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作运动问题，马克思指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为对抗的现代社会制度的各种力量之一，它的伟大功绩在于表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是可能的；但它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改造社会，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为此，必须把“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4]。
马克思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的作用。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他认为工会不仅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像中世纪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而且他们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斗争也是必要的，“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5]。
国际工人协会于1868年9月6-1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为代表大会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由总委员会的代表在会上宣读。马克思认为，由于国际协会的有效活动，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各国政府的敌视，从平稳发展时期进入斗争阶段，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等国政府，都以各种方式对国际会员进行迫害，对协会进行镇压。马克思说：“各个军国主义政府尽管经常都准备着彼此厮杀一场，但在对自己的共同敌人——工人阶级进行十字军征讨时，却总是一致的。”[6]但是工人组织却愈来愈强，并且正在日益摆脱一切旧政党的影响而取得完全的独立。
工人阶级与资本的斗争，组织的成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由于工人的斗争，北美许多地方已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但是资本家却利用一切手段阻挠这一法律的实行。“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都有赖于培养和集中工人阶级力量的那个组织的成熟程度。”[7]
所有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都彼此互相影响，工人阶级为了在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必须建立国际性的联盟。“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因此，‘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人为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8]
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机器在资本主义使用的决议，关于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把铁路、地下资源、矿井和矿山、森林和耕地转交公共所有的决议，表明了马克思的理论和主张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
按照一贯做法，代表大会前，总委员会需要举行若干次会议，拟订议程，研究准备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1869年9月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早在大会开幕前两个月，马克思就参与议程的制定。大会议程包括：（1）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问题；（2）继承权；（3）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立即利用信贷；（4）关于普及教育的问题；（5）工会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马克思根据大会议程，先后于7月6日、7月20日、8月10日和17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对土地问题、继承权问题和普及教育问题作了发言。马克思说，土地所有制问题实际是小私有制问题。国际协会没有人反对矿井和森林转为公共财产。只是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应该保护小农经济的小私有者。但是无论在英国和法国，土地私有制都造成严重的后果：“小农——仅仅是名义上的私有者，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实际上的私有者。在英国，凭议会的一道法令，在两个星期里就可能使土地变为公共财产；在法国，这却要通过土地所有者负债累累和担负重税才能实现。”[9]
关于继承权问题，马克思在发言中认为，对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无产阶级主张“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便保证每个人都既有权利，又有可能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我们能达到这种情况，继承权就不需要了”[10]。
在普及教育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教育应当是义务教育，无论中学或小学，都应该开设自然科学、文法等科目，应该实行综合技术教育，以便弥补分工所造成的缺陷。
马克思还受总委员会委托，于1869年8-9月，写了《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在9月7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详细叙述了过去一年震荡欧洲大陆的罢工，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在各国影响的扩大。在法国，1868年12月里昂等地工人反对降低工资而举行罢工，要求国际工人协会支援。国际工人协会发动英国工人召开声援大会并进行捐款，对法国工人给予有力的支持。马克思说，这是一次非常适当的时机来向资本家表示，他们通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时而在这个国家时而在那个国家进行的工业战争，最终将因工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而无法继续进行。在过去一年中，奥地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情况表明，资产阶级的利己本能、智慧的贫乏和对工人阶级的切齿痛恨暴露无遗。他们不是去反对王朝、贵族和教会对自己利益的侵犯，却“不惜耗费自己的精力，卑鄙地企图剥夺工人阶级的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权利”[11]。
在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各国政府都把矛头指向国际工人协会，认为工人的反抗不是由贫困和资本的专横所引起的，而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于是，他们就把工人局部冲突变为国家权力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十字军征讨。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对工人罢工斗争的支持和声援，使协会的宗旨得到各国工人的拥护。国际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国家的工人组织，纷纷要求加入国际。英国伯明翰工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议全国的工人，特别是所有工人组织，支持这个协会，并且恳切希望加入协会。
过去一年中最值得庆贺的就是德国组织了工会，德国、奥地利和瑞士15万多名德国工人代表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采纳了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为历次代表大会撰写报告和指示，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和主张，引领国际工人协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马克思扮演“哑角”所作的贡献，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页。
[2]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4页。
[3]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7页。
[4]同上书，第219页。
[5]同上书，第220页。
[6]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3页。
[7]同上书，第365页。
[8]同上。
[9]《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49页。
[10]《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2页。
[11]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23页。
六、英国工联、《工资、价格和利润》
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十分重视英国工联的作用，也对工联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进行严肃的批判。
英国是资本主义的中心。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完成产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资产阶级把整个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用资本控制世界。马克思说：“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一批产业大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1]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2]。
马克思非常重视英国的工人运动。当时，英国是唯一具备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的国家。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几乎笼罩了整个生产部门，绝大多数居民成了雇佣工人；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不存在小农经济；工人阶级的组织比较成熟和普遍，因此，“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3]。而且，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英国发生的任何变革，都会对整个世界革命发生深刻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把推动英国的社会革命和工人运动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重要任务。
英国工联成立于1860年5月，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在国际工人协会筹建和初期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工联领导奥哲尔和克里默与法国工人代表托伦等人，于1863年7月会晤时，认识到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的必要性并且进行积极的筹备，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选举的35位中央委员（总委员会委员）中，英国工人占了24位；由9人组成的小委员会中，工联占了3位。奥哲尔担任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克里默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英国工联许多基层组织也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前，英国工联有17个基层组织参加了国际，国际协会中的工联会员达到2.5万人，为国际工人协会奠定了群众基础。马克思对英国工联十分重视。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协会——或者确切些说它的委员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加入协会的有伦敦的工联的领导人。”[4]
在国际工人协会最初几年的活动中，无论是在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行动，或是在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时，英国工联领袖们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主张，支持马克思的观点，在与蒲鲁东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作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英国工联成分复杂，其领导人是一些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有的甚至被资产阶级政府收买。他们在争取普选权，在对待爱尔兰等问题上，都采取错误的态度，违背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马克思的严肃批判。特别是他们反对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把工人运动局限于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等经济斗争的范围内，把“正直的工作，公平的工资”作为自己的主要原则和最后目的，不是坚持《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中提出的革命目标，而是要把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1865年5月，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韦斯顿在讨论工会问题时，系统地散布一套错误理论，硬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阶级没有好处；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举行罢工，认为这些对工人都是有害的。
1865年6月20日和27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批判了韦斯顿的观点，阐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了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和当前斗争的关系。这篇后来以《工资、价格和利润》为题发表的讲演稿，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这篇讲演稿包括12个问题，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马克思详尽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的本质和工资变动的规律，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指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具体来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护和延续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但是，劳动力的使用，则只受工人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也就是说，一定时间劳动力的价值，与同一时间内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是全然不同的。资本家按照一天的劳动力价值购买了劳动力，他就获得了在这一天内使用它的权利。如果劳动力一天的价值相当于6小时创造的价值，但资本家可迫使劳动者劳动12小时，因而能获得6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创造的价值，构成资本家不付任何等价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各种剥削收入的源泉。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剩余价值不同部分的不同名称，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源泉并且只从这个源泉产生的。由于直接向工人榨取剩余价值的是产业资本家，“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和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企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这种关系上”[5]。
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工联主义劳资协调的理论，指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为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工人在一定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一个定量，所以一方分得愈多，另一方分得就愈少。工资下降，利润就上升；工资上升，利润就下降。资本家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一方面就要拼命延长劳动日；另一方面就要压低工资。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工人阶级的生活越来越相对和绝对贫困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