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显然销毁了很多重要的文件，有报道认为，在贝利亚被捕后，他的对手们仍继续销毁文件。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参照Volkogonov回忆录中有关1958年7月1日审讯长期担任贝利亚警卫人员的Rafael Sarkisov时的记录。诺莫夫在他的著作里没有就文件销毁提供什么具体的信息，不过几位前官员声称他们了解或是参与过这种销毁文件的事情。
[7]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儿子选择当一名导弹科学家时他如此高兴的原因。
[8]我采访过一位1953年为中央情报局执行飞行任务的美国飞行员，他证实美国在夜间和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行的优势使得他和他的同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侵入苏联空域。
[9]赫鲁晓夫后来说，普希金大街上的镇压造成了109人丧生。他是在1956年3月的波兰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及此事的。
[10]诺莫夫在他的《镇压与平反昭雪》一书中讨论了贝利亚对文件的控制。在195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贝利亚公开了他所掌握的针对马林科夫的控告材料，赫鲁晓夫就是在此次会议上最终击败了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据称，马林科夫是叶佐夫1938年告发的对象，有“证据”表明他在针对卡冈诺维奇的有预谋暗杀中发挥过作用。
[11]赫鲁晓夫在1953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就是在此次会议上他们发起了针对贝利亚的指控，他回顾了（究竟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一个月前贝利亚是如何回答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蒂亚斯·拉科什（Matyas Rakosi）提出的问题的。拉科什询问应如何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之间划分决策权，贝利亚回答说：“你是什么意思，中央委员会？让部长会议决定一切，中央委员会只负责干部和宣传就行了。”
[12]就此，作者对德米契夫进行过采访，并于1987年10月采访过谢尔哥·米高扬。根据谢尔哥·贝利亚的说法，他父亲认为党是“一个不从事具体工作的上层建筑，只是控制所有的事务，但并不对这些事务负责”。
[13]贝利亚还了结了明格列尔案件，在这起案件中，他本人也是斯大林打击的目标，并向主席团宣读了流放的伏尔加·格尔曼（Volga German）所写的一封催人泪下的信件，开始重新调查被斯大林流放的格尔曼的问题。在四月份的大赦后，数以十万计“罪行”较轻的犯人开始涌入莫斯科和其他城市。贝利亚的对手和其他人接下来指责他想让这些原来的罪犯追随他，这些罪犯给城市带来了一阵犯罪浪潮，内务部不得不派出部队去维持治安。其他人在回顾此事时怀疑这就是贝利亚的主要目的。
[14]马林科夫在1953年7月贝利亚被捕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贝利亚给斯特罗卡奇打电话的情况。在此次会议上关于贝利亚的控诉信息并不都是可靠的，但苏达帕拉托夫的叙述可以对此加以证实。马克·克莱默对贝利亚的备忘录对赫鲁晓夫构成威胁这样的看法不以为然。
[15]由于缺少5月27日会议的记录材料，那些有理由与贝利亚拉开距离的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成为我描述这段历史的依据。苏达帕拉托夫说贝利亚曾指示他准备秘密情报人员，以刺探西方国家对他这种思想的接受程度。马克·克莱默对这种解释提出了疑问，他坚持认为贝利亚和他的同事们都一致同意应大大降低对东德的强硬立场。霍普·M.哈里森认同的观点是：贝利亚的真实立场不是很明朗。
[16]马林科夫在后来与他儿子的谈话中透露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功绩。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
[17]“赫鲁晓夫掌握了这场斗争的主动权，”莫洛托夫回忆说：“他无疑是个很好的组织者，他在准备击垮贝利亚的会议的过程中表现得很活跃，也很有成效。”马林科夫“意志不够坚定，事实上，我当时这么认为，现在还是这么认为，赫鲁晓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18]对马林科夫的立场有不同的说法，赫鲁晓夫坚持认为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站在同一阵线上，而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ko）则认为马林科夫支持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好像是最客观的见证人，但由于他对赫鲁晓夫的敌意，他甚至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出席了此次会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马林科夫在此次会议上所持的立场比较模糊，以致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19]莫洛托夫记得就在贝利亚被捕前的两天，赫鲁晓夫还与他联系过。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安德烈·马林科夫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他关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好像还是值得信赖的。
[20]可能的情况是，东德于1953年6月17-20日期间爆发的大规模起义使赫鲁晓夫有机会让贝利亚到东德去平息起义。关于此次起义更多的情况，请参见第12章的内容。
[21]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安德烈·马林科夫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他关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好像还是值得信赖的。
[22]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了马林科夫关于此次谈话的叙述。莫洛托夫说当赫鲁晓夫第一次去找伏罗希洛夫时，后者就把他的电话机盖上了，不过考虑到伏罗希洛夫在当时情况下的可能反应，这种可能性不大。
[23]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米高扬实际上是维护贝利亚的，米高扬认为贝利亚继续留在领导层里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此外，赫鲁晓夫说召集萨布罗夫参与颠覆贝利亚的计划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对于主席团里另一名地位不太重要的成员别尔乌辛，他们则加了几分小心。马林科夫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好回答是“我仔细考虑考虑”。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直截了当更有效。“如果马林科夫像你这样把话说明白，”别尔乌辛对赫鲁晓夫说：“那我思想里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完全同意你的计划，不会三心二意的。”
[24]马克·克莱默引用了马林科夫准备的讲话草稿以及他做的旁注，但从仍然保存在档案馆里的文件来看，我们不清楚马林科夫在会议中实际说了些什么。
[25]米高扬和其他人被告知将逮捕贝利亚的官员时显得很吃惊。
[26]在接受作者采访时，马林科夫对此事件的叙述也与此类似。
