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德国历史上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具体的历史材料说明任何社会革命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引起的。恩格斯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历史的事实，进一步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因为1848-1849年革命所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与300年前农民战争时是相同的；而“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13]。恩格斯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对德国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扫除由于革命失败而产生的普遍悲观的情绪；用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形象，来提高人民的革命意志。
[1]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7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3]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4]戈克：《致卡·马克思》（1849年12月28日），转引自米哈伊洛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第10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
[6]同上书，第50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37页。
[8]同上书，第538页。
[9]同上。
[10]马克思、恩格斯：《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备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1页。
[11]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56-157页。
[12]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35页。
[13]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5页。
五、剖析法国阶级斗争的辉煌杰作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的最辉煌的著作，是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这部著作和接着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历史的剖析，透彻地阐述了政治事件与经济关系、阶级地位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一贯重视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1]。从1843年以来，马克思花了很大工夫深入研究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考察法国现实阶级斗争的一切细节，搜集有关阶级斗争的大量资料。他对1848-1850年这个时期法国阶级斗争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对历次政治变动的当事人十分熟悉。这使他能够在事件刚刚结束时，就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不朽的著作。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详尽地论述了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进程，指出这次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在革命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敌人的迫害、昔日盟友的背叛，受到严酷的锻炼和深刻的教育，“在这运动的旋涡中，在这历史的动荡的痛苦的进程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心动魄的起落中，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对于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自己发展的时期，却必须以星期来计算了”[2]。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观念和方案，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只有浸过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红旗！
马克思根据二月革命以来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二月革命时，无产阶级曾经作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推翻了七月王朝；但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立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审判了巴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剥夺了工人的自由和劳动的权利，资产阶级联合旧社会一切残余分子，用最残酷野蛮的手段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经一度沉醉于资产阶级宣传的“博爱”，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怀着幻想的巴黎无产者，从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中醒悟到：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在资产阶级“无耻的专政”下，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稍微改善自己的处境。只有用工人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秩序党统治时期，法国曾经出现各种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派别和主张。那些攻击一般垄断的人们，从主张稍微改良旧社会紊乱状态到推翻旧社会秩序，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指出，这些社会主义不是故意骗人，就是自我欺骗。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只是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商业免除旧有的束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则想使全部运动服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且主要是幻想凭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斗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根本不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实现彻底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还强调工农联盟的伟大意义。六月革命时，法国部分农民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工人阶级。这是六月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认真总结了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深刻地指出，工人和农民都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对象；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剥削者则是一个。单个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则通过赋税剥削整个农民阶级。只有推翻资本家的统治，才能提高农民的地位；只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农民不能得到彻底解放；而没有农民的支持，工人阶级就不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工农联盟是战胜资本主义的基础。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还阐述了无产阶级社会经济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提出了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观点。法国制宪议会在六月革命前拟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劳动权；六月革命失败后制定的共和宪法，劳动权被取消了，代替它的是“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劳动权是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3]。无产阶级要实现劳动权，必须“以六月起义为后盾”，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前提。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一个既与那些企图维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那些以模糊的财产公有为目标的空想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原理，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界限，为各国工人政党指出了社会经济改造的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本书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理论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定时期历史发展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用这个理论来研究全部近代历史；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则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这个理论，目的在于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这部著作所阐明的基本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1]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291页。
[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0页。
[3]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7页。
六、以无与伦比的历史洞察力描绘波拿巴政变
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政治冒险家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解散议会，逮捕议员，在法国建立军事官僚独裁统治。政变震惊了整个法国社会。顷刻之间，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的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荣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所有这一切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政变使人感到惊异和迷惑。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懑对它大声诅咒，有的人把它看做避免革命的办法，有的人则认为它是对于革命误入歧途的惩罚。除马克思外，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政变的原因、性质和后果，更不可能从政变中吸取经验教训。
政变发生不久，著名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写了《小拿破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出版了《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这两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但都没有对政变进行科学的分析。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角路易·波拿巴做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抨击，但却把政变归因于个人的品质和阴谋。这样他就不是贬低，而是无意中夸大了波拿巴的作用。蒲鲁东则把政变描写成了纯粹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他在客观上为波拿巴开脱罪责。
马克思是唯一了解政变原因、性质和后果的人。他掌握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有研究，因而当政变刚刚发生时，他就能透彻了解全部情况。政变不久，他就写信告诉恩格斯，“波拿巴已经暂时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则保全了自己的力量，并从这些乌七八糟的悲喜剧中吸取了教训”[1]。恩格斯回信建议马克思为魏德迈的《革命》周刊写一篇“划时代的文章”[2]，对法国局势作一个评论和阐述。马克思接受了这个建议，从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写成一部辉煌的历史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根据法国二月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情况，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社会历史原因。二月革命后，夺得政权的资产阶级采取一系列反革命措施；工人六月起义时，它与旧社会一切反动势力，在维护“财产、家庭、宗教、秩序”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对无产阶级进行反革命镇压。资产阶级惧怕所谓“红色怪影”，不惜对波拿巴的复辟野心节节退让，使保皇党人逐步占据议会、军队、行政机构的一切重要位置。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代表土地贵族的正统派与代表金融贵族的奥尔良派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经久不息的社会动乱，为波拿巴政变扫清道路。政治保守、文化落后、互相隔离的农民，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强烈不满，对曾经使他们获得土地的老拿破仑虔诚追思，以为一个叫做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福利送还给他们，这就使他们成为波拿巴的支柱。政治冒险家波拿巴，充分利用了法国历史发展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他既利用保皇党人与革命势力的对立，又利用保皇党内各派的矛盾，以貌似公正的态度把自己装扮成高居于各种政治力量之上的仲裁人。他抓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心理和恢复社会安宁的迫切愿望而向议会制共和派步步进逼，又为了迎合小资产阶级的“拿破仑观念”而请出伟大伯父的亡魂来给自己助威。他在流氓无产者身上找到自己个人利益的最好反映，又把这些由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阶级。正是法国阶级斗争创造出来的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波拿巴这个庸碌而可憎的人物能够扮演英雄的角色，使得3600万人的法兰西民族竟对这个衣冠楚楚的政治冒险家的突然袭击措手不及，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