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疑团并不是赫鲁晓夫是如何达成他的目的的，而是他的同事们为什么会让他的计谋得逞。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仍然轻视他。甚至在1953年以前，赫鲁晓夫一直都没有放弃他伪装出来的无足轻重的形象，直到那时，他在大多数场合都在隐藏他的能力。在1953-1955年间，赫鲁晓夫权谋的才能才首次表露得一览无余——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在回忆录中自豪地向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一步步地将贝利亚推向灭亡的道路的。根据他陈述的事实，赫鲁晓夫几乎难以否认他在此前和之后所玩弄的权谋，但他对之还是加以否认。在赫鲁晓夫的诠释中，唯一能证明其针对贝利亚阴谋的公正性的就是贝利亚太坏了。但出卖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赫鲁晓夫针对他们的指控之一是他们背叛了他。要了解事情的完整面目，我必须根据不太完整的资料将他们被击败的事实串联起来，考察针对贝利亚的阴谋时也应如此。因为尽管赫鲁晓夫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表现出了罕见的诚实，但他还是没有说出其玩弄权术的全部过程，他隐瞒了在斯大林死后与贝利亚结成最初同盟的事实，也没有坦陈其在斯大林在世时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结成的同盟关系。
在斯大林死后的首次公开声明中，苏联的接班人面对斯大林留下的遗产表现出了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在他的葬礼致辞中，贝利亚号召苏联的领导人“团结起来”，警惕敌人利用苏联领导层的“无序和混乱状态”，他誓言没有人会“逃过我们的明察秋毫”。在正式的死亡声明中，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苏联人民会团结在新的领导核心的周围。
事实上，斯大林的这帮手下都知道他们遇到了麻烦，但他们遇到的麻烦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大。1953年1月1日仍然滞留在劳改营里的囚犯差不多有250万人，其中有超过50万被列为“政治”犯（在他们这样一个独断专行的社会里，这已经足以构成犯罪）。他们是否应该被释放，死者是否应该被恢复名誉？怎么能不给他们平反昭雪呢？不过这么做的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被囚禁的人是无辜的，那么那些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就是有罪的。不久，斯大林的接班人开始释放“非政治”犯，他们于1953年和1954年处决了前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以及“重要罪行特别调查小组”的前负责人。不过，这些步骤以及随后控告文件的销毁，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不是为他和他们的受害者报仇。[6]当劳改营爆发暴乱时，政府用军队对他们进行了镇压：1953年5月在诺里尔斯克（Norilsk），有超过1000人被打死，2000人受伤；在那年夏天的沃尔库塔，1954年初的肯基尔（Kengir）和哈萨克斯坦，被囚禁的犯人占据劳改营长达40天，最后被坦克和飞机所镇压。
各个阶层的人民，特别是党的精英分子和知识界，都受到了恐怖统治的影响。让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安全感显然是当时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他的政治基础就在党的机构。由于能提出一些控诉性的问题并最终危及整个斯大林体制，知识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伊尔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所谓的“解冻”开始了。不过正如赫鲁晓夫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我们感到害怕，真的很害怕。我们担心解冻可能会引发一场洪灾，一场我们难以控制并会招至灭顶之灾的洪灾。”
斯大林高度集中化的指令经济在重工业增长和战后重建方面创造了奇迹（当然，没有提及这种增长所带来的人文和环境代价，更不用说进行估算了），但却阻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消费品永远是短缺的，住房也是一样。马林科夫宣布苏联终于在1952年解决了粮食问题，但那时的粮食状况却是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整个粮食产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少，牲畜的数量低于1928年，甚至在一些地方还低于1916年时的数量。农民自留地上出产了全国大部分的牛奶、肉和蔬菜，不过国家却限制它们的规模，因为征收繁重的赋税而使自留地最终消失。
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1953年也进入了死胡同。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一结束，斯大林运用他熟练的手腕，不仅维持了其在战时同盟里对他有用的利益，而且巩固了对东欧的控制。不过，到1953年，西方国家已经动员起来反对他，甚至他的朋友和中立国也已经与他疏远。除了南斯拉夫，莫斯科对东欧地区的控制好像是绝对的，但是那里的经济状况正不断恶化，反对苏联的愤怒情绪正在积聚。在中国方面，其最高领导人虽然表面上服从斯大林，但不满情绪却与日俱增，不久两国就闹翻了。在奥勒加·特罗亚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他不久后成为赫鲁晓夫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看来，斯大林留下的遗产“是骇人听闻的。国际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紧张，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斯大林十分倚重军事实力。在西方人看来，他的常规兵力好像已经强大得足以横扫整个西欧。为了使西方对其感到更加惧怕，苏联于1949年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1953年又成功研制了第一个热核装置。但是苏联的实力远没有其显示的那么强大。苏联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图-4是美国B-29的仿制品，除了进行有去无回的单程自杀性轰炸外，图-4是不能到达美国本土的。一个美国顾问委员会于1953年中期警告说，苏联可能会向美国投放多达100枚原子弹，从而造成1300万人的伤亡，摧毁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业潜力。不过在赫鲁晓夫看来，图-4“生产时已经过时了”，还有另外一种轰炸机的几种型号在试验飞行阶段就发生过坠毁。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于1956-1957年间进入现役。当一名飞机设计师向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保证这种飞机在轰炸美国时可以在墨西哥降落时，赫鲁晓夫回答道：“你认为墨西哥是什么啊——我们的丈母娘吗？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都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吗？”