[27]在1957年6月的那次赫鲁晓夫正式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马林科夫宣称贝利亚的秘密警察在他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第四层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对此，赫鲁晓夫回击说，遭到贝利亚窃听的是他，而不是马林科夫，因为窃听装置装在第五层。
[28]虽然他没有证据，但谢尔哥·贝利亚相信他的父亲实际上在1953年6月26日就被杀害了，12月被枪毙的只是他们找的一个替身。
[29]讲述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这段轶事的是Igor Chernoutsan，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他领导着中央委员会文学部，他是在其没有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的。Fyodor Burlatsky目击了1960年的事情，他说尤里·安德罗波夫当时也在场，安德罗波夫“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样的问题不是很适宜”，他看起来好像“都为赫鲁晓夫感到尴尬”。
[30]作者就此于1987年10月采访了谢尔哥·米高扬。根据马林科夫的前女婿弗拉基米尔·萨姆伯格的说法，马林科夫的助手说服了他同意提拔赫鲁晓夫。
[31]作者于1993年参观过这两座别墅和里面的院子（后来，这里成为泰国大使馆和几内亚共和国大使馆的所在地）。
[32]Nikolai Yegorychev，当时的一个地区党委书记，对赫鲁晓夫击败贝利亚的“英雄壮举”以及后来反对“旧斯大林卫士”的行动深感钦佩。作者在1993年8月对Nikolai Yegorychev进行过采访。基里尔·马如罗夫（Kirill Mazurov）于1953年11月被任命为白俄罗斯总理，他对赫鲁晓夫攻击农业“农奴制度”的方法大加赞赏，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们“几乎无法摆脱最悲惨的生活”。卡冈诺维奇也承认：“如果赫鲁晓夫能保持其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开始几年里的工作方式，那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
[33]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林科夫力劝他作出国家领导人在农业问题上的第一个声明，对此他表示拒绝，因为他还没有想出具体的方案，但是他知道“马林科夫在处理农业问题上的捉襟见肘”，因为“甚至马林科夫本人都承认他在这个方面的局限性”。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马林科夫的正式分工是主管农业，赫鲁晓夫对他的主要指控是他在1952年宣布苏联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然而，这与其说是马林科夫的看法，不如说是斯大林的意见，历史学家Yelena Zubkova认为，马林科夫是最了解1953年农业真实状况的领导人之一。Zubkova查阅了马林科夫的助手最初准备农业改革计划的情况，这本来是1953年8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题，在此次会议上，马林科夫将介绍这些改革计划，后来决定将会议推迟到九月份，由赫鲁晓夫作主要发言，不过马林科夫在对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八月发言”中还是简要介绍了这些计划。
[34]安德烈·马林科夫与Yelena Zubkova都认为赫鲁晓夫有着很深的集体主义偏见，据此，他们认为马林科夫才是农业创新计划的主要作者，而不是赫鲁晓夫。但是由于当时农村处于特别恶劣的状况，争夺权力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因此赫鲁晓夫暂时是不会让他自己的信念妨碍他的前途的。
[35]下面这段叙述主要是根据作者1993年8-10月间对安德烈·谢甫琴科的采访。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他与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的冲突。
[36]一公顷合2.47英亩。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居住在卡里诺夫卡附近村庄的一个亲戚1908年就移居到西伯利亚去了。
[37]假设平均每公顷能收获10-11生奈尔（相当于100公斤）粮食，赫鲁晓夫认为，那么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就会多收获8亿至9亿蒲耳（1蒲耳合36.113磅）粮食，包括1954年的7000万蒲耳。
[38]马林科夫的儿子认为，他父亲对赫鲁晓夫的出卖感到很气愤，以致他后来没有提起1955年1月的全体会议。
[39]在马林科夫下台、他的职位被布尔加宁取代时，对他大多数的指控都没有公开。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读的声明顺从地要求由“在国务方面拥有更丰富经验的其他同志”来接任他的位置。根据当时波兰中央委员会官员Seweryn Bialer的说法，“我们对马林科夫被解职的方式感到很愤怒，他就像个小学生似的，而不像个伟大国家的总理。”Bialer和他的朋友们还发现克里姆林宫在一封给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秘密信件中所做的解释是“荒谬的”。赫鲁晓夫是“苏联粮仓”的党委书记，马林科夫怎么能为苏联的粮食危机负责呢？如果说马林科夫对农业知之甚少，那么“从来没有与农业打过交道的”布尔加宁又能知道多少呢？在普通的苏联共产党党员方面，一个工厂的车间党小组召集人抱怨说：“依我看，马林科夫同志承担的责任太多了。他肯定还是唯一应该为这些错误负责的人。我们车间所有的工人对他在最高苏维埃上所作的声明都持否定的态度。人民对他缺乏经验的指责并不以为然，还不如说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合更好一些。”
[40]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证词也是如此，他当时为莫洛托夫工作，后来成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助手。
[41]在1955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萨布罗夫也是这么说的。在此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受到了致命的批评。
[42]这是赫鲁晓夫在1955年7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43]第13章详细描述了此次访问，包括赫鲁晓夫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古怪行为。
[44]此次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发生在1955年7月9日晚间会议莫洛托夫进行主发言时。赫鲁晓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材料在此次会议记录印刷版的第80页。
[45]在其他人发言时仍继续着这种言语交锋。布尔加宁：“莫洛托夫总是不停地攻击我们，说我们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莫洛托夫：“我也受到了明显的攻击。”赫鲁晓夫：“我们也有坚强的双拳，我们不会对你发慈悲的。”
[46]然而，与此同时全体会议提拔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助手基里钦科成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并用三个好像属于赫鲁晓夫的人，其中包括《真理报》编辑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取代了马林科夫在书记处的追随者萨塔林。不过一年的时间，谢皮洛夫就取代莫洛托夫成为苏联外交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