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在为战后乌克兰的管理挑选党和政府的干部，他将共青团干部瓦西里·科斯坦科召到位于密林里的一个指挥所里。他“那小而明亮的眼睛让我觉得好像能看穿我似的”，科斯坦科后来回忆说：“我努力不让自己讲太多的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他问到我时才回答是或者不是。他很健谈，有时也会跑题。这是一次很正常、很民主的谈话。”但是虽然赫鲁晓夫“看起来显得简单、不复杂，但他不喜欢也不允许别人和他太热乎，如果你在他面前卑躬屈膝，他会很喜欢你。”
原来赫鲁晓夫想让科斯坦科领导乌克兰的共青团。在被问到他是否知道他的共青团领导前任时，科斯坦科想：“他问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毕竟，不是每一个共青团书记都被清洗了，至少在N.S.赫鲁晓夫本人来到基辅后就有一个共青团书记没有被清洗。”
科斯坦科回答说他知道他们。“都是哪些人？”赫鲁晓夫想知道。科斯坦科回答：“一共12个人。”赫鲁晓夫要求：“给我列一个名单。”
“他的这个要求真的让我很惊讶。”科斯坦科说：“他要这个干什么？不过我还是把名单打出来了，并给他送去。”
“开车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室里，”赫鲁晓夫命令道：“以我的名义将这份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通过贝利亚办公室调查一下这个名单中还有哪些人活着。”
科斯坦科照他的吩咐去做了。当两个月后拿到这份名单时，他发现在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红铅笔做的记号。“已经没有人还活着了。”他回忆说。他将这份名单带到赫鲁晓夫那里，发现他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告诉他已经拿到他们核实的名单了，已经没有人还活着。他站起来，踱到窗前，向外看着，然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突然转向我说：‘他们无缘无故地就将人摧毁了。’”[29]
1943年底，赫鲁晓夫的助手帕维尔·加波契卡（Pavel Gapochka）给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头谢尔盖·萨夫琴科（Sergei Savchenko）送去了另一份48名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名单——有历史学家、作家、音乐家、语言学家和物理学家。萨夫琴科的任务是调查这些人中还有哪些人“回到乌克兰从事科学或文化工作”。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宣称有记录的46人中，26人已经被处以“最高的惩罚措施”（“被执行了适当的制裁”），还有16人已经被囚禁，“至于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没有更多的信息”。
现在没有关于赫鲁晓夫当时反应的记录。但是他准备这两份名单可以说明几层意义：这证实他并不完全清楚当时大恐怖的程度；这证明他宣称在50年代才发现事实真相是在说谎；这表明即使是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赫鲁晓夫的心里仍然想着文化与创造文化的人。他对在战争期间抽出时间给乌克兰知识分子送交的所有信件与请求都做出回应。他设法让诗人特切娜（Tychyna）被批准入党；他邀请多夫仁科和他一起在前线参观视察，当时多夫仁科的声望再次得到人们的认同。[30]
赫鲁晓夫很欣赏图片和电影这些宣传工具，并确保他自己在这两种宣传媒介里都能得到体现。他的助手加波契卡也担当他的非正式摄影师，在战争期间经常“抓拍”赫鲁晓夫的镜头。多夫仁科将他的电影拍摄计划呈递给赫鲁晓夫，然后再从他那儿得到建议。就在哈尔科夫灾难的前几天，赫鲁晓夫还抽出时间给他的学生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不够完美的观点与民族意识问题，并强调了他对乌克兰的热爱，不过担心乌克兰人已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他建议“应该编撰一部历史文献，反映乌克兰从纳粹铁蹄下解放的历史。文献编撰得要严肃、有意义，并且还要文笔优美，这样人们在未来才能记住这段历史，这样的文献才能在选集中重印，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才能为人所引用”。“N.S.赫鲁晓夫美好而富有见地的想法，”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里承认：“必须在这部文献中得以体现。长度在15-20页，也可以更少一些。我必须为这部文献作准备，并需要诗人、作家和作曲家的声明。这里赫鲁晓夫还提出了乌克兰民歌的问题。”
1943年夏天，多夫仁科将他名为《烈火中的乌克兰》的电视脚本呈送给他的保护人：“我在村庄里将电影脚本念给N.S.赫鲁晓夫听，直到凌晨两点钟。N.S.赫鲁晓夫很喜欢这个脚本，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脚本可以单独出书，用俄文和乌克兰文两种文字出版。这样人们就可以读懂了，他们就可以了解乌克兰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