斯大林开始紧急开发洲际导弹，但是离洲际弹道导弹投入现役还有数年的时间。更为糟糕的是，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火箭方面是“技术上的白痴”。当导弹设计师谢尔盖·科罗里奥夫（Sergei Korolyov）向主席团汇报他的计划时，这位卡里诺夫卡原来的羊倌和他的同僚们“呆呆地看着他给我们看的东西，好像我们是一群第一次看到大门的绵羊似的。当他给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一枚火箭时，我们觉得这除了像一根巨大的雪茄型钢管外什么也不是，我们不相信它可以飞起来。……我们就像身处大市场的乡下人。我们在火箭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地摸摸敲敲，想看看它是否足够结实——除了舔舔它是什么味道外，其他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做了”[7]。
美国有着强大的制空权，对此他们大加炫耀。“我们被美国的空军基地所包围，”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目标，美国从位于挪威、德国、意大利、韩国和日本机场上起飞的轰炸机随时可以对我们发起攻击。”在战后初期，美国飞机不停地飞越苏联领空，其中一些是高级侦察飞机。有些是为了刺探苏联的雷达和防空系统，还有一些是投放特务或是向特务投放物资的。虽然大量低空飞行的飞机被击落，飞行员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获，但这种飞行对斯大林的同僚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却是破坏性的。“美国对我们奉行傲慢和咄咄逼人的政策，”赫鲁晓夫说：“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示其强大的机会。美国人不停地派遣飞机深入我们的领空，有时甚至到了基辅上空。”[8]
除此之外，一场争夺斯大林后领导权的斗争迫在眉睫。他的接班人都发誓要进行集体领导，但是他们也知道除了一人领导外苏联不可能有其他的统治方式，因为他们除了奋力攀上权力巅峰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内外政策成为这场斗争中各方使用的武器，所有的竞争者都玩着双重的或是三重的游戏。这使得苏联在国际上面临着可怕的局面。资本主义者“知道我们在斯大林死后处于复杂而困难的形势”，赫鲁晓夫后来说：“斯大林留下的领导层谈不上有什么坚强的力量，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分歧。”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进行深刻的变革显然是必需的。但是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制度又经过了32年的实践，到了失败的边缘，这种变化仍然是痛苦的。难道在50年代进行这种变革不是更容易吗？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仍然能带来快速增长，况且很多人想要的只是使共产主义制度更具人性化，而不是抛弃它。但是当斯大林的接班人是那些他亲自提拔并训练出来的时候，这种变革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四天的国哀期间数以千计的人瞻仰了斯大林的遗容。四天后，在附近的普希金大街，政府残酷镇压了一次动乱，至少有一百人在镇压中丧生，斯大林的葬礼终于在阴冷灰暗的3月9日在红场举行。[9]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现在的列宁-斯大林陵墓顶上向集会的群众发表讲话时，他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皮帽，除了贝利亚，他的那顶宽边黑帽压得很低，差点盖住了那副著名的夹鼻眼镜。他们呼出的气息在冰冷的空气中清晰可见。在西蒙诺夫看来，只有莫洛托夫“这个坚若磐石般的领导的讲话里流露出了一种热爱与悲伤，还有一丝的震悚”。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讲话中“没有任何的怜悯、激动或是若有所失”，相反却给人如此的印象：“他们终于掌权了，对此他们感到欢欣鼓舞”。作为葬礼活动的主席，赫鲁晓夫远远地站在左边，他的表情悲伤而隐晦。
在接替斯大林的总理职务后，马林科夫现在主持主席团会议，这是自列宁时代开始就形成的惯例。此外，他的两个门徒，米哈伊尔·别尔乌辛（Mikhail Pervukhin）和马克西姆·萨布罗夫（Maksim Saburov）也加入了主席团，而另一位支持者尼古拉·萨塔林（Nikolai Shatalin）则供职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很显然是在同事们担心其权力过大的促动下，马林科夫于3月14日退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然而他的同党贝利亚，不仅控制了警察力量，而且还掌管着国家的核和导弹计划，他还从斯大林的私人文件中没收了大量的材料，以勒索和毁灭他的同僚。[10]
尽管莫洛托夫的资格无人可及，但他好像对担任外交部长心满意足。3月14日，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但党的正式文件规定好像此职务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宣传和意识形态上，而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掌控之中。作为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本该在3月15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名马林科夫担任总理，但贝利亚却篡夺了他的这个权力。虽然长期以来都是第一书记签署政治局会议草案，但现在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集体批准。[11]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从种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认为，贝利亚把赫鲁晓夫看成是“二号人物”。在德米契夫（他是1950-1953年间赫鲁晓夫的助手）看来，莫洛托夫也有着类似的看法。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谢尔哥，一位历史学家，认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前的模式，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行使技术而不是政治职能，他们认为，依据他所具有的能力（或者不如说缺乏才能），赫鲁晓夫正好可以胜任这个不太重要的职位。[12]
在暂时分配了权力和位置后，接下来就是要制定内外政策。所有的领导人都赞成内外政策应有所变化（有些人对此甚至深信不疑），不过贝利亚却是主要的推动者，他甚至比马林科夫还要积极。贝利亚并非那种不讲实际的自由主义者，他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只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有着变革的冲动。提高其声誉和感召力的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进行攻击，攻击斯大林施行的所有法令。作为秘密警察的头子，贝利亚知道苏联的实际形势是多么的糟糕。贝利亚在犬儒主义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能力使得他没有让意识形态阻挡他的脚步。如果他取得胜利，他差不多肯定会消灭他的同事，至少可以阻止他们清除他自己。不过，他实施的大胆改革举动可以与赫鲁晓夫，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跟35年后的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