“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我这样做了：（1）在第1号报上就立即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2）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42]针对流传的一些无稽之谈，马克思明确对恩格斯说：“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的朋友，正像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的朋友一样。”[43]尽管马克思当时手头十分拮据，还是尽量给恩格斯寄去一些钱，帮助他解脱困境。两位最知心朋友互通情况后，立即着手进行工作。
根据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的主要工作是撰写通讯和文章。短短两个月时间，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达30多篇。论述了瑞士、法国、匈牙利等国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
瑞士的政治状况，是德国人民关心的问题。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在德国通过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并把瑞士作为联邦制的“模范共和国”，“幻想从莱茵河彼岸把具有大大小小的联邦委员会、国民院联邦院等等的瑞士政治制度通盘搬来……把德国变成一个幅员广大的瑞士。”[44]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采取联邦制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实际上是继续保持国家的分散落后状态。当恩格斯在洛桑的时候，马克思就写信建议他到瑞士首都伯尼尔，希望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写文章抨击联邦共和国”。[45]恩格斯到伯尔尼后，旁听了瑞士议会的辩论，接触了瑞士各阶层的群众，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瑞士状况的论文。
恩格斯指出，瑞士这个幅员只有几百平方英里，人口不过250万人的小国，却有着四种不同的语言，同时存在着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最先进的机器工业到地地道道的畜牧生活。在伯尔尼国民院里，那些被派来讨论全民性共同事务的社会精英，却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身穿巴黎时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罗曼人；有彼此极为相像的、穿便服的军官；有穿节日服装的农民和寡头政治的代表。联邦政府虽然采取一些进步措施，但并不能消除各州地方局限性的特点。国民院和联邦院的活动表明，贯穿整个瑞士政治生活的是“无穷的分散性（这是联邦共和国的必然的历史产物）、难以描述的利益的互相交错，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奉为指南的各种动机的不可思议的混乱。”[46]
在瑞士这个“自由的”国家里，到处都表现出目光短浅，缺乏远见。议会辩论的是一些琐碎的日常小事，各个党派都故步自封。报刊的主要特点是粗暴无礼，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除此之外，就是像各党派一样以故步自封为特点。即使最激进的报纸也不敢稍稍离开自己党派所规定的故步自封的纲领，不敢批评瑞士民族故步自封方面最故步自封的东西。不过，恩格斯也发现一些办得不错的报刊。例如，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在瑞士全境实现最大限度的集中、一有可能就放弃中立政策的激进派报纸《伯尔尼报》，就受到恩格斯的好评。恩格斯也充分肯定德国革命家约·菲·贝克尔主编的《进化报》（后改名为《革命报》），因为这家遭到资产者仇视的报纸，“号召大家一定要实现新的欧洲革命。”[47]
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瑞士工人阶级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自从40年代初期以来，瑞士工人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劳动条件的恶化和瑞士政治上的民主化，特别是自从巴黎六月革命和维也纳十月起义这些重大的欧洲革命事件发生以来，“瑞士工人愈来愈多地参加了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48]他们同情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和维也纳起义的战士，渴望欧洲革命大风暴冲垮小小瑞士与世隔绝的状态。
恩格斯到瑞士后，很快就与瑞士工人建立联系，参加日趋活跃的工人运动。他在洛桑参加工人联合会。不久到伯尔尼，成了当时瑞士最大的工人组织——伯尔尼工人联合会会员。1848年12月9-11日，他“作为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老战士”，[49]代表洛桑工人联合会出席瑞士德国人联合会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在制定大会章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章程第一条指出：“联合总会的目的是：以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联合总会会员，并采取任何合法手段，谋求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原则及制度得到德国人方面的承认，并促其实现。”[50]当时“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建立社会共和国，即不仅要争取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而且要对社会进行改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无产阶级的要求。