赫鲁晓夫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对一个电影脚本倾注如此的精力是值得称道的，但多夫仁科得到的结果并非全部是喜悦。赫鲁晓夫批准“立即而且是原封不动地”出版电影脚本。但是斯大林对这个电影脚本并不喜欢。“说得轻一点，”他在1944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这部作品篡改了列宁主义。……多夫仁科的脚本中包含着严重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这是对党的政策的公开挑战。任何读过多夫仁科‘烈火中的乌克兰’的人都能看出这就是一种攻击。”
当然，任何人并不包括赫鲁晓夫。也许他对乌克兰在战争期间所蒙受损失的强烈情感让他看不到脚本中的“错误”：脚本主要写的是普通的村民，只有四处提到了斯大林；缺乏非乌克兰化的特征；披露的内容说明苏联统治方式让乌克兰在希特勒进攻面前显得很脆弱。很显然，赫鲁晓夫忽视了多夫仁科认为的他脚本中的要点：“在可恶的希特勒的进攻面前放弃整个乌克兰是错误的，虽然我们解放了乌克兰，但乌克兰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这些解放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被解放者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却瞧不起那些被解放者，并认为他们对我们是有罪的。”难怪赫鲁晓夫拒绝在1943年12月31日会见多夫仁科了。1944年1月3日，他们之间的会面也是很不愉快的。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中坦言：“看起来好像他不是N.S.赫鲁晓夫，我也不是我自己。”他好像是个“冷酷无情的无神论者与判官”，而多夫仁科则“是一个道德败坏、身负重罪的罪犯，一个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说：“我们将重新考虑你的作品。我们不会就这么听之任之的。”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主啊，给我力量吧。赐给我智慧，让我原谅看起来身材矮小、善意的N.S.赫鲁晓夫，因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根据斯大林的紧急指示，赫鲁晓夫亲自过问了惩罚多夫仁科一事，他签署命令，解除了多夫仁科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主任的职务。这位电影制片人的垮台标志着斯大林已经从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反对德国人转向了再次攻击他们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但是在私下里，赫鲁晓夫还是努力设法控制反对多夫仁科运动的范围，尽管他的目的也许只是努力避免自己受到牵连。[31]他向斯大林承认他已经读过“烈火中的乌克兰”，但是声称“我四分之三的注意力都被敌人的进攻占据了，因此未能集中精力关注多夫仁科作品的文字。我向斯大林解释了此事。他说我是在努力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32]
斯大林的判断是对的，赫鲁晓夫是在推诿责任。在斯大林去世后，他亲自过问，给多夫仁科“平反昭雪”。[33]
赫鲁晓夫钦佩那些作战勇敢、不知疲倦、办事认真、为人清廉的军官，他鄙视那些粗鲁、没有教养，或是夸夸其谈的纨绔子弟，特别是那些爱吹牛与酗酒的人。总之，他喜欢与不喜欢的素质也就是他本人看重或是抵触的那些。
在战争的头几年里，赫鲁晓夫与罗吉昂·马利诺夫斯基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马利诺夫斯基后来成为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出身甚至比赫鲁晓夫还要低微，但是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他的命运。“我想他的母亲并没有结婚。”赫鲁晓夫回忆说：“不管怎么样，他从来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是由他的姨妈带大的。……”我们很难想象赫鲁晓夫和一脸刚毅的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回忆他们母亲时的情景。赫鲁晓夫还记得当听到一个与之关系很好的军官自杀的消息时马利诺夫斯基“泪流满面”的样子。就是这位自杀的军官在临死前留下的一张短笺使马利诺夫斯基在斯大林那里遇到了麻烦，在短笺最后签名的一面有一句话“列宁万岁！”由于这张短笺没有说“斯大林万岁！”因此这位独裁者指派赫鲁晓夫“时刻监视马利诺夫斯基的行动。我只得时刻监视着他，甚至在他就寝的时候，看他是不是合上了眼睛，真的睡着了”。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说出了他当时的使命——结果发现马利诺夫斯基“早就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跟着他，住在他的隔壁”。幸运的是，赫鲁晓夫继续说，马利诺夫斯基“了解我的为难处境，没有因此怀恨我。他知道只要他在忠实地、胜任地做工作，我不会去干扰他，我在向斯大林汇报时一定会说他的好话的”。
对现在是马利诺夫斯基上司的赫鲁晓夫说出这种话是一种谨慎的做法。但是除了反映马利诺夫斯基的机敏外，这个故事还证实了赫鲁晓夫三件事：他对斯大林的指示感到不满（“我一点也不喜欢干这样的事”）；他还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做了；25年后，他仍然存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他对斯大林的影响使马利诺夫斯基得以保全性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拯救了马利诺夫斯基，使他不致成为斯大林动辄抓人杀人冲动的牺牲品。也许是战时的实际需要使斯大林忍住了他的愤怒与猜疑。然而，也有可能由于我为马利诺夫斯基讲了好话而救了他。毕竟，我对斯大林的影响不是微不足道的。”
安德烈·格列奇科战后在基辅赫鲁晓夫的身边工作，从1960年开始指挥华约军队，他在解放基辅的战役开始前来到赫鲁晓夫的指挥所。“我记得当时太阳正在西沉，”赫鲁晓夫后来说：“那是一个温暖的黄昏，虽说秋天已经来临了。我们走到户外，我们把外套朝后披在肩上。格列奇科驱车前来，直接向我汇报。我与他结识已久并对他深为敬仰，因此我可以取笑他高得出奇的身材：‘将军同志，请你后退一点，让我好用眼睛看看你。’他笑了。”
赫鲁晓夫喜欢脚踏实地的工作，勇敢的格列奇科能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那些作战勇敢的人都喜欢和赫鲁晓夫呆在一起，能听从他的意见。“我不是那种没有缺点的人，包括自负。”赫鲁晓夫承认：“能成为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我当然很高兴。……”甚至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政期间被迫退休的华西列夫斯基也承认赫鲁晓夫“是个精力充沛、勇敢的人，他经常与部队在一起。他从来不呆在办公室或是司令部里，而总是想与人见面与交谈，我必须承认这些人都很喜欢他”。
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与赫鲁晓夫在伏尔加河边的大草原上驱车前行，他们在路边一个废弃的小屋里停下来吃饭。在他们的不远处站着一对年迈的夫妇。“那位老人满脸胡须，面色阴沉。”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当赫鲁晓夫向他们致意并问“生活怎么样”时，那位老人咕哝道：“你说什么，生活怎么样？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这位老人曾是黑海边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他过去曾与“尼基塔”见过面并交谈过。那时的乌克兰党委书记现在穿着一件普通的大衣，帽子上没有将军的徽章，也没有其他的标志可以表明他就是赫鲁晓夫。“你难道不认识这个人了吗？”华西列夫斯基问道。
“不，我不认识。”
“过来！仔细瞧瞧！”
这位老人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惊呼起来（他用亲密的第二人称称呼赫鲁晓夫）：“真的是你吗，尼基塔？你也在这儿啊？”
“赫鲁晓夫高兴得简直不能再高兴了，”华西列夫斯基总结说：“他开始拥抱这位老人，这位老人也同样报以热情的拥抱。当然，拥抱过后，赫鲁晓夫就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共进早餐了。”
在任何情况下，越过第聂伯河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斯大林坚持不得晚于11月5日或6日拿下基辅，以迎接1943年11月7日的苏联革命26周年纪念日。[34]苏联的军队和坦克从位于赫鲁晓夫原来别墅不远处涉水渡过第聂伯河。[35]基辅解放的那天，几辆美国提供的吉普车将苏联的显要人物带到了破败不堪的城市里，朱可夫和他的护卫坐在第一辆车里，赫鲁晓夫和多夫仁科跟在他们后面。“在驱车通往基辅的路上，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赫鲁晓夫后来解释说：“这是一条十分熟悉的道路，战争前我常常从这里来往于办公室和我的别墅之间。我们通过了郊区，来到了克列夏季克。……”通过中央百货大楼后，他受到了一位身材矮小、满脸胡须的老人的欢迎，他“伏在我的肩上，吻我的双颊。我深受感动”。那天早上，一位摄影师拍摄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赫鲁晓夫正在安慰一位哭泣的妇女，当他拥抱她时也是泪流满面。
后来先头的队列来到了谢甫琴科纪念碑前，赫鲁晓夫在纪念碑前庄严地低头致意。德国人在逃跑前付之一炬的基辅大学仍在冒着火焰。“那些屠夫们应该被烧死！”赫鲁晓夫向朱可夫大喊道。愤怒与狂喜交织在一起，“对我而言，这是个特别高兴的日子。毕竟，我得对乌克兰‘有所交代’，我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这里有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足迹。……”