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当选为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积极参加这个新联合会的活动。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他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写信给斐维联合会，回答该组织提出的问题，通报代表大会的情况；要求该组织参加已经开始的瑞士工人的集中统一行动，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指出为了实现联合，参加联合会的各个组织必须服从多数的决议，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相互间的让步，我们就永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51]在此同时，他还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写信给德国三月同盟理事会，决定与这个组织进行通讯联系；但由于三月同盟是小资产阶级组织，而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则“赞成民主社会共和国”，因而不可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封信不仅表明了工人联合会的性质，而且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恩格斯在联合会活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虽然恩格斯在瑞士决不是“无所事事”，但远离革命风暴的中心，却使他难以忍受。1849年1月初，他写信告诉马克思，表示不愿在瑞士再待下去，“即使在科伦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待在自由的瑞士好。”[52]这时科伦的形势已恢复正常，被捕的危险已经过去。因此，他于1月中旬结束了三个多月的流亡生活，离开瑞士重返科伦。
七、在反动派的法庭上
恩格斯离开德国期间，反动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狂。9月份德意志联邦军队镇压了法兰克福起义。不久维也纳十月起义遭到失败。由于封建反动势力在奥地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的普鲁士容克贵族立即发动政变。11月1日，普鲁士国王改组政府，任命反动分子勃兰登堡伯爵组阁，用武力强行解散国民议会。柏林实行戒严，资产阶级市民自卫团奉命交出武器，民主团体和进步报纸被封闭。君主专制制度又在普鲁士恢复了统治。
恩格斯回到科伦后，于1月26日被法院传讯。当局找不到对他进行法律追究的借口，初审法官宣布不再对他在1848年9月的活动提出控诉。
但是反动派并未放弃对恩格斯的迫害。1849年2月7日，他不得不以被告身份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同时受到控告的还有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发行人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侮辱科伦检察长和宪兵。
事实是：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逮捕》，揭露司法当局非法逮捕进步人士的暴行，指责最高检察官魏茨费尔妄图取消三月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和出版自由的反动行径。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总之，办事内阁所办的事，中间派左翼内阁所办的事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汉泽曼先生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而柏林的左派应该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装，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
“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德国的发展或许也需要这种对比吧。
“办事内阁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是为了在实际上达到反革命的目的”。[53]
这篇文章的观点，已被德国形势的发展证明正确无误。但反动派却以此为借口，多次进行传讯。在1849年2月7日的公开宣判会上，马克思、恩格斯作了精彩的演说，对反动派进行了审判，“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他们”。[54]
马克思在法庭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55]《新莱茵报》揭露反动政府的专横、暴虐、侵犯人权和肆意妄为，不过是履行了自己作为社会捍卫者和人民喉舌的职责。因此，对《新莱茵报》的控告完全没有理由；“帝国内阁在其起诉书中把《新莱茵报》称为一切‘坏报刊’中最坏的报纸。我们则认为帝国政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权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权。”[56]
恩格斯在发言中把捍卫《新莱茵报》与捍卫出版自由联系起来。他说，检察机关控告《新莱茵报》的法律根据，是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时颁布的《刑法典》的一些条文。如果这些条文仍然有效，出版自由就会完全被取消。只要报刊敢于揭露官员的暴行，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甚至要被判刑、罚款和剥夺公民权。在这种情况下，报刊怎么能够履行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的职责呢？三月革命使人民获得出版自由，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旧的法律与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是抱住旧法律不放，维护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呢？还是挺身而出，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情况对旧法律作新的解释？很显然，后一种态度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恩格斯指出，《逮捕》一文不是把科伦发生的违法事件看做一个孤立现象，而是看做反动派在整个德国同时进行的突然袭击的链条的一环。文章没有局限于揭露科伦的宪兵和检察机关，而是力求揭露事情的本质，分析事情的根源。文章指出的论点，已经完全为形势的发展所证实，汉泽曼已被当做多余的人而解职；地地道道的“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普富尔内阁接替了汉泽曼内阁；当左派的势力在议会内增长起来的时候，革命已被解除了武装。文章的光辉预言“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已经一字不差地应验。这种被证实了的政治预言，是在整个德国同时也在科伦发生的暴行中得出的结果、总结、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